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将北京、上海节点的工程转包给亚信

到1993年年初，田溯宁所提出的计划更多是希望建立一个称为亚信日报（AsiaInfo Daily News）的公司，其内容为电子布告栏的副产品，计划是提供着眼于中国的新闻订阅服务。到1993年年底，亚信日报终于成立并开始运作，亚信日报的内容包括翻译过的政治、娱乐和金融新闻，都是与中国相关的信息。丁健负责技术部分，田溯宁则负责管理、市场及营销，但订阅用户实在少得可怜。这两个人可能是第一批了解了中国人不会为了互联网上的内容而付费的企业家。

亚信日报并不成功，但为他们赢得了小范围的名声。1994年9月，中国当时的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中国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这个互联网节点建设工程需要有人为当时的邮电部中国电信做中文培训，Sprint找到了亚信。虽只面对7个受训的学员，未脱书生气的亚信团队仍用两个星期准备出了三本厚厚的资料。就这样，他们与Sprint建立了最初的合作关系。

Sprint是全球三大电信巨头之一，后来名满互联网的风险投资人、软银的阎炎，也曾在1994年前效力过这家公司。不过，这一次，Sprint为自己的傲慢和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中国电信签好合同的Sprint对中国新兴的Internet市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原本委托马里兰的一家咨询公司负责，但只是帮忙检查工程方案的亚信很快便凭借着自己的嗅觉发现了对方的设计中的一些错误，从而赢得了Sprint的信任，于是Sprint把这个项目转包给亚信。这个单子最初的报价是400万美元，转给亚信的时候只有20万美元。

Sprint的这个单子虽然只有20万美元，比起亚信最早在国内接到的费用为220万美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网页系统的单子，虽只是个零头，但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奠定了亚信日后的商业模式——做互联网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也由此形成了亚信最早的创业团队。

亚信最早的创业团队是一支互补性很好的团队。年长者刘亚东负责管理，刘亚东曾经是美国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他加盟亚信的故事很有趣。加盟亚信前，刘亚东本是美国万通的总经理，他一直很看好田溯宁和丁健，知道这两个年轻人要投资，就带着他们去见万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当时到美国来做投资业务学习的王功权。王功权虽然没有听明白田溯宁和丁健想做什么，但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了，入股了25万美元，占8%的股份，并把心情同样激动的刘亚东一起推荐去了亚信。王功权的逻辑是，既然刘亚东这么看好亚信，为什么不一起加入呢？

来自当时的邮电工业总公司的郭凤英有很强的销售经验，亚信早期的销售几乎全部仰仗她。丁健、赵耀、张云飞研究技术，张云飞系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曾在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负责系统分析、咨询和项目管理，也曾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赵耀系北京大学毕业生、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生，曾在纽约大学的资深系统做设计师。

而统领众人者，正是充满理想的田溯宁。这在当时，是一支梦之队。

如前所言，中国电信在北京、上海开通两个节点，一开始只是中美两国之间加强相互开放的一种交代而已，在1995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大新闻，更无法称之为事件。但在一部中国互联网史中，这件事成为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这一年成为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亚信在北京、上海连接Internet这笔业务，要做的是：购买整套网络设备，调制思科501路由器，通过卫星连到美国，北京、上海之间用DDN光纤专线连接，然后开通电子邮件、Gopher（在谷歌等搜索引擎出现前的搜索应用）、新闻组（主题性召集，类似现在很多网站提供的小组服务）、telnet（远程登录）等互联网服务。

为了支持这些服务，亚信要在服务器端开发一些软件，但开发量不大，因为Unix操作系统本身有很多现成的软件可用，另外还有很多免费的软件。亚信写的第一个软件是中文telnet软件，用颜色命名，叫“粉”。

亚信同时需要让中文在Internet上传输，Internet上第一个传输中文的IETF标准[8]是亚信制定的。在此之前，Internet上没有传输中文的统一标准。

北京、上海试验网使用的路由器只有16个拨号端口，这意味着只能允许16个用户同时上线。北京、上海加在一起，一共32个拨号端口，一个端口大约能支持10～29个用户，所以此网络最多能够支持500个用户。不过对于当时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并不复杂，即便在当时尽管流传着只要能把“Internet”这个词拼出来就可以到亚信上班的段子，但也只是针对缺少熟悉和了解Internet的人而已，无法证明在当时的情形下，这些工作是多么的复杂、具备多高的技术门槛。它的意义在于，在此之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互联网连接都是限于小众层面的，上Internet的人更多的是因为拥有某种特权，而现在，这种特权因为田溯宁和丁健的努力而开始消融。

虽然北京、上海这两个电信节点的开通也不是为了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这更多地是因为一种承诺，是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的部长级谈判的结果。但此举有如打开了大众对Internet无比渴望的匣子，提供了一条公众对互联网进行连接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