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澳门文化发展
从澳门看文化发展战略
吴志良[1]
广州在经济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果后，即于1986年召开了首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探讨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城市发展战略。时至今日，研讨会已经开展到第五届，领导与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建议，也设计出很多可供参考的方案，以期将广州“建设成为一个文化与经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也足证广州市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远见和谋略。
纵观世界，尤其是西方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无不在文化上寻找发展的出路。一个社会经济再繁荣，若没有确立一个继承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地又面向世界的文化体系，也很难真正找到通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广州能够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重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迪。我们从澳门角度谈谈若干浅见，以就正于在座各位领导和专家。
澳门只有不到40万人口和20平方公里的土地，由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缺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客观条件。但是，澳门经过400多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微型城市，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
众所周知，澳门是个自由港，没有任何贸易壁垒，国际资本自由出入，经济开放程度极高。而文化亦如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化，都在澳门共存并进，融合发展。
国内大多数学者习惯将港澳合二为一，或等同视之。有人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顺理推之，澳门亦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近几年来，随着交流的频密，不少到过香港和澳门的人士，尤其是有识之士，均开始改变这种观感，觉得澳门的文化气氛甚浓，且别具一格。与香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内地尚缺乏对澳门文化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但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观念的转变，并且从心底里赞同他们对澳门的认识。
首先，从政治上来看港澳一向有差别。香港19世纪中一开埠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澳门则从未在法律上变成殖民地。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远航东来抵达澳门后，在方圆数里的弹丸之地内与华人共处分治，过了300年才开始实施准殖民统治。但无论是华洋共处分治时期，还是葡萄牙准殖民统治时期，中葡两个民族在澳门都既有冲突，亦有沟通，之间的交流一直在相互忍让中进行，文化融合程度也甚高。即便称之为“血肉交融”，也不算过分，因为澳门有数以万计的欧亚混血儿，而这在香港是罕见的。
或许，这与葡萄牙人的民族性有莫大的关系。他们较为宽容忍耐，不视自己为高等民族，不管走到哪里，非洲、拉丁美洲还是亚洲，都能跟当地人和睦相处，甚至通婚生子。正因为此，葡萄牙人以及跟随其远航而至的印度人、马来人、菲律宾人和非洲人，都表现出较大的可融性。即使他们在澳门与较为保守自高的中华文明相碰撞，经过数个世纪在此高密度社会空间中的互动，也促成了中葡乃至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从而造就了澳门丰富多彩的独特文化。
其次，澳门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体现在种族、语言、文学、宗教、民俗、建筑、饮食等多个方面。例如澳门葡语方言Patoa，便似欧亚混血儿，以中葡语言为基础，大量吸取了非洲语言、马来语以及菲律宾西班牙语和邻埠香港英文等语言的养分演变形成。不过以拉丁字母成文，一直未能引起澳门华人社会的重视，这实则是颇具语言学和社会学价值的研究课题。特别在使用者日少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关注。
宗教方面，也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无论是东方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都能在澳门找到落脚点，扎根生存。澳门居民到寺庙求神拜佛，抑或去教堂做礼拜弥撒，皆可自由选择，互不干扰。
民俗方面也是这样。最典型的，莫过于婚丧仪式。澳门不少家庭，婚丧时中西仪式同时举行。例如结婚，新郎新娘先穿唐装旗袍拜天地祖先，敬父母长辈，然后再着西装和婚纱到教堂行礼，接受神父的祝福。这不仅体现出兼容性，更反映了中西文化已完全融入人们的行为模式中，浑然一体了。
广州文化与岭南文化一脉相承，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已具有较大的多元性、重商性、开放性和兼容性。可是，澳门文化似乎更为多元、开放和兼容，可谓是中西文化融汇交合的典范。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1994年6月下旬澳门基金会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一个合作项目便是研究两地比较文化，希望找到一些对两地文化发展均有帮助的轨迹、论据、形态、特征。我们相信，只有不同文化真正全方位开放，兼收并蓄，才能达至高度的国际化。广州虽然历史比澳门悠久，规模也较大，但两地向来都是中国文化对外国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通道，存在许多相同类似之处，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正如多位与会者指出的，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要保持地方文化特色。没有特色的文化，便没有个性；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强盛的生命力。澳门一直强调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而澳门文化中，中葡文化虽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各自的主体仍然保持鲜明的个性。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才创造形成澳门文化。最近，澳门学者陈树荣先生称澳门文化为“咸淡水文化”，既生动活泼，又恰切精辟。大家知道，澳门地处珠江出海口，海水和河水即咸水和淡水交汇处。河海交接，咸淡分明，只是经过相撞相碰后，慢慢交融，形成一条混浊带。而这条混浊带，便构成了澳门文化的轴心。随着交融之深入，混浊带也变得越长越宽，轴心也日益壮大，但各自都没有失去自我本色。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澳门文化依然以中华文化为主导，这是澳门的地理人文环境所决定的。
多位与会专家提出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有关硬软件配合的许多颇具价值的意见，但有一点似乎谈得不够，这就是文物、文化建筑的保存和维修。建设新的大型设施是发展文化、吸引游客不可缺少的硬件，但没有什么硬件比文物更具价值，更应受到重视、保护。文物作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文化旅游资源，也是保持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
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文物太多，很难保护。这是危险的想法。文物不应嫌多，事实上也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如果有足够的重视和认识，在文物保护政策措施上甚至立法上给予配合，花些心思加以利用，文物可以在保持文化特色、弘扬文化传统上发挥巨大的作用。澳门一向重视文物保护，且政府和民间作了不少努力，故在都市化过程中，仍能保持独特性。此一独特性，恐非国内其他城市可以取代的。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中也存在。欧洲与美国、澳大利亚在很多方面都接近，尤其在现代化设施方面，但是，美国人、澳洲人甚至日本人对欧洲那些古老文物建筑，继而对其文化传统都敬而仰之，慕名远来。这种心情，却是到美国、澳大利亚去的游客所体会不到的。这或许正是文化的奥妙，也体现了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
祝贺广州第五届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感谢主办机构向我们提供了这个交流学习的机会。澳门未来发展，虽然与经济工业转型及其多元化息息相关，但最终仍应从文化上寻找出路。澳门在文化开放性和兼容性上以及在文物保护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广州参考。广州则在文化发展规划上，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澳门亦应在不久的将来，借鉴广州的经验，探讨制定出文化发展的战略，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本文原为广州第五届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1994年7月13日，广州；后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及收入吴志良著《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
[1]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