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与“理势之争”
——读《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5)
细雨秋灯下，读王子今兄所著《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心情格外沉重。这重，来自该书的严谨、凝重和犀利，来自对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反思，更来自对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在道统、政统间依违两难，最终以身殉道的士大夫们悲剧命运的感怀。
诚如作者所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泛政治主义。治史是帝王家谱，是为统治者资治；为文的目的在于载道。“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第6页）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作者对后羿射日神话的新解，亦论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据《淮南子·本经训》言：“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尧乃使乔“上射十日”，而“万民皆喜”。“日”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例如“圣王在上则日光明，五色而备”（《太平御览》卷三引《易传》），“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韩非子·难四》）。孔子也明确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从这一角度出发，则可以理解‘羿射九日’的神话，其实是政治权力演化至于独尊、独断形态的历史阶段的见证。”（第7页）
任何一种权力之所以能长期维系，除了社会、经济等物质原因外，还必须有心理、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支持。君权独尊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正得益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对“权力的迷信”或“迷信的权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专司占吉卜凶的巫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唯一专业化的阶级，也是最早分化出来的脑力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生及政治生活的最初出现，因此往往身兼二任，成为最早的政治活动家，所谓“生为上公，死为贵神”是也。在人类历史早期，巫者为王及王者行巫，是种普遍现象，“然而像中国这样，由巫师最初推动的金车载着披着神秘主义外衣的政治权力持续行进数千年之久，则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特例”（第28页）。之所以如此，源于中国哲学／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这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使周代卜筮用书《易》，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易》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经，既是一种提供合法性的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种指导政治权略的政治实践著作。“《易》学作为巫卜参政或中国政治富于鬼神气息的象征，在官学、私学中受到普遍尊崇，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以突出其神秘性的手段放大其权威性的非凡的成功。”（第29页）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祭祀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大政，所谓“帝王之事莫重于祀”。直到20世纪初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仍要到天坛祭天，以取得合法性。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戎是实力，祀在于取得合法性，师出无名乃不义之师，因此祀在戎先。连秦始皇这样笃信赤裸暴力的帝王，对此也不敢稍有怠慢，而要奔走于东西各祭扫圣地之间。这种祭祀仪式，给中国帝王之权笼罩上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与中国相反，欧洲中世纪，王权小于教权，封建君主头上的王冠要经教皇加冕才具合法性。其神秘性和权威性，自然远逊于直接“奉天承运”，号称“天子”的中国皇帝。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便很难出现欧洲封建社会的教权与王权相争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君权独大，笼盖一切。
不过，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毕竟还有一种对无道的暴君进行匡正的理论，尽管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匡正。这便是长期形成的道统。从历史的主流来看，独立于政统的道统始终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便是道统的唯一承载者。
所谓道统，是儒家的一套道德理想。这一道德理想体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便是提倡“天下为公”的仁政。凡不符合仁政之标准者，便是无道。而士则有卫道、行道的责任、义务，进一步说，有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天职。以道自任的精神情怀，在孔子时代出现，并最终形成一种传之千古的理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言以蔽之，便是要超越个人利益而对社会有一种深切的关怀。然而现实政治与精神理想的差距毕竟过大，道统与政统间常有一种强烈的张力，有时甚至会演化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孟子很明显地察觉到了这种矛盾。于是他希望“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并明确提出道不屈于势，乃至尊于势的观点：“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但现实却完全相反，始终是势尊于道，故孟子又十分悲壮地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以身殉道、以德抗位，铸就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风骨和灵魂。明儒吕坤对孟子的理论又做了进一步提升：“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全集》）此言是为了鼓舞以道自任的士以圣人之权来与帝王之权相抗衡。
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和人格修养只有极少数真士才能持有，绝大多数士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科举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经学水平与政治能力同等看待（有时甚至更重经学水平），起码从形式上体现了政统与道统的合一，成功地将士整合到统治机器之中，成为统治体中的一员。即使“天下无道”，多数士人选择的仍是隐——一种独善其身的洁身自好。能真正以身殉道、以道抗势者，相对来说少而又少。但正是这少而又少、敢以身家性命卫道的真士，以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无私无畏精神，孤独地构造、凝铸了中国知识阶层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和魂灵。正是这种品格，才使这古老的、久经磨难的民族一次又一次再生……
现代化的发展、专业化的需求及科举制的废除，终于使以载道为己任的士阶层完全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知识分子。尽管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从思想到行为有诸多不同，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切社会关怀、那种以身殉道的磅礴气概，却是应当发扬光大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萎缩麻木，将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