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I 过去

01 上瘾的灵药

对于鳞翅目昆虫学家来说，蝴蝶翅膀上斑驳错综的色彩，就像家人的面庞一样熟悉。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对前者比后者还要敏感。

——理查德·福迪（Richard Fortey），

《干燥储藏间一号》（Dry Storeroom No. 1）

无论怎么看，赫尔曼·斯特雷克（Herman Strecker）都是个很古怪的人。他长着一张大长脸，大长脖子，还有更长的、野蛮生长的胡须，看起来就跟摩西似的。那双深陷的眼睛里充满了哀伤。他蓬头垢面，如痴如狂，不脱鞋不脱裤子就上床，将自己裹进床单里面。

白天，他是一个贫苦的石雕匠人，专门在孩童们的墓碑上雕刻天使。可到了晚上，斯特雷克就堕入了一种更加深沉、更加黑暗的欲望——一种最终主宰了他整个人生的贪婪的冲动当中。有的人想要有钱，有的人想要拥有华服、豪车、名望、美宅，还有的人，想要掌控政局。

斯特雷克想要的，是蝴蝶。鳞翅目。（Lepidoptera是蝴蝶和蛾类的拉丁文学名，lepidos是希腊语中“鳞片”一词；后文将详述。）他渴望拥有地球上每一种蝴蝶的标本，每种至少一号。他已经接近成功了。他于1901年去世，在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中，他已经积累起了5万号标本。我无法想象有这么多数量的任何东西堆在家里。他的家中一定只剩立锥之地了。

和英国的银行世家子弟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Walter Rothschild）的225万号标本比起来，这只是个小数目。沃尔特勋爵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建立了专门机构来容纳这些藏品，并雇人照管。斯特雷克绝不在那1%的富豪之列，然而在当时的北美洲，他的收藏规模是最大的。考虑到他非常穷，我猜想那些插着针的死蝴蝶一定塞满了他那并不宽敞的住处的角角落落。

斯特雷克是他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事实上，他恰恰与维多利亚女王同一年去世。他悲剧的一生经历了死婴、贫困、年少早逝的女子、饥饿，还有一种极致的辛酸，让他的故事听起来仿佛直出自埃德加·爱伦·坡的笔下。其实，这个石雕匠还真的为费城一位客户的豪宅入口通道雕过一只乌鸦，看起来倒是和他的形象十分相称。就像爱伦·坡的《乌鸦》里的情人慢慢沦入疯狂一样，斯特雷克是一个狂热躁郁的人。年纪越大，他就变得越发极端。

他曾写道，自己是个“杂食者”。他永不满足，就像追逐黄金的迈达斯（Midas）。“真让我魂牵梦绕啊。”在搜寻一种公认难以获得的外国蝴蝶时，他对一个朋友说。当另一个人寄给他一只他渴望已久的鸟翼凤蝶时，他写道：“看着这只华美的鸟翼凤蝶，试图表达我的情感已是徒劳。我只是想到童年的梦想成真了，因为自从五岁起，我就在为绿鸟翼凤蝶牵挂辗转了。”在另一封信里，他诘问道：“上帝为何要给我们种下无法压抑的欲望，却又断绝了满足欲望的途径？”

孩提时，斯特雷克曾获准在费城一座自然博物馆里阅览一些昂贵的手绘蝴蝶书。19世纪早期的美国北方，文化生活枯燥单调。城市和乡镇都被木柴和煤炭烧出的煤烟和污垢覆盖着。除了最有钱的人以外，甚至大家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灰色的。印刷品的世界，同样是黑白的。

相反，这些手绘书籍则因奢华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其中描绘着遥远的热带国家的蝴蝶，异域风情十足。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这些书就相当于现在的史诗大片。

我猜想，儿时的斯特雷克完全被这些书征服了，就像我被那幅透纳的画征服一样。色彩女神走进了他那被煤烟、贫穷和绝望主宰的世界。他挥起捕虫网，开始在家附近抓蝴蝶，用针将它们钉在板子上保存起来。这份沉迷让他的父亲怒不可遏。接下来就是一次次严父式的责打，但斯特雷克不愿——又或许是无法——放弃自己对美丽和阳光的执着追求。

斯特雷克并不孤独。在维多利亚时代，收藏和命名上帝创造的生灵，是一项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被社会所认可的事业，就连女性也获准参加。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收藏昆虫标本不仅被认为是一项健康的活动，还是一种向上帝和他在人间的杰作致敬的方式。因此，即使在人们提起玩乐就皱眉头的死板文化中，这项活动也是被人接受的。

事实上，人性中存在着一种“清查盘点的义务”，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迪在个人回忆录《干燥储藏间一号》中如是写道，这本书是关于时至今日仍然杂乱无章地躺在伦敦的自然博物馆后屋里的宝藏的。

这种“义务”源自《圣经》中的记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从《创世记》中读到，上帝为地球上生活的万物赋予了形体，然后命令亚当为它们命名。它们在被命名之前，当然先得被收集起来了。

“收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全民爱好。”吉姆·恩德斯比在《庄严的自然》（Imperial Nature）中写道：“从贝壳、海草、花卉、昆虫到硬币、签名、书籍、巴士车票，维多利亚时代的每个阶层都在搜集自己的宝贝，给它们分类和排序，再拿自己不需要的藏品去和其他发烧友交换。”（巴士车票也行？）

人们由此爱上了户外活动，走出去只为了追求野外的乐趣，为了享受一段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蝴蝶相伴的快乐时光”。但对有些人来说，收藏的瘾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文化风尚，其痴迷可以说是镌刻在基因中的。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数众多的最老到的蝴蝶收藏者是彼此相识的，他们会定期通信。被普遍认定为北美洲顶尖专家的斯特雷克，就是这个圈子的一员。可是最后，其他收藏者开始怀疑，斯特雷克在参观他们的收藏时，偷偷顺走了一两号标本。他渐渐被人冷落了。

他开始受人责难。他抨击同行，又被人家回击。有人称斯特雷克为“昆虫学界的蜘蛛”。1874年，一位收藏者，也是他曾经的朋友，在“中央公园事件”中指控他从后来的美国自然博物馆偷了标本。指控者在蝴蝶收藏界享有盛名，广受信任。

这件事据说是这样的：斯特雷克戴了一顶林肯总统戴的那种大礼帽，帽子里面藏了一块软木板，上面插着他偷来的标本。传言始终未得到证实，可是很多博物馆仍旧不许他参观藏品。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里，也没有发现其犯罪的证据。他受到指控可能是因为性格怪异。他的热爱太过深沉，使自己在同行中显得格格不入。

斯特雷克在潦倒中死去。他的收藏现在保存在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里，此外还有60万份信件和书籍，至于这是见证了他一辈子舍身奉献的爱，还是不可自拔的瘾，那就见仁见智吧。

斯特雷克的传记作者，也是《寻蝶人》（ButterflyPeople）的作者威廉·利奇（William Leach），称斯特雷克为蝴蝶世界的“反叛传统的人”（规则破坏者）。利奇相信斯特雷克并未犯下偷窃的罪行，他和其他收藏者——很多来自富裕阶层——相处不好，是因为他好斗的性格。我们在电话中聊过，探讨了斯特雷克对收藏蝴蝶的渴望是否天生注定。

“我也有同样的基因，”利奇告诉我，“我完全理解这个人。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是一种不请自来的东西，它始于孩童与这种飞行的色彩初次的相遇。这会让孩子心中产生某种感觉：我要那个。我要。”

但那个，利奇警告说，只是开始而已。

他说，你对蝴蝶，再然后是蛾子——都是鳞翅目嘛——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沉迷其中。

“蝴蝶，”我得到了好几个研究者的警告，“只是入门的毒品而已。”

于是我们便跌入爱丽丝的兔子洞中。

那么，蝴蝶身上有什么东西，如此轻易、如此广泛地勾起了地球上的智人物种的兴趣呢？仅仅因为它们是漂亮的小生灵吗？又或许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我们星球进化不息的故事的一个符号，我们与其他所有生命体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一个符号，是生命轮回的一个符号？

地球上生活的物种总数也许多达万亿，其中大多数都尚未被发现。大约120万个物种已经被命名，并得到了正式的描述。鉴于只是从不到200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才认真严肃地开始为所有生命体命名的任务，这个进度就算挺不错了。但直到很多很多辈人之后，我们才会真正掌握仅仅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物种。谁又知道，在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之外，宇宙之中会有什么呢？分子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肯普（Christopher Kemp）这样总结道：“对于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悸动着、震颤着的大自然，我们知道的是多么少啊。”

迄今为止，地球上的物种多半是单细胞生物，包括有细胞核（细胞中容纳DNA的中心结构）的和无细胞核的。但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植物和动物。多数动物是多细胞，能够移动的；多数植物是多细胞，不能移动的。（不过，当然了，这条规则是有例外的。）

对植物而言，已知的物种不到40万种。相比之下，已被命名的昆虫物种现在大致有90万种。再对比一下已知的哺乳动物物种数：大约5400种。

故云：昆虫说了算。

“进化乃多样性之父。”昆虫学家大卫·格里马尔迪（David Grimaldi）和迈克尔·恩格尔（Michael Engel）在《昆虫的进化》（Evolution of the Insects）中写道。这本书是昆虫学家们翻烂了的教科书。由于昆虫已经存在了几亿年——当然比任何哺乳动物都久——又由于很多昆虫物种经过地球上几次残酷无情的大灭绝事件仍然存活了下来，它们多到数不清也是有道理的。

昆虫是节肢动物，即具备外骨骼的生命体中的一类。它的起源要一直上溯到迷人的寒武纪世界，那时，大自然的进化实验玩过了火，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突如其来，导致了海洋中的生命大爆发。从大约5.4亿年前开始，节肢动物统治了地球。它们代表着当时最棒的生存策略。

作为节肢动物，蝴蝶可以一路追根溯源到这个时期，远早于骨骼长在身体里面的动物普遍出现的时间。“从衡量进化之成功的大多数维度——世系之绵长，物种之众多，适应性之多样，生物量之巨大，还有在生态方面的影响力——来看，昆虫都是无与伦比的。”格里马尔迪和恩格尔写道。昆虫已经存在了4亿年。而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似乎是1.4亿年前至1.2亿年前才出现的，大约是最早的开花植物出现的时间。就我们掌握的确切证据来看，直到大约5600万年前，地球上才有了现代哺乳动物，如灵长类和马。确如伟大的公众科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言：微小生命使地球运转。

“毫无疑问，”格里马尔迪和恩格尔写道，“其他任何生命体类群的多样性从未超过昆虫的一个零头。”当然，单细胞生命体除外。

那么蝴蝶的地位又如何呢？它们属于现存昆虫中第二大的目——鳞翅目，也就是翅上有鳞片的昆虫，包含大约18万个已知物种。（尚未被发现和命名的很可能比这多得多。）其中只有大约1.45万种是蝴蝶。如果算上一类被称为“弄蝶”的昆虫，这个数字会达到大约2万，有些科学家将它们归类为蝴蝶，有些则不。

另外16万种左右翅上有鳞片的飞行昆虫被称为“蛾”。我很好奇，蛾子与蝴蝶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相同，却又不同？

在耶鲁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我与一些正在帮忙整理学校大量收藏品的志愿者聊起了这个话题。“蛾子”这个词勾起的是嫌恶。谈论它们的时候，我们做出了经典的“辣眼睛”的表情：皱起鼻子，鼻孔微微张开，嘴唇向后咧，几乎像在嗥叫。而谈到“蝴蝶”时，大家的眼睛就亮了，笑容也浮现了。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形容人们对蛾子的厌恶——恐蛾症（mottephobia），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用来形容“对蝴蝶的恐惧”的正式词汇。很多即使害怕蛾子的人，也会觉得蝴蝶令人愉快。

在我们的讨论中，鳞翅目下的这两个类群触发了截然不同的情绪反应。“蛾子”很讨厌，有时会成为不速之客，侵蚀你的烘焙面粉，咬坏你的羊毛衣物，晚上还在你家的电灯周围飞来飞去地烦人，让你破财又劳心。另一边，“蝴蝶”则多姿多彩、精致、纯洁、善良、干净，需要得到保护，是为你园中的花朵画龙点睛的装点。

这些都是偏见。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反感蛾子。有些人喜欢它们，另一些人则靠它们维生。依据传统习俗，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会追猎大群半休眠的布冈夜蛾，然后把它们烤熟，要么当时就吃，要么磨碎做成可食用的蛋白质糊糊，他们可以方便地随身携带，就像印第安干肉饼一样。

另一些文化则发现了蛾子其他方面的用途。中国台湾有一种乌桕大蚕蛾，或者叫“蛇头蛾”，这种善飞的昆虫在受到威胁时会掉在地上，慢慢扭动，它的翅膀尖端看起来像一条蜿蜒的眼镜蛇的头。雌性乌桕大蚕蛾的翅展可达12英寸。当乌桕大蚕蛾破茧而出（蛾子是从“茧”里羽化出来的，蝴蝶是从“蛹”里羽化出来的），羽化成蛾的时候，当地人就会将已经空了的丝质茧壳当作手提包来用。

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蛾子和蝴蝶的区别，我原本认为那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决定进一步探索。

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蝴蝶标本收藏室中，助理馆员蕾切尔·霍金斯（Rachel Hawkins）陪我走到一个插着几号标本的盒子前。相比罗斯柴尔德的收藏，这份只有几十万号鳞翅目标本的收藏算小的，却也十分了不起，因为里面包含着一个后来被食人族吃掉的人采集的鳞翅目标本，还有一只被霰弹枪打下来的巨型鸟翼凤蝶。这号标本可能是由这座博物馆早期一位馆长托马斯·巴伯（Thomas Barbour）采集的，他反对进化论，直到二战时期还坚定地相信进化与遗传并无关联。

“告诉我吧，哪些是蛾子，哪些是蝴蝶。”霍金斯说。

盒子里面有八号标本，排成两列。左边那列最上面是一只翅膀色泽闪亮的昆虫，黄绿相间，颜色鲜艳，身体纤细。它让人眼花缭乱。在它旁边，右边最上面，是一只身体粗壮、土里土气的昆虫，腹部肿胀，使我想起一只外表邪恶的特大号蜜蜂，它的翅膀大部分是暗色的，带有细细的黄色条纹。我猜左上角的昆虫是一只蝴蝶，因为它有苗条的身材和多彩的翅膀。我猜右上角的昆虫是一只蛾子，主要是基于那粗壮的身躯。

就这样，我继续往下猜，利用我学到的经验猜完了整盒标本：蛾子的触角粗而多毛，蝴蝶的触角则很细，末端略微膨胀出一个小圆头；蛾子的身体粗短，蝴蝶的身体曲线婀娜；蛾子晚上出来，蝴蝶白天出来；蛾子色彩暗淡，蝴蝶很美丽。

或者说，常识就是这样的。

我每一次都猜错了。

霍金斯告诉我：“人们认为蛾子是色彩单调的东西，是那些夜里飞到你的灯旁的褐色的小玩意儿，它们长得都一样。事实绝非如此。拥有靓丽色彩的蛾子多得是，也有些蝴蝶只是不起眼的褐色的小东西罢了。”

她继续说道，白天活动的蛾子也很多，同样，有些蝴蝶是在傍晚出没的。

“人们看的往往是身体的形状和特征，”她接着说，“认为蛾子粗壮、丰满、毛茸茸的，而蝴蝶就不这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些飞行能力更强的蝴蝶就会拥有更粗壮的身躯。纤瘦而又优美的蛾子当然也有，甚至有些还有类似蜂类的苗条身体。”蛾子通常“毛茸茸”的，而蝴蝶则很光滑，但凤蝶却同样是“毛茸茸”的，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够飞到很高的海拔，那里比较冷，它们需要保护性的隔热层。

这不是蛾子第一次令我困惑。在我开始撰写这本书之后不久的一天，我望向起居室的窗外，看着我最爱的能引来蝴蝶的小灌木丛。一个似乎是我见过最小的蜂鸟的动物出现在眼前。在古巴，我曾一度为岛上的吸蜜蜂鸟（Mellisuga helenae）而着迷，那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的确和一只很大很大的蜜蜂体形差不多，那种蜜蜂我绝不想在自己的花园里碰见。

我最初形成并且相当荒谬的想法是：“我很好奇，从古巴一路飞到科德角的北边，这种小小的鸟是怎么做到的？”我看了好一会儿。这个饥饿的家伙盘旋在一朵又一朵花的上空，似乎是啜饮了一口就盘旋到别处去，好像要再吸一口。

然而我越看就越疑惑。这不是我以为自己会看到的那种行为：悬停的时间太长了，飞来飞去的次数不够。蜂鸟是出了名的待不住，这让我很是崩溃，因为我喜欢观察它们。而这个小家伙实在是有点太淡定了，停留在同一丛灌木里，几乎是有条不紊地从一朵花移动到另一朵花。

我眯起眼睛，定睛一看。我上当啦。这可不是什么蜂鸟。

这是一只长喙天蛾（Hemaris thysbe）。这位兄弟正在大白天里飞着，就像蜂鸟和蝴蝶一样。它颜色发红，在我的紫色灌木丛中异常醒目。它确实拥有一副胖墩墩的身躯，但很美丽。

有些蛾子的外形进化得很像蝴蝶。而马达加斯加日落蛾却能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像一只蝴蝶。在18世纪末刚刚命名时，日落蛾被归类为一种蝴蝶，部分原因在于它在白天而不是晚上出没，也在于它的色彩极其绚烂。

有一个总体来说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区别蛾子和蝴蝶的方法：看翅缰。蛾子的翅上面有翅缰，蝴蝶就没有。（当然，也有例外。）本质上，翅缰是一种翅的连锁系统。蛾子身体的左右侧各有一个前翅和一个后翅。前翅和后翅共同运动，因为它们被连在一起了。这套东西的正式术语叫作翅缰型连翅器，不过，简单地把它看作一套钩眼相连的纽扣，是最容易理解的。

蝴蝶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它们通常拥有大而有力的前翅，飞行时，它会盖住大部分后翅，以至于可以直接把后翅压下去，简单说，就是使蛮力。（但我还是要说，这条规律也有例外。生物演化了几千万年之后，总是会有个例的。）

另一方面，蛾子和蝴蝶的确拥有一些相同的重要特征，包括引人注目的喙（proboscis）。这个读作“pro-BAH-sis”的怪词含义很简单：“长长的鼻子”。大象就长着了不起的proboscis。我的边境牧羊犬塔夫也是一样，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它长长的proboscis总是嗅着叶子的下面，探查着地面，寻找绵羊、坏蛋或者女朋友。非洲的哺乳动物土豚，长着看上去很累赘的proboscis，用来嗅探蚂蚁和白蚁。长鼻猴也长着一根不可思议的长鼻子，不过没人知道为什么。

但蛾子和蝴蝶的“鼻子”跟它们完全不同，这些神奇的附肢并不是鼻子，不是用来吸取氧气，也不是用来闻气味的。（为了呼吸，鳞翅目昆虫在外骨骼上长有被叫作气门的吸收氧气的小孔。它们是用触角来探测周围的大气的。）

喙吸收的是营养物质，不用嚼，不用吸，不用嗦，不用舔。有时，人们会将鳞翅目昆虫的喙比作“舌头”，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舌头待在嘴里，而从常理来看，无论蝴蝶还是蛾子都没有“嘴”。有时，喙被描述为“口器”，但这只是传统观念。

鳞翅目昆虫的喙从头部延伸出来，外形奇特，有时甚至有点怪诞。它与我们多数人熟悉的任何其他器官都不一样。鳞翅目昆虫的喙有时长达体长的三倍、四倍，甚至五倍。

只有在会飞的成虫阶段，鳞翅目昆虫才有这样奇特的喙。作为进食机器的幼虫，上颚（外骨骼中像上下牙一样的硬化部分，由肌肉操控）总是动着，磨碎食物，储存营养和毒素，供自己即将化身成为的飞行昆虫使用。（通常所说的“嚼”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们没有牙齿。）

在蛹中，随着幼虫变成一只蝴蝶，上颚就消失了。在大自然用来降解物质的化合物，即“酶”的浸泡中，操控上颚的肌肉溶解了。（当然，也有少数蛾子在羽化后仍然拥有上颚。例外，例外，例外永远存在。）

与此同时，其他的一团团细胞变得活跃，除了其他器官，还发育出鳞翅目的喙。喙在蛹中发育成一根细长管子各自独立的两半。蝴蝶羽化时，横截面各为一个“C”字形的两半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长长的圆圈。这个长长的圆圈，即那根管子，可能只有几毫米长，也可能相当长。

在没有“嘴”来给自己补充能量的情况下，多数鳞翅目昆虫用的是它们的喙。在它们的一生之中，这个用来获取营养的器官卷起又打开，次数不可胜数。想想孩子们在派对上玩的纸吹龙，他们一遍遍吹也吹不腻。

喙的功能就是它的英文名字暗含的事情：刺探（probe）。它会探索，它会寻找食物。如果你静静地坐着，凑近了看，就会看见花上的蝴蝶探向花朵的内部寻找花蜜。通常，当蝴蝶只是在飞行的时候，喙是一圈一圈卷起来的，像法国圆号的铜管。可是等到要伸开喙管来进行探索的时候，两组肌肉——在卷起来的管子两侧，每侧一组——就会收缩，使喙管全部伸出，有点像是大象伸直鼻子的样子。

只要你花一点时间观察过一只待在花上的蝴蝶，就一定见过它们使用这根伸开的喙管，似乎是在吸取我们想象中隐藏在花里的一点花蜜。（我们错啦，不过后面会说到这一点的。）

喙就是那个关键之处，昆虫与花朵借此得以结成愉快的伙伴关系。这桩结合不仅带来便利，还能维持生计。花儿用诱人的香气和甜美的花蜜诱惑昆虫前来。昆虫在获取花蜜（或者用鳞翅目昆虫学家的说法，叫“吸蜜”）的同时，也会无意间粘上花粉，它们不可避免却又不自觉地将花粉带到了下一朵花，于是那朵花就被授粉，得到了一组新的基因。昆虫并非有意给花朵的性行为助力，但它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喙的存在，昆虫既有收获，也有付出。花也是一样。这是一场有来有往的交换。如果生命想要在我们的星球上存活下去，这同样很有必要。现如今，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并不理解这个简单的自然真理。

直到19世纪早期，西方思想家都将花朵解释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美丽礼物。它们来到这个星球的任务是赋予我们愉悦，从而让我们感受到上帝在生活中的存在。当然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看待它们，但大约200年前，园艺学家们掌握了另一个层面的事实：花朵是有性（性爱的性！）繁殖的。花有雄性的部分和雌性的部分，而传粉者则帮助它们牵线搭桥。性！这个想法太恐怖了，甚至不能在女人和孩子面前谈论。但最终，真理是藏不住的。我们接受了关于生命的这个惊人的事实：蝴蝶（和其他昆虫）为这个有性生殖的基因交换过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花朵与喙之间的关系最终启发了人们对于进化最重要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