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

一 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也激发了大量学者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发达国家企业基于追求利差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种行为将减少国内产出，Eckel（2003）将效率工资因素纳入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中，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外流将会减少国内就业。Hijzen et al.（2005）利用英国1982～1996年的数据通过估计要素需求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推断，发现英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国内低技能劳动的就业。

不同的是，大多数针对发达国家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更为复杂多样的结论。Slaughter（1995）利用美国1977～1989年32个行业跨国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工资变动对母国国内劳动需求的影响。他的研究区分了短期和长期效应，在短期内，母公司的资本不变，因此只能调整劳动就业量；在长期内则资本和劳动都可以调整。他们的最终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会减少母国国内就业，但在长期能却能增加国内就业。与Slaughter（1995）类似，Bruno和Falzoni（2003）也利用美国1982～1994年32个行业跨国公司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不同的是他们考虑了调整成本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调整成本确实影响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就业关系，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他们进一步发现美国针对拉美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减少了国内就业，但在长期内会增加国内就业，反映出调整成本的重要性；但美国针对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不利于国内就业，意味着调整成本不起作用。

Brainard和Riker（2001）利用美国1983～1992年1500多家跨国公司数据研究了美国对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的不同影响。他们分别以地理位置和收入水平对地区进行划分，发现对美国东半球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国内就业，对西半球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影响。此外，对东半球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国内就业不利影响最为显著，对西半球低收入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国内就业不利影响次之。欧洲跨国企业对不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Braconier和Ekholm（2000）发现，欧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不利影响仅发生在高收入水平东道国，而对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影响国内就业。Konings和Murploy（2006）以1993～1998年欧洲1067家跨国公司为实证样本，发现这些跨国公司对北欧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而对南欧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不影响国内就业。由于北欧国家平均经济水平高于南欧国家，事实上他们的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Braconier和Ekholm（2000）的结论。

在总体就业影响上，Mankiw和Swagel（2006）归纳了2004年以前的研究文献，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言，会减少国内就业，反而显示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能促进美国国内的就业。Harrison和Mcmillan（2006）关注不同类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他们将其分为横向动机和纵向动机两类。他们利用美国1982～1999年2000多家跨国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横向动机类型中，无论是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减少了美国国内的就业；在纵向动机类型中，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国内就业，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却能增加国内就业。因此，他们的研究表明，横向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有替代型，而纵向对外直接投资则对国内就业存在互补性。

在针对欧洲的研究中，随着南欧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加入欧盟组织，早些年经济学家担心西欧对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国内就业。Becker et al.（2005）利用德国2000年463家跨部门企业面板数据发现针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德国国内就业；Becker和Muendler（2006）利用德国1998～2001年1640家企业面板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德国对东欧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不同的是，经济学家发现，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却能增加国内就业。Navaretti et al.（2006）分别检验了意大利和法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发现两国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国内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相反意大利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增加了国内产出价值和就业水平；而法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则通过扩大国内产出规模而增加国内就业。Federico和Minerva（2008）利用意大利1996～2001年12个制造业产业部门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地区产业结构和区域固定效应后，意大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家产业平均水平上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增长。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减少国内小企业的就业水平。Temouri和Driffield（2009）利用德国1997～2008年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他们区分了对外投资类型和东道国区位，但总体上发现，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没有减少德国的国内就业水平。此外，他们的研究也发现除不影响国内就业外，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没有减少国内劳动的工资收入水平。

由于不同技能劳动的就业弹性存在差异，劳动需求的变化对不同技能劳动产生的就业也将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也有较多文献分析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Hanson et al.（2003）利用美国1989～1994年微观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低技能劳动的就业，而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就业。但当他们使用1994～1999年的数据再次进行检验时，却没有得出类似的结论，而是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就业均不产生影响的结果。此外，他们还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影响美国R&D从业人员的就业水平，这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就业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敏感。Elia et al.（2009）利用意大利1996～2002年企业层面面板数据构造“产业区域”进行实证研究，“产业区域”指的是同一产业集聚的地区。他们的研究发现，意大利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产业区域”内的低技能劳动需求及就业；而当东道国为高收入国家时，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减少国内“产业区域”的高技能劳动需求及就业。Bandick和Karpaty（2011）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瑞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增加了瑞典国内的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就业，但高技能劳动就业的增长幅度更高。进一步地，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这种影响在瑞典本土企业比在瑞典的跨国企业影响更深，高技能劳动就业的增长也在瑞典本土企业更为明显。Simpson（2012）利用英国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以劳动力在企业内外的转移为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他的研究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工具变量衡量英国对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英国国内低技能劳动的就业，但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就业机会。

二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晚于发达国家，因此该问题的研究出现也较晚且数量较少，但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也激发了部分学者对其的关注，大多从国别层面进行研究。在总体样本方面，Lin和Wang（2008）利用2000～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个工业国以及3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控制了各种因素后，他们利用总体样本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总体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均显示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国内就业，而发达国家样本则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影响国内就业。

在国别研究方面，Masso et al.（2007）以爱沙尼亚为例研究了低劳动成本转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他们利用爱沙尼亚1995～2002年企业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对爱沙尼亚国内就业增长有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爱沙尼亚国内宏观经济的改善在1999年以后更为显著。在区分不同类型企业时，他们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国外跨国公司在爱沙尼亚的子公司，爱沙尼亚本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促进国内就业，这是由于本土企业投资规模较小且弹性较大，而国外子公司可能会进行生产转移；分行业研究则显示，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Debaere et al.（2010）以韩国1968～1995年对93个国家的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分国别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影响。在控制了各种变量后，他们利用匹配技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韩国企业对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就业，这种不利影响在短期内尤为突出；另外，韩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则被发现并不影响国内就业的增长。

Chen和Ku（2003）利用中国台湾省制造业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省内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国外劳动替代省内生产，不利于就业；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扩大省内产出而增加省内的劳动需求。他们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两种相反途径的净效应，发现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省内就业有正向影响；从就业类别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省内高技术工人的就业受益最大，管理人员就业受益次之，蓝领工作人员就业受益最少，甚至可能有不利影响。Chen（2011）也利用台湾省行业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省内就业的影响，不同的是，他的研究考虑了台湾省存在的工资刚性情况。通过构造理论框架，并设计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存在工资刚性的情况下，台湾省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省内的就业水平及劳动收入。Chen（2011）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不利于存在内部经济扭曲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在国内，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让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其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大部分研究从宏观层面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寻舸（2002）较早提出利用企业对外投资开辟国内就业新途径的研究思路，在归纳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基础上，认为政府通过协调政策可以促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成有利于国内就业的效果。在实证研究方面，罗良文（2007）基于理论传导机制构建时间序列实证研究方程，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总就业；从产业角度，对外直接投资则能增加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但不影响第一产业的就业。他认为这种促进效应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互补性较强，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节约劳动成本。罗丽英和黄娜（2008）利用我国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总就业，且增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但会减少第一产业的就业，因此在就业上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柴林如（2008）基于生产函数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回归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促进了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国内就业，但对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较为微弱，其中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弹性最大。于超和葛和平（2011）基于我国2003～2009年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国内就业，但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则较弱。

在就业结构方面，黄晓玲和刘会政（2007）利用时间序列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和各产业就业的影响外，还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增加了高科技产业的就业量，由于高科技就业人员大部分为高技能劳动人员，因此他们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了我国的就业技能结构。刘辉群和王洋（2011）则从投资主体和行业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发现，在主体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有较小的不利影响，对外资企业的国内就业部分有较大的促进效应；在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有较大的促进效应，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促进效应次之。在地区就业结构方面，姜亚鹏和王飞（2012）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长期内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近8年的影响则呈现地区差异。他们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线城市”和沿边省份的国内就业存在较小的不利影响，而对其他地区的就业则存在有利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