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

一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争论早在二战后的经典文献中便已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Mudell（1957）在标准2×2×2的H-O模型中假定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研究表明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缩小本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而扩大其他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这将导致本国生产规模的缩小以及出口贸易的减少，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完全的替代型。Kojima（1978）构架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则得出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将一国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至国外，这些产业释放出的资源能扩大其他正处于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他正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将顺势增加产量以及出口规模，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Markusen和Svensson（1985）也通过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模型框架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如果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将不利于出口贸易；相反，如果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将能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横向和纵向对外直接投资的分类也被认为会对出口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Markusen，2002），由于横向对外直接投资是基于规避贸易壁垒等行为将生产转移至国外，这显然会减少出口贸易；而纵向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节省成本的动机进行生产转移，最终将使母国生产成本降低，能实现促进出口的效果。

理论研究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也引发了学术界从实证角度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Lim和Moon（2001）利用韩国企业层面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当韩国企业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的互补关系，而如果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是新兴产业或者是在母国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时，这种正向的互补关系更为明显。Blonigen（2001）利用生产层面微观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均存在替代或互补的可能性。他用日本机电产业零部件对美国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和互补关系；而当他使用日本最终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确切的替代关系。Kokko（2006）全面综述了之前研究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关系的文献，从文献角度研究并没有得出唯一的结论，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出口贸易不仅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横向和纵向属性，还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存在一类文献关注对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因果关系，Fontagne（1999）和Kosekahyaoglu（2006）是其中的典型，他们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投资会通过与母国企业之间的贸易联系促进母国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能有效推动对外投资，这是因为出口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第一阶段行为。

近年来的文献则开始关心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的关心。Pradhan（2007）检验了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他利用印度1990～2001年企业层面数据对比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较为明显的促进效应。据此，Pradhan（2007）认为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是从事销售平台等途径推动国内产品的对外出口。Chow（2012）检验了中国台湾省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他在一个经修改的引力模型框架内利用时间序列和跨部门数据研究台湾省对各国及各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台湾省的出口贸易，并且这种出口贸易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尤为明显。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均取得了快速的增长，这也激发了较多学者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李荣林（2002）较早综述了国外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文献，分别阐明了两者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素材。近年来国内研究的进展则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王英和刘思峰（2007）利用我国199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促进出口贸易，还能优化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并发现对出口贸易促进效应的传导途径是企业自我适应，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效应的传导途径则是自身经济发展。张应武（2007）利用我国2000～2004年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通过构建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促进的互补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影响我国的进口贸易。项本武（2009）利用我国2000～2006年对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协整模型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他的研究发现，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均有较大的拉动效应；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抑制效应则并不显著。

杨震宁和贾怀勤（2010）利用我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长期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创造效应，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性因果关系。此外，他们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促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还能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李晓峰（2009）利用我国2003～2008年29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并发现就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言，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影响最弱。綦建红和陈晓丽（2011）利用2003～2009年我国对92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面板数据，发现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但从分类国家看，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出口贸易，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减少出口贸易。此外，他们通过门槛面板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超过一定的门槛值以后，这种促进效应才能显现，且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而越发显著。胡昭玲和宋平（2012）利用1993～2009年我国对10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因果关系；但由于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这种良性循环非常有限。

二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自新增长理论创立以来，学术界便开始关注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Grossman和Helpman（1991）更是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对此进行了研究，引发了学者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效应的兴趣；同时Coe和Helpman（1995）关于跨国技术溢出的研究也激发了一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文献。Fosfuri和Motta（1999）发现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需要特殊优势，无特殊优势的企业反而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技术等优势资源。他们通过构建决策博弈模型表明，技术落后国的企业向技术领先国的对外投资能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因此低水平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先进的技术。Lichtenberg和Porterie（2001）将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纳入技术溢出框架内，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国只有对研发资源密集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才能促进本国的技术创新，而研发资源密集国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影响本国的技术创新。他们的实证研究还发现，相比于小国，针对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使投资国获得更大的技术创新收益。

Head（2002）利用日本1070家企业的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针对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效应。日本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提升国内技能密集度而促进技术创新，而针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反而会通过降低国内技能密集度而不利于技术创新。Driffield和Love（2003）强调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力是为了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且这种动机能否成功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是否具有从国内传到国外的正外部性。他们利用英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这种技术的逆向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仅存在于研发密集的部门，并且受到产业在空间区域集聚的影响。不同的是，Lee（2006）利用1981～2000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跨国技术溢出的有效传导途径，发现内向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能有效地促进技术溢出和转移，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却并未对跨国技术溢出与传递产生影响。类似地，Bitzer和Kerekes（2008）利用17个OECD国家的行业层面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促进技术扩散，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接收国能获得较多的技术溢出收益，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的技术创新却并没受到正向影响。Pradhan和Singh（2009）利用印度机电产业1998～2008年企业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地促进该行业的国内技术密集度和技术创新水平。

近年来，国内也有较多文献关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的影响。刘明霞（2010）利用我国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受技术差距的影响。与国外技术差异较小的地区相比，这种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较大，而技术差距在一定的极限值内时，技术溢出效应也随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大。不同的是，刘伟全（2010）利用我国1987～2008年国内研发费用支出和专利授权数量度量技术创新，通过协整检验方法，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国内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反而进出口贸易能获得更大的正向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朱彤与崔昊（2011）构建了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技术创新效应的数理模型，他们的模型使用母国研发支出存量代替吸收能力，因此赋予母国研发支出更多重的身份，包含直接促进效应、替代作用以及吸收作用等三重身份。进一步地，他们使用OECD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研发溢出促进国内技术创新，并发现国内研发存量和国外技术溢出之间以替代作用为主，并且这种替代作用随着国内研发存量的增加而增加。仇怡和吴建军（2012）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9个发达国家为样本，通过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能带来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尚小，这种溢出效应也相对较低。他们后续的合作研究（吴建军和仇怡，2013）以相同的数据样本从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样得出类似的正向影响结论，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

国内也有部门研究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欧阳艳艳和喻美辞（2011）利用我国各行业数据对行业生产率、技术效率以及技术进步指数进行了度量，并用灰色关联分析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这些指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和行业平均技术进步呈现中度关联性，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较强，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内部差异较大。进一步地，他们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有较高的技术进步关联度，而与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关联度不高。沙文兵（2012）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面的促进效应，但这种促进效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影响国内技术创新。欧阳艳艳和郑慧欣（2013）也研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地区差异，他们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得出了与沙文兵（2012）类似的结论，即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

国内也有文献考察了吸收能力差异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技术创新效应。李梅和金照林（2011）利用我国2003～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东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产生了较强的吸收能力，使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国内技术创新，中西部地区则因为人力资本存量较少而无法起作用。陈岩（2011）分别以技术差距、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变量衡量吸收能力，利用2003～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促进逆向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取决于所在地区的各吸收能力状况。朱彤与崔昊（2012）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传导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没有直接影响，但两者存在互为吸收能力变量的关系。对于逆向研发资金溢出效应，国内人力资本是其吸收能力变量，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特定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才存在正向的逆向研发资金溢出效应；类似地，对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国内研发资金是其吸收能力变量，只有国内研发资金达到一定规模时，对外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形成才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李梅和柳士昌（2012）的研究则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利用多种变量度量吸收能力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技术创新确实存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由于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而使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正向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三 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除技术创新外，国外也有较多文献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多样化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因国别样本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Pottelsberghe和Lichtenberg（2001）利用1971～1990年13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研发资本存量和母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关系，该结果意味着技术寻求型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能通过获取东道国研发资源而提高国内生产率水平。相反，Braconier et al.（2001）同时研究了技术寻求和不具备该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率的影响，利用1978～1994年瑞典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瑞典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Navaretti和Castellani（2004）利用意大利1973～1991年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快于非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因此该结果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国内生产率的提升。然而，Kleinert和Toubal（2007）利用德国1997～2003年企业层面数据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却发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未促进国内生产率的提升。

Hijzen et al.（2005）利用法国1984～2002年企业层面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提高法国国内生产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却没有出现国内生产率提升效应。由于法国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横向类型，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纵向类型，因此实证研究的结论意味着横向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国内生产率提升，而纵向对外直接投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Bitzer和Gorg（2009）利用1973～2001年17个OECD国家的产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率提升有负面影响，但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率提升的不利影响最大，而在法国、日本、瑞典等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能促进国内生产率的提升。Driffield et al.（2009）利用英国1978～1994年产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区分了针对高成本、高研发密集度国家以及低成本、低研发密集度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发现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能提升英国国内企业生产率，意味着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利于国内生产率的提升。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生产率的方式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Vahter和Masso（2007）利用爱沙尼亚1995～2002年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及国内同行业其他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母公司国内部分的生产率，但却没有提升国内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这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不存在外溢性。由于爱沙尼亚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基于横向动机，因此这也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有利于国内生产率的提升。Driffield和Chiang（2009）研究了中国台湾省对中国大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台湾省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台湾省1995～2005年产业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由于台湾省的劳动成本明显高于中国大陆，这意味着纵向对外直接投资也能提升母公司的生产率。Herzer（2011）利用1980～2005年33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协整关系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而这种国别差异主要受各国劳动市场制度的影响。

国内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直到近年来才开始逐步出现，赵伟等（2006）较早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术进步时估算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正向效应较强，且这种效应来自于东道国的R&D溢出。邹明（2008）利用我国1987～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强度并不大。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利用我国1985～2006年的数据构建VAR模型，通过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这种提升效应并不十分明显。白洁（2009）利用我国对14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其对国内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通过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方法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并认为这是由于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较小、产业技术密集度较低的原因造成的。

霍杰（2011）利用我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变系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有17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有8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阻碍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认为这种省际差异是由各省份的对外开放度差异造成。刘淑琳和黄静波（2011）利用我国2002～2007年75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分布明显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企业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时存在自我选择效应，而是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陈恩等（2012）利用我国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和地区企业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面板数据Granger检验结果显著，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向因果关系。刘宏和张蕾（2012）利用我国1987～2009年的数据构建VAR模型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加2.07个单位，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