14．寻找圣杯(1)
列克星顿，肯塔基州
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我开着租来的车，穿越列克星顿北部被白雪覆盖的连绵群山。那里的土地被分成了一个个马场，黑色的四板围栏简单明了地勾勒出了农场的范围。我的车像被催眠了似的驶过农场和长满槲寄生的树木，来到了一条只有孤零零的双车道的路上，这就是CR1977县道。CR1977沿着山丘高低起伏，绵延伸展，然后随着山势下降而逐渐消失。这条路穿过一个农场向北延伸，那里有十几匹种马、公马和母马。随后，道路延伸开去，又经过了马斯特森马术基地，一个大型马场。
接着，它拐了个弯，露出了一堆在公路后面远远地建起来的又高又硬的砖房。如果不是高高矗立的体育场灯，这些建筑很可能会被错认为19世纪的工厂。如今看得出来，这里是联邦医疗中心，1 700名囚犯的家。
我下了车。监狱方面已经拒绝了我参观内部设施的要求。所以，150码是我能离这个美国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故事中最奇怪的纪念碑之一最近的距离。在1935年建立的时候，这座联邦要塞被称为麻醉品农场。罗斯福政府视其为“针对药物成瘾者的新政”。
按照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品税法》，上千名吸毒者被定为罪犯，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他们仍然孜孜以求毒品，扰乱了监狱的生活。于是，政府建了这个麻醉品农场来安置他们。
这种地方并不多见——既是监狱又是治疗中心——40多年来，它反映了美国对待阿片类药物和毒品成瘾问题的反复无常。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实行种族隔离的年代，来自美国各地的黑人与白人、同性恋与异性恋、拉美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中国人、男人和女人共享着肯塔基州这一块1 000公顷的土地——大家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海洛因。许多人是在服刑；还有一些人，比如像“垮掉派作家”威廉·巴勒斯，是主动来戒毒的。
农场强调户外工作是戒瘾的疗法。犯人们挤奶，种植西红柿和小麦，为监狱供应食物。这里还有一家罐头厂，一个收音机维修部，一个做假牙的牙科实验室。管理者认为，娱乐活动也是治疗。瘾君子们打篮球和网球；农场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一个保龄球馆，还有几个教编篮子的班组。
1940年代，在纽约，查理·帕克把摇摆爵士乐改了个天翻地覆。数百名年轻的纽约音乐人因为崇拜这位中音萨克斯演奏家而开始吸食海洛因，希望能演奏得更像“大鸟”(2)。1955年，查理·帕克死于毒瘾发作，他的身体和艺术都被毒品所侵蚀。而那些纽约音乐人中，许多都进了监狱。一代比波普爵士乐的年轻朋克迷，戴着墨镜来到了农场：桑尼·罗林斯、李·摩根、霍华德·麦基、埃尔文·琼斯、切特·贝克、塔德·达梅隆、杰基·麦克林、桑尼·斯蒂特等。他们挤在一起好几个小时，组成了从未录制过唱片的一支支乐队，为农场的囚犯以及获准到场的列克星顿的嬉皮士们演出。农场的一支爵士乐队还去《强尼·卡森今夜秀》做了表演。
听说麻醉品农场的故事时，我正在努力弄明白，几十年以后，一个墨西哥小村庄是如何在全美各地以及一些几乎对毒品一无所知的地方销售海洛因的。而我渐渐明白，这些故事的线索最终都是相互联系的。
多年来，这个农场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成瘾研究中心，其原因在它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再一次向医生展示了吗啡分子所提供的仁慈的止痛效果。医生记忆犹新的是，海洛因出现后的最初几十年，这同样清楚地表明，服用阿片类药物的人经常会因成瘾而备受折磨。尽管他们可能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如农场工作、团体治疗或者入狱，但是能在康复专家的帮助下真正摆脱阿片类药物的成瘾者从没超过10%。剩下的人会复吸，成了吗啡分子的奴隶。这对于科学家和医生来说，似乎是一种耻辱。人类真的注定要失去一切吗？难道它就不能只造福不作恶吗？难道顶尖的科学家们就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既能从吗啡分子中提取止痛特性，又能摒弃其令人痛苦的成瘾性吗？
1928年，日后将渐为人知的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CPDD）召集全美最优秀的研究人员聚集一堂共同探讨这些问题。小约翰·D.洛克菲勒用他父亲留出的钱组织了这次会议。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促进了政府、学术界和工业界药物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德国科学家通过这种合作，开发出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药物。但德国对美国的药物供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了，一战之后，美国科学家得出结论说，美国是脆弱的，因为美国的药物研究很随机，而且毫无章法。
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为化学家、药理学家、学者和工业科学家提供资助，以期找到一种非致瘾性止痛药。1905年发明的奴佛卡因，避免了牙科领域对致瘾性可卡因的需求。为什么不用吗啡来替代呢？这种药可以洗刷医生的恶名，20世纪初，医生因为广泛开具海洛因处方，给人们留下了贩卖危险药物的愚蠢商贩的坏印象。与此同时，学者们期望能迎来一个将现代科学研究应用到药物上的新时代。执法部门则希望出现一种非致瘾性止痛药，它能减轻其在试图根除鸦片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后果。
研究人员将这种药物称为“圣杯”，他们计划在本世纪的余下时间里，甚至花更长的时间来寻找这种药。
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来研制这些新药。在密歇根大学成立了另一个实验室，在动物身上测试新药。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在人类身上测试新药的地方，一个随时有大量的吸毒成瘾者可供测试的地方。
1935年，美国麻醉品农场开张。
农场有一个名为成瘾研究中心的区域。几十年来，该中心在囚犯身上测试了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资助的化学家生产的每一种主要的阿片制剂：盐酸氢吗啡酮、德美罗、达而丰、可待因、氯丙嗪以及许多安定剂和镇静剂。农场的实验表明，美沙酮持续的时间更长，并且不会像海洛因那样让吸毒者产生极其兴奋或者极其低落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会刺激他们疯狂地寻找海洛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沙酮可以作为海洛因的替代品。
成瘾研究中心包括精神病学家、生化学家、生理学家、药理学家、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四名警卫。他们对吗啡与人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成瘾研究中心研究开发了首批定量的量表，用来衡量成瘾程度、戒断反应严重程度以及许多药物的致瘾性。40多年来，刑期长的海洛因和吗啡成瘾者会自愿参加研究，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毒品。研究结束后，受试者将会有6个月的康复治疗期，以确保他们身体不会再对毒品有依赖性。
当美国科学界组织起来寻找一种非致瘾性止痛药的圣杯时，是这个农场让这项研究有了可能性，并让希望一直都在。研究人员把自己的使命看得很简单：防止另一种海洛因；防止另一种未经适当研究就跑出来的高致瘾性药物在全美各地散播。由此，他们认为对狱中犯人进行实验是正当的。“成瘾研究中心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致瘾性药物摧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公共健康。”南希·坎贝尔、J.P.奥尔森以及卢克·沃尔登在《麻醉品农场》这本关于该机构的引人入胜的书中写道。
列克星顿的这项研究产出了几百篇学术论文，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项关于成瘾的严肃研究。世界卫生组织也依靠它获取数据。成瘾研究是作为一个科学领域出现的，成瘾研究中心的工作员工是最早将成瘾理解为一种慢性脑功能紊乱，而不是一种性格缺陷或犯罪的人。1970年代，成瘾研究中心被关闭，当时美国参议院教会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发现成瘾研究中心在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下对囚犯进行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实验。就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农场也被改造成了今天的监狱和医院。
然而40年来，在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寻找圣杯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药物，都在肯塔基州列克星顿的麻醉品农场对犯人进行了测试。
刚开始的时候，弗吉尼亚大学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林登·斯莫尔合成了一种他称为麦托朋的药物。这种药物有一些吗啡的止痛特性，但是没那么致瘾。麦托朋没有达到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所追求的理念。然而，它被用来证明不会让人上瘾的吗啡类止痛药——那个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杯——是有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发现的。
这个目标激励了新一代的药物研究人员，并适时地激发出了一些革命者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治疗美国大地上的痛苦。
(1) 公元33年，也就是耶稣受难前的逾越节晚餐上，耶稣遣走犹大后吩咐11个门徒喝下里面象征他的血的红葡萄酒，借此创立了受难纪念仪式。后来很多传说相信这个杯子具有某种神奇的能力，如果能找到并喝下其盛过的水就将永生。——译者
(2) 查理·帕克的绰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