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孤注一掷
龟石在网上搜索关于GPS侦查的法院判决时，最先跳出的是2012年的“琼斯案”的页面。
200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哥伦比亚特区（属华盛顿州）警察组成了联合调查总部，对安东尼·琼斯的毒品犯罪交易展开了嫌疑调查。根据当时侦查得到的情报，调查总部向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个申请，希望在琼斯妻子名下的一辆车上安装GPS发射器。
法院通过了申请，但有附加条件，比如“限定在哥伦比亚特区内”“限定10日”等。但是，在申请下达后的第十一天，办案警察仍然在马里兰州对这辆车安装了GPS。之后的四周时间里，警方一直利用这个定位系统跟踪琼斯的行踪。
琼斯很快被逮捕并起诉。然而，琼斯向法院请求不得采用GPS得到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是警方无视执行条件拿到的。结果，联邦地方法院通过了琼斯的部分请求。
负责二审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使用GPS收集证据的行为，侵害了琼斯的个人隐私，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侦查和逮捕扣押”，于是推翻了前一审。联邦政府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仍然维持了二审判决，认定在嫌疑人车上安装GPS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侦查”的规定，并且，超出令状许可的时间和地点范围，同样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
最高法院的索托马约尔[20]大法官，做了如下补充说明：
“和其他监控手段相比，可能用GPS的成本要低一些，而且监控对象的短暂行为也能一手掌握，但其中涉及的政治、专业、宗教甚至是性方面的隐私也会被暴露。这些记录一旦被保存、整理后被利用，很容易对监控对象造成不利，尤其是侵犯到隐私。对于使用GPS侦查的弊端，不可坐视不管。”
强制措施还是任意措施
继续搜索网络信息，随后出现了八条专门针对“琼斯案”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点评。龟石立即调出来查阅，但最后还是没找到日本是否能使用GPS进行侦查的确切说法。围绕着“GPS侦查的法律属性”“究竟需不需要令状”，学者们各执一词。
侦查手段依其法律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强制措施（此处指强行侦查）。强制的意思是无视个人意愿，对其人身、住所、财产等加以限制，强行实现侦查目的的行为，是一种需要特殊规定认可的手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7条但书，“本法没有特别规定的，不得实行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法律规定（强制措施法定主义原则），并且原则上有法院下发的令状（令状主义原则）才能执行。比如逮捕时需要有拘捕令，进入民宅时需要有搜查令。
与此相对，任意措施（此处指任意侦查）指除了强制措施之外的所有侦查手段。这种情况下，说不上侵犯到个人的重要权利或者财产利益，也就不需要拿到法院的令状了。最为人所熟知的任意侦查措施是“跟踪”和“埋伏”，两者皆不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程度较高的行为，可以在没有法院令状的情况下展开。
只有当任意措施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强制措施才会被允许。《犯罪侦查规范》第99条明确规定，“应尽量采用任意侦查的方法办案”。这就是“任意侦查原则”。
GPS侦查，究竟是需要令状的强制措施，还是属于任意措施呢？
而如果是强制措施，需要拿到何种令状才能进行？
在这一点上，龟石想一究到底。
继续检索资料，一条新闻报道引起了龟石的注意。2013年8月18日的《朝日新闻》报道了福冈地方法院公审的一起违反《兴奋剂取缔法》的案件。在侦查证据阶段，侦查人员在没有令状的情况下，在嫌疑人车上装了GPS发射器，辩护律师对这一事实提出了质疑。但除此以外，围绕着GPS侦查是否合法问题的案件报道，在日本国内几乎为零。
龟石分析了琼斯案与福冈地方法院的案例后，直觉判断即便日本有GPS侦查，但在没有令状这一点上，一定有问题。如果黑田所说属实，将会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之后，龟石打开了“刑事辩护论坛”网站，这是全国刑事辩护律师组成的平台。站内论坛里，律师们围绕全国的刑事案件和法院交换信息，积极讨论不同观点。
“有人认识那起福冈地方法院审理的违反《兴奋剂取缔法》案件的委托律师吗？”
龟石留言后，收到了我妻路人律师的联系，他曾在大阪公立律所工作，后来也加入了GPS辩护团。
“我认识。”
我妻律师说，当时负责案子的是上田国广律师，也是福冈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
龟石很快就和上田律师取得了联系，写了以下这封邮件：
“上田老师当时在违反《兴奋剂取缔法》案件中围绕GPS侦查的情况做了激烈辩护，我想请教一下，当时的侦查是如何进行的呢？另外，您是否方便告诉我，关于GPS侦查，你们当时拿到了哪些证据，强调了哪些主张呢？”
面对龟石的咨询，上田律师提供了详实丰富的信息。看了警方的证人询问笔录后，龟石明白了警方声称使用GPS进行侦查的理由。更有启发的是，上田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关于照会公务机关的程序规定，先从警方租借GPS的保安公司拿到了“位置信息一览表”，进而向法院提出了申诉。这些对龟石来说是很重要的收获，让她看到了深入的方向，明确了找到能成为线索的信息才是关键。
然而，福冈的案例里，通过GPS直接得到的证据，并没有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而是用其他证据判定了嫌疑人的罪行。也就是说，“安装GPS和跟踪侦查与本案件的职务问责没有直接相关”，也就不好判断无令状的GPS侦查是否合法了。
到哪一步是违法？
第一次会面过去四天后的12月15日，龟石第二次和黑田会面。
龟石带来的“礼物”是讨论“琼斯案”的论文，以及围绕福冈兴奋剂案件里使用GPS侦查是否合法的争论事实，还有黑田想要的《文艺春秋》。
龟石开门见山地说：“我查了很多资料后，可能的确如你所说，警察使用了GPS进行侦查。如果警方没有令状这么做，就有可能属于违法侦查行为。”
尽管龟石并没那么确定，但是她也倾向于认为，在没有取得令状的情况下进行GPS侦查很可能是违法的。
正因为是警察和检察院这些国家权力机关在收集证据进行刑事诉讼，违法收集证据行为本身才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是公民个体之间擅自使用GPS收集到的证据，在民事案件里很少被认为是违法证据。
比如民事案件里有这样的情况，妻子在丈夫车里安装GPS收集出轨证据，或者一方偷看另一方的手机即时通讯软件LINE上的信息，发送到电脑后转换为文件资料，再保存下来当作证据。偷偷录音或拍视频拿到的证据，也就是偷偷得到的声音或影像信息，通常也在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
既然如此，龟石为何会认为警方违法呢？这是因为警察作为国家权力代表，在没有令状的情况下展开GPS侦查，很可能侵害侦查对象的隐私。这种行为违反了宪法的令状主义原则，而国家权力违法收集证据的强大能力，绝对不能听之任之。一旦默认，力量强大的国家权力必然会得寸进尺，采取更多行动，直到不受控制。
辩护的风险和弊端
龟石在敲定辩护方案的时候，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辩护”，一个是“承认”，但她不能表明态度。她要做的是把这两个选项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仔细传达给委托人，最终由委托人选择立场。虽然没有令状的GPS侦查有些问题，但选择辩护也会对委托人产生不利的一面。
“黑田，我还是得和你说清楚，如果我们在公审中坚持辩护，会有风险和弊端。”
第一点，如果想追究警方使用GPS侦查的事实，就不得不从检察官手中已经拿到的庞大证据里，找出GPS侦查得到的内容。然而，黑田和中野手边没有可以成为证据的GPS发射器，全部的证据都在控方那边。因此起诉后，需要推动案件进入“公审前整理程序”或者“审理期间整理程序”的环节才行。
整理程序是指刑事案件判决前，整理争点和证据的步骤。公审前整理程序是指公审开始前进行的步骤，而审理期间整理程序则是在两次公审之间进行。
检察官会从手边庞杂的证据里，筛选出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并提交给法院。然而，对于被告申诉所需要的证据，往往不会开示给辩护律师。在此前提下，辩护律师必须一定程度上把握检察官手上的所有证据，否则难有胜算。只是，检察官有什么证据，辩护律师当然无从窥探。如今，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公平，因此有裁判员[21]参与审理的案件，会执行整理程序，所有证据的清单也会开示，可以说事态正在发生转向。可惜当时还没有这个程序，盗窃案也不属于裁判员参与的案件。
于是，辩护律师不得不大胆发挥想象力，揣摩“检察官有没有这个证据”，再申请让检察官开示“应该有”的证据。这就是“证据开示申请”。猜中了，证据就会被开示，但有了这一步，还要想好下一步，“如果有这个证据，应该也有那个证据”。整理程序期间，很可能要反复多次申请开示必要的证据，也就导致公审迟迟无法开始。这个过程持续一年多也是常有的事情。盗窃案件通常很少有人会去辩护，认罪很快，一旦预测到缓刑判决的可能性，被告就会在起诉后申请保释。另一种情况是，围绕着违法侦查做辩护，拖入整理程序阶段，反复申请开示证据，这就可能导致保释不被通过。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拘留时间越长，黑田就越辛苦。
第二点，对违法侦查做辩护的话，审判费用也会增加。因为申请开示的证据，原本不需要移交。申请后就需要复印原件，拿到的是复印件。复印费高达一张纸四十日元[22]，还只能在法院指定的商店进行。证据相关的文件资料往往都是大部头，页数多，产生的费用着实是笔大数目。
此外，无令状的GPS侦查是否合法这一点，无先例可参考，在《刑事诉讼法》上也是全新的论点，因此学者们的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要拿到在GPS搜查相关问题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撰写的意见书，可能还需要另增数十万日元的费用。
第三点，即便花费时间不懈努力，也花了重金拿到了学者的意见书，这种破天荒的案件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目前完全无法预测。到最后，很可能所有付出都打了水漂，审判依然认定其为合法的任意措施。
第四点，有可能做辩护后，不但没有认定GPS侦查属于违法行为，还被法官认为“犯了罪没有一丝反省之意”，反而加重了量刑。毕竟，被告的反省态度直接关系到减刑程度。
第五点，假设无令状的GPS侦查被判定为违法，但这个违法行为可能和量刑判决无关，也就是说并不能得到减刑。只要被告认了罪，又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罪行成立，仍然会宣告正常范围内的量刑，因此做这些对被告没有一点好处。
龟石把GPS侦查的刑事审判辩护的利弊全部分析了一遍，等待着黑田做出决定。辩护律师必须尊重嫌疑人、被告的意思，但前提是他们知悉了目前能预见到的所有情况。说出风险和弊端是其中一部分，并不是间接劝他们放弃。
其实龟石也在谨慎思考。不仅仅是从辩护律师的角度，作为一个普通人，她也无法淡定。她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不能对国家权力的失控坐视不理。可同时她也知道，黑田在了解这些风险和弊端后，很可能会说出“那我们放弃吧”这样的话。毕竟，这样辩护下去，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考虑得怎么样了？”龟石试探着问。
“就算有风险，我还是想查清楚一些。”黑田的回答很利落，没有一丝纠结。
“费用会多出很多，也能接受？”
龟石瞬间感到了身上的重任，心里的担忧脱口而出。
“没关系的，我想想办法。”
其实也有不少嫌疑人和被告一开始说得好听，进行到一半时就付不起费用了。
“真的想好了？很可能要花一百多万日元。”
“我会想办法的！”
黑田说得斩钉截铁。
“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警察这么违法侦查到底对不对。”
龟石在黑田的语气里，捕捉到了强烈的“男子气概”。
黑田真的是个单纯又利落的人。干了坏事，乖乖认罪，不去争辩，毕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他接受对自己的刑罚，期间也有真诚的“忏悔”。黑田的价值观里，他愿意为自己的错误接受惩罚，但警察如果做了错事，他也希望得到一句干脆的道歉。
只是这么一来就没了退路。辩护起来，目前没有一点优势。但龟石被黑田的“男子气概”打动了，她决定硬干一把。况且，直觉告诉她，这个审判本身会引发不小的争端。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是，他们选择了追究GPS侦查违法性的辩护策略。
（来吧！好好干一场！）
龟石再次坚定了心意。
辩护律师是受害者和遗属的敌人吗？
“刑事辩护律师，为什么要站在罪犯一边呢？”
“为什么刑事辩护律师要给干了坏事的家伙做辩护？”
“受害者和遗属的心情，你们一点都不考虑吗？”
“刑事辩护律师是罪犯的同伙！所以他们是受害者和遗属的敌人！”
“刑事辩护律师帮罪犯缩短了刑期，不就是助长他们再次犯罪吗？”
为嫌疑人和被告做辩护的刑事辩护律师，常常会遇到这类层出不穷的质疑和批判。龟石自然也经历了很多次。
站在受害者和遗属的立场上，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完全可以理解。但也让人感到“刑事辩护律师”这个工作的本质，还是没有很好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龟石的想法更接近下面这种观点：
保护那些因犯罪而被怀疑的人的权利，其实就是保护自己。
她常常有种感觉，自己为之辩护的嫌疑人和被告，也许就是哪一天的自己。
万一自己也犯了罪被怀疑，进而被逮捕、起诉、审判，这个过程里，会不会夸大了自己真正做的错事？会不会审判得比实际情况恶劣很多？无论自己怎么强调“真相”，都没有人听。毕竟，外界有很多方法可以逼自己就范，最后不得不承认子虚乌有的“事实”。一旦被放到嫌疑人和被告的位置上，什么名气、财富，或者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都没有用，只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去和国家权力对峙。如果此时没有刑事辩护律师，很可能就无法进入规范的审判程序。
而嫌疑人、被告，与侦查机关相较，就像蚂蚁与大象一样实力悬殊。侦查机关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权力，可以在强有力的侦查权限内收集证据。对比之下，嫌疑人和被告人身受限，要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难如登天，无论是方法、权限还是资金都极其有限。
如果无视这种天壤之别的力量差异，公平、公正的判决就无从谈起。这正是宪法存在的理由，保障嫌疑人、被告进入合理审判程序的权利（第31条），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第37条），保持沉默的权利（第38条），如此才能使两者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上。如果没有公平、公正的审判，即便作为平等的当事人，对被告判刑的正当性也无法得到保证。
刑事辩护律师基于嫌疑人、被告被赋予的正当权利，在这些程序的实施中受到委托。也就是说，他们的责任是最大限度地行使嫌疑人和被告被赋予的权利，与代表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侦查机关对峙。而确认国家权力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使用，也是刑事辩护律师的重要责任。
龟石从不认为嫌疑人、被告是与自己无关的他人。他们和自己都在同一个社会生活，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也许某一天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没有人是旁观者。
那天听黑田说“车上被随便装上了GPS”，龟石就想了想，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车上会怎么样。可能所有行踪都掌握在警察手里，自己还一无所知。侵害黑田权利的事情，只不过是之后侵害自己权利的先兆而已。
“黑田是可恶的盗窃犯！警察在坏人车上装个GPS跟踪他的行动，他有资格责怪别人吗？”
这样想就过于单纯了。因为无令状的GPS侦查不仅涉及黑田等嫌疑人和被告，也涉及我们全体国民。“犯了罪的家伙，还保护他们的权利干啥！”这么想的人，等于变相接受了随便践踏人权的社会，被践踏的也包括那些没有犯罪的人的权利。
这种国家，还能被称为法治国家吗？
龟石始终认为，犯了罪被怀疑的人，他们的权利也需要被保护。如此，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
这些道理对没有机会接触刑事案件的普通民众来说，并不容易理解和接受。实际上，不设身处地站在嫌疑人、被告的立场上去思考，也很难产生有现实感的共鸣。
大多数人都觉得犯罪和自己无关，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经手了二百五十多件刑事辩护案，听了很多嫌疑人、被告的坦白后，龟石再不觉得自己成为罪犯的可能性为零了。
因为犯罪的契机，谁都有可能遇到。
有个案例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因为精神问题失业，手里没钱，最后去偷老年女性的购物袋。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减肥过度，得了进食障碍症，一吃就吐，最后却养成了偷食物的毛病。一位八十多岁的男性，照顾老年痴呆的老伴而陷入绝望，企图杀死老伴后自杀。另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因为孤独育儿得了产后抑郁，最后竟然把自己的孩子弄成了残废。
看到这些，龟石不敢断言自己绝不会成为“那一边的人”。她心里始终有种危机感，他们，很可能就是自己。
这就是她要继续做刑事辩护律师，为嫌疑人、被告辩护的理由。
摊牌到哪一步？
为了拿到警察进行GPS侦查的证据，就得让检察官开示他们手上的证据。为此，必须先让法院将案件转入进行公审前整理程序的环节。可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
“法院认为为了持续、有计划、迅速地进行经过充分准备的公审……可以将案件交付公审前整理程序。”（《刑事诉讼法》第316条之2第1项）[23]
要让法院认为有必要进行整理程序，就得提出“争点复杂，证据庞杂，是存在问题的案件”这些理由，再申请“如果不整理证据，很可能无法让公审正常有效地完成”。
2014年1月14日，龟石向法院提交了文件，名为“申请进入公审前整理程序”。
她在其中写道：“辩护律师计划就本案件的侦查阶段涉及违法程序提出申诉。将本案转入公审前整理程序，通过程序拿到我方申请开示的必要证据，以探讨被告的主张，整理争点和证据，这对被告的防御辩护来说不可缺少。此外，这对法院继续按计划且有效率地进行充分公审亦十分必要。”
然而，龟石对这样的申请理由十分矛盾。因为她还不想让检察院了解到他们想围绕GPS侦查手段展开辩护。如果在现阶段就挑明的话，对方很可能掩盖与此相关的证据。之所以说出“计划就侦查阶段涉及违法程序提出申诉”这么暧昧的理由，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被法官问询时，龟石只点到了这一步：“违法侦查的细节，目前还不明晰。等见到了证据，我再具体陈述。”
有些法官很排斥拖入整理程序，因为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甚至有人选择用“任意开示”的方式来敷衍处理。所谓任意开示是指除了法定申请的证据之外，以“检察官的意愿”来开示其他证据。进入整理程序的话，申请开示证据的请求就会受到法律保护，但任意开示只是凭检察官的个人意志决定，很可能不开示对辩护律师很重要的证据。所以，龟石才想方设法转入整理程序。
大概一个月后的2月19日，法院决定进入整理程序。虽然申请的理由极其模糊，但也被通过了。龟石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暗暗为法院的决定叫好。
前哨战
刑事法庭通常会有“申请证据调查”和“决定是否采用证据”的程序。
为了证明指控的犯罪事项，检察官会申请对必要的证据进行调查取证，加以认定。辩方在争取无罪的时候，往往也会申请调查证据，不遗余力地证明指控事项中的合理疑点，让法官定夺。这就是“证据调查申请”。法院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再决定是否采用证据。
这个过程里，检察官申请调查认定的证据分为“甲号证据”和“乙号证据”。乙号证据是被告的供述笔录，以及记录被告户籍、犯罪前科等信息的资料。除此之外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比如侦查报告书等都属于甲号证据。
2013年12月4日，黑田被逮捕，12月6日因案件（怀疑其在同年8月，于大阪府C市某停车场盗取两个车牌）被拘留，12月24日被起诉。之后过了三周，2014年1月14日，作为控方证据的甲号证据和乙号证据，送到了龟石手里。
她浏览了所有证据后，发现甲第四号证据有些问题。这条记录是2013年8月6日深夜10点到8月7日上午11点之间，对盗窃团伙进行的长达十三个小时的跟踪。仔细查看，会发现很多疑点。龟石确信在这个过程中警察使用了GPS。
（以此为线索的话，绝对能引出GPS侦查的证据。）
龟石又反复细读了甲第四号证据，推测警察在盗窃团伙的车上安装了GPS后，会如何进行侦查。警察为什么会知道盗窃团伙在购物中心附近的投币式停车场呢？又为什么会徘徊在盗窃团伙盯上的简易邮局附近呢？如果没有GPS来掌握位置的移动，又如何能连续十三个小时跟踪，却一次都没有跟丢？这期间与侦查相关的记录，都被龟石写进了“类型证据开示申请书”。
检察官申请的证据被开示后，辩方为了判断证据的可信度，必须写一份书面文件，申请开示一部分类型证据（勘验笔录、鉴定书、供述笔录等）。龟石在2月28日向检察官提交了这份文件，期待着会拿到有GPS这个关键词出现的搜查资料。
大概两周后的3月3日，龟石收到了检察官的“回信”。然而，检察官拒绝了开示大部分申请的证据，理由是“不符合类型证据”，“无法判定是否是需要开示的证据”。勉强开示的证据里，没有一个字提到GPS。
（为什么不开示呢？是有意在隐瞒什么吗？）
龟石又反复研究了甲第四号证据，并不觉得自己推测有误。
（不安装GPS的话，不可能有如此完美的跟踪。）
龟石请教了经验丰富的高山律师。对方给出了一个建议：
“申请开示的证据会不会过于狭窄了？试着把范围扩大一些呢？”
又过了两周，到了3月17日，龟石再次提交了类型证据开示申请书。这次，她参考了高山的建议，把覆盖的范围尽量写得宽一些（以下是摘录）：
3.关于某某停车场的所有现场再现笔录、照片录像报告书；
5.2013年8月6日深夜10点至7日11点之间进行的行程确认侦查中，侦查员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① 记录视频的媒体储存资料，② 分析结果、放置场所、其他所有从手持摄像机得到的资料报告书；
6.2013年8月6日深夜10点至7日11点之间进行的行踪侦查中，关于① 与当时情况相关的供述笔录、侦查报告书等，② 侦查机关制作的照片报告书、侦查报告书；
9.与侦查机关发现作案用车辆这一事实相关的供述笔录等侦查报告书；
10.相关人员、共犯的供述笔录，以及所有与供述相关的再现笔录、现场再现笔录等；
11.被告的所有供述笔录（包含未签名未按压指印的内容）、讯问状况报告书等。
3月31日，龟石收到了检察官的回复。和上次相比，这次开示了更多证据。但是，关于GPS的证据，还是一个也没有。不仅如此，龟石也无法确定是不是所有证据都被开示了。因为当时没有收到证据一览表，她也就无从推测。
龟石有点着急了。4月1日，她给检察官发去一封名为“有事联系”的书面文件，陈述了“开示的证据不足，辩护律师无法提交‘预定辩护意见书’”的想法。她希望至少开示3月17日提交的类型证据开示申请书里的第5项和第9项证据，但4月16日收到的回复里，也只是给出了她要求的这两条证据而已。
按道理说，两次申请得到的证据加起来，也不算少了，可最关键的GPS相关的线索却仍然一无所获。正是因为不能全部摊牌，龟石才想通过申请让对方拿出她需要的证据。然而，这个节点还没拿到的话，龟石在考虑，是不是换一个方案，试着直接准确申请与主张相关的证据。
按照一般的审判程序，这个阶段差不多要提交“预定辩护意见书”。其具体内容是辩护律师计划在公审中提出的主张。经过这个步骤，才能提出“主张相关证据开示申请”。这时候辩护律师提出申请开示的证据，就不受检察官个人意愿左右了。如果侦查机关有GPS相关的证据，原则上要拿出来。所以，让龟石再次陷入苦恼的，正是要不要这时亮出撒手锏。
每次在这种关键时刻，龟石一向都会如此选择—不管结果如何，做了再说。事在人为，其余的，听天由命。
十八年前她向先生求婚的时候也是这样。
大学毕业后，龟石进了一家大型通信公司，工作的第三年，全国各地的同期一起在东京相聚，参加了三天两晚的“三周年研修”。从札幌过去的龟石，认识了一位在大阪任职的男生，是个打橄榄球的大块头，彻头彻尾的乐天派，胸怀宽广，内心也格外强大。龟石很快就被他吸引了。虽说颜值不至于一见钟情，但让她有种“想和他成为一家人，和他这么快乐地过一辈子应该很不错”的直觉。
三天转瞬即逝，突然告白似乎有点唐突。可是，也不能直接放弃吧，至少要说出来。龟石心一横，大不了被拒绝，告白失败，再继续朝前看嘛。
“不好意思，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对龟石过于直爽的告白，先生当场回答：“不行。”
对方这么回答太正常了，但龟石可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击到的人。她甚至反过来想，“我未来的丈夫”真是个老实人。各自回到札幌和大阪后，龟石又连着发了好多封邮件，最后索性跑来大阪。两个人吃着大阪烧，龟石还喋喋不休地劝说对方，终于在邂逅的半年后，穷追不舍地攻下了结婚这件大事。所以，龟石才不是轻易放弃的主儿。
一份传真
龟石决定提交《预定辩护意见书》。至今，她只提及了“违法侦查”，这次，她直接说到了GPS侦查。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局，因为手里一个证据也没有。她又见了一次黑田，确认了GPS发射器被发现时的细节。她想通过具有充分细节感的陈述记录，让控方觉得他们手里握有一些证据。
《预定辩护意见书》的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点 关于在侦查对象车里安装GPS发射器进行侦查的违法性
侦查机关至少在黑田的汽车和中野的摩托车里，以及作案时使用的力狮里安装了GPS，以获取位置信息采取行动。
被告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安装了GPS发射器，行动被二十四小时监视，被严重侵犯了隐私。如果没有得到法律令状许可，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第二点 长期埋伏侦查的违法性
侦查机关在被告被逮捕之前，至少进行了持续一年的埋伏侦查，坐视被告在此期间频繁作案。
第三点 排除违法收集的证据
用违法手段得到的证据，因缺少效力，应予以排除。
辩护律师提出《预定辩护意见书》后，检察官必须给出回应。
龟石写这份文件时，心里一直祈祷着—希望检察官能通过这份辩护意见书，感受到我真挚的诚意，“没有半点谎言”。
可提交后，龟石完全无法安心。
（怎么样了呢？）
（检察官会说什么呢？）
（如果回复“没有安装GPS”要怎么应对呢？）
（如果这是一场阴谋，要怎么揭穿呢？）
每一天，龟石都要设想很多还没发生的事。
那天，龟石刚好在大阪公立律所。
她的办公桌和律所同事的桌子，中间有区隔，两边放着书架，专门用来放文件。刑事辩护律师要处理的案件记录和资料数量都极为庞大，常常在桌子前面，甚至是手侧两边堆积如山。
龟石的桌子相对清爽，她在角落里摆了个小熊玩偶。这是带有她的专属回忆的物品，是读法学研究生的时候买的，曾陪着她考试复习。
桌子上还有一个大概十五厘米的正方形粉色镜子。做刑事辩护律师的人，常常因为离谱的事情气不打一处来，还经常气呼呼地挂掉电话，长年累月下来，面容也会变得带上戾气。龟石为了警醒自己，在眼前放个镜子，时刻留意自己工作时的面容和神情。万一露出了恐怖的表情，她会离开座位，转换一下心情。
2014年5月23日下午3点多，龟石正在办公桌工作，律所助理拿来了一张纸。
“龟石律师，您的传真。”
那是一张A4大小的纸张，文字是传真特有的变了形的样子。龟石费力地看着每一个字。抬头写着“证明预定事实的记录文件”，地址是“大阪地方法院第七刑事部门”，发件人是大阪地方检察厅负责案件的检察官的名字。龟石顺着题目继续往下读。
意外！
上面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大阪府警察在侦查环节，在黑田的汽车、中野的摩托车、作案的力狮上“安装了GPS发射器”。
（太好了！）
虽然证据没有给出多少，但对方至少承认了安装GPS的事实。
（总算可以把违法侦查的讨论提上台面了。）
龟石心里又兴奋又踏实。然而，很快又涌起另一股念头。
（这下会变成大案件吧……）
如前所述，福冈地方法院审理的违反《兴奋剂取缔法》的案件里，GPS侦查得到的直接证据并没有申请作为判决证据。所以，关于GPS侦查的违法性也一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这么说来，自己手上的案子，很可能成为日本第一例探讨GPS侦查是否合法的案件。
龟石此时涌起了抑制不住的兴奋。
她又激动地看了好几遍这份文件，突然，一句话让她呆住了。
“安装GPS发射器进行侦查属于任意措施，是合法行为。”
原来，控方是承认安装了GPS，可是，他们也直接挑明了态度，没有令状安装GPS的行为属于“任意措施”，也就是说，不存在违法性。
（果然还是来这一招啊！）
龟石全身猛地一紧，死死盯着传真。
（看来是一场硬仗了……）
这场战争，由此进入了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