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联大世家

凌宏炜所生活的是一个“联大家庭”。他的父亲凌达扬是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的教授，他的哥哥凌宏焜1945年进入联大土木系就读，三校复校后入清华，后来成为水利专家，他自己则在联大附中就读过。如今，父兄都已作古，只有88岁拖着病体的凌宏炜为我讲述这个“联大家庭”的传奇……

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之底蕴，凡能被联大聘为教授的，其学术水准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都成了“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凌宏炜的父亲凌达扬却是一个意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关于他的只字片语是：

（联大师范学院）英语学系专门培养中学英语教师。系主任由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兼任，先后有叶公超、柳无忌、陈福田、莫泮芹、吴达元等。教授如叶公超、柳无忌、陈福田、潘家洵等也都是外语系教授兼任的。由师院聘任的教授仅凌达扬（原中山大学外语系主任）和胡毅二人。实际上，胡毅主要在外语系和教育系开课，也是教育系教授。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网络上竟然有“凌达扬”这个词条，还附有一张照片，但其内容像是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

凌达扬（1894—1986），广东人。1915年以前，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学校和清华学校。1915年至1920年留学美国，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欧洲史及文学。192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1928年8月，到东北大学文学院任英文系主任教授，主讲英语等课程。1933年至1956年历任《青岛时报》主编、齐鲁大学等校教授。

但是细节呢？后来的情况呢？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点，在大连西路的一幢老公房里，刚刚睡醒午觉的凌宏炜，坐在一把小转椅上，喝完了保姆送上的中药，半闭着眼睛，用有点京腔的醇厚嗓音讲起了往事。

“我们的老家在广东宝安（现在的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老墟村），深圳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被人说成‘文化沙漠’。后来深圳文化馆有一个叫刘中国的人找到我们家的故事，写了一本《深圳布吉凌家》的书。”他说，“凌家的文化名人不少，我的伯父叫凌道扬（农学家、教育家），《三民主义》里有一章是他（协助孙中山）写的”。

“我父亲（凌达扬）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因为当时有‘庚款’，从清华去美国留学也不用‘勤工俭学’，但他就是觉得西餐吃不饱，整天饿肚子，于是就去参加运动队，把肚子‘混饱’。参加运动队的另一个原因是父亲个头不高，常被外国同学当作日本人。他发奋练习跳高和跨栏，尤其是他的跳高有点名气，跳过的高度超过他自己的身高。”

有资料记载：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中国选手奋力拼搏，终于赢得比赛总分第一。此次运动会清华共派出六名选手：黄元道、凌达扬、曹懋德、巫振英、洪铴麒、孟继懋参赛。

黄元道得高栏跨栏第一、低栏跨栏第二、撑竿跳第二、十项全能第三。凌达扬获跳高第二。曹懋德网球力克日本对手，最终夺冠。

“父亲后来觉得，‘九一八’之后从辽宁赶最后一班火车逃出来的时候，没有把远东运动会的奖章带走，太遗憾了。但他也说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运动场上浪费的时间还是太多了，应该再多读点书。”凌宏炜说，父亲在美国留学五年，但最终还是因为吃不饱的问题，没有拿到学位就回国了。

二十四岁的凌达扬回到母校清华教书。“据他讲，当时闻一多、罗隆基还是学生，但父亲有没有教过他们，他健在的时候我也不敢问。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和我是同班同学，他写的回忆闻一多的书里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凌达扬在清华书教得不错，后来受张学良邀请，去了沈阳，一边在东北大学建立英语系，一边在张学良的大帅府做家庭教师。“应该是教过张学良的某个兄弟，张学良还送给他一匹好马。”

凌宏炜出生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一家人开始躲着日本侵略军不断地“跑路”。凌达扬先是回了清华，之后又辗转去过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大学（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

关于凌达扬担任《青岛时报》主编的事，凌宏炜虽然不清楚详情，但肯定确有其事：“那是一份英文报纸，因为报道得罪了权贵，他最后是化了装逃出城的。所以后来他一辈子不过问政治、不发表评论、不参加活动、不写书。”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昆明附近的澂江县（后改为澄江县），担任外语系主任的凌达扬随校西迁。

“澂江后来出名了，那里有个湖（抚仙湖），里面发现了化石（澄江化石地，距今5.3亿年，于1984年被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它完整地展示了地球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凌宏炜说：“中山的学生大多是广东人，喜欢打架，学生整天吵闹打架，后来学校干脆规定晚上7点就把大门关上，不让学生出去了。所以父亲就在中山大学待不下去了，于是转而去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显示，凌达扬于1940年10月23日被聘为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凌达扬在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过的课程有：英文文法与修辞（三年级学生修习）、中学英语教材教法研究（四年级学生必修）、英语教学实习（四年级学生必修）、应用英文（选修课）和英国18世纪（1750—1800）文学（选修课）。但凌宏炜认为：“我父亲最不提倡文法，甚至可以说自己也不懂文法，不可能去教‘文法’。”

凌宏炜回忆说，曾经有人找父亲去重庆当官，当时云南大学的校长、数学家熊庆来问他：“你想要当官还是要做穷教书的？”凌达扬说还是要做穷教书的，所以又继续教英语了。

后来有一次看到我写的一篇关于联大学生当翻译官的报道，凌宏炜又告诉我，父亲凌达扬还和闻一多等联大教授一起，给为盟军培养翻译官的译员培训班上过课。

在昆明的时候，教授的生活也很清贫，房子是租的，一个月的薪水交了房租买了米就用完了。“他上课的时候还提着一个菜篮子，下了课自己要去买菜，回家要自己拖地板。很多名教授都是如此。为了多赚点钱，父亲也在补习班兼课，还在家教几个‘私淑弟子’。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姐妹三个人，我个子最高，一条裤子买回来我先穿，穿不下了再给哥哥穿。吃饭的时候，父亲在楼上看书，母亲在楼下喊‘吃饭了’，喊三声不下来，我们兄妹三个就会跑过去抢着吃，母亲就护着，有时候菜快没有了只能用碟子把碗盖上，才能给他留下一点。如果我母亲病了，兄妹三人一定得有一个留在家里做饭。”

在昆明的几年时光虽然艰苦，但凌达扬喜欢上了那里四季如春的气候，所以抗战结束联大解散的时候他也就没有北上，和“狂人”刘文典一样选择了留在云南大学，做英语系主任。

留在云南，后来的日子也并不十分如意。“英语系里有一两个‘托（托洛茨基）派’，反对学英语，大呼要学俄语，就说我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把他控制起来，用各种办法整他，弄得他无事可做。但在如今的‘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简介’里写着：吴富恒、凌达扬、吴宓、陈定民等一批知名学者都曾执教于外国语学院。”

20世纪50年代中期，“闲着”的凌达扬有了一次新的“机遇”。凌宏炜说：“上海的外国语学院（现在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原来是‘俄专’，但和苏联翻脸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开始了‘中苏论战’），又想逐步和西方打交道，于是要成立英语系，这时候高教部把我父亲从昆明调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建立英语系。当时我们三个子女都在外头，他们还专门派人把我父母接到了上海。”

相关资料显示：

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校重新增设了英语专业。1956年夏，学校从复旦大学等兄弟院校陆续聘来了方重、凌达扬等教授。

1957年，高教部决定该校英、德、法语三个专业夏季暂不招生。根据当时情况，学校决定成立西语系，设英、德、法语三个专业。由方重任西语系主任。1957年秋，英语专业由俄语系转来部分学生，成立一个班。该班学生于1961年英语系单独建系后毕业，这是英语系最早的一批毕业生。

凌宏炜说，原本校方有意请凌达扬担任系主任，“幸好他没当”。

“上外刚开始搞英语专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教师队伍，于是父亲就去招人。当时懂英语的人并不多，他想方设法在银行、商会里找到一些英语好的人，把他们招过来。父亲和一个外国人分别开一个班级，培训教员，结果外国人那个班上的人都要跑到他这里来上课。所以他说，不要以为外国人怎么样，跑来中国教书的通常也未必能行。”

凌宏炜说，上外英语系的第一批教师几乎都是父亲的学生，曾任上外校长、党委书记的戴炜栋，也是他一手培养的。

凌宏炜说父亲在教学上是有些“专断”的，他认为不够格当教师的人就是不能上讲台，但等他退休了，那些不被他认可的人都去教书了，甚至“有些人刚毕业，英语还没学好，就去教学生了”。凌达扬很看不惯。

退休之后，他有时会去学校的图书馆等地转转，看到墙上的“双语”标语，语法都是错的，老教授只能无奈地苦笑。

另外，这所学校的底子毕竟是“俄专”，学校内部俄语系和英语系始终存在着复杂而又微妙的矛盾冲突。“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系始终是被压制的。他确实为这个学校做了一些贡献，但校庆的时候，照片墙上大多是俄语系的人，父亲只在边上有一张小照片。后来为了分房子的事情，想让学校照顾一下，他们理都不理。云南大学要编修校史，来函要我父亲的情况资料，他们把信转给我，让我来写——他在上外教书的时候，我在新疆，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写……”

凌宏炜说，自己有时候也会诧异，为什么关于西南联大及其他任教过的学校的记录之中，关于父亲凌达扬的内容竟这样稀少。也许是因为他为人低调，同时又“述而不著”。“但他无疑是英国文学的权威，讲得最好的两门课应该是英国文学史和莎士比亚。因为长期从事英语教学，他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教学办法。父亲上课的时候从不用教材，手里拿一张小纸条，就可以滔滔不绝一口气连讲三堂课。他主张直接用英语教英语（dire-meth），现在的教育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但那时候很多教师英语水平也有限，这条路很难走通。曾经有一些想出国留学的人请他做家庭教师，他只要半年到一年就能‘教出来’——学生的英语水平就能达到在国外生活的要求。父亲一辈子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中也有很多有名、有成就的人，比如后来的英语教学名师许国璋，还有民国时期做过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

“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书生，不爱交际，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看书看报。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敬业的，选择了当老师就全身心投入教书，也不过问政治。”凌宏炜很是感慨，“要说西南联大的精神，现在的情况完全没法和它比。那时候日本人整天派飞机来轰炸，条件相当艰苦——据说华罗庚当时走路两条腿是‘一条画圆，一条画切线’，后来好不容易治好的——培养的却都是精英。现在那一代的精英基本都不在了。”

凌家有长寿的基因，凌宏炜说自己的目标就是活到老爸的年纪。但如果不是某些意外，凌达扬的寿命本不止九十二岁。

去看他的时候，我带了几袋“双十一”网购的云南饵块。凌宏炜也说，在昆明，饵块是放在火上烤了蘸酱吃的，“还有一种卤饵块，那味道也太好了”。虽然他批评我说下次一定要“空手到”，但也承认：“饵块的味道让我惦念了很久。”

关于联大，凌宏炜还有一些琐碎的记忆。比如他们从老房子搬走之后，搬进去的租客是费孝通。“反正那时候到处都是名教授。”凌宏炜说他很喜欢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觉得他性格很好、很可爱，但作为名教授，他还喜欢打架。

“那时候有左派学生把《新华日报》往张奚若的办公室里塞。张奚若开课的时候会说：‘你们几个特务学生在哪里，我都知道，好好听我说……’据说‘一二·一事件’后，国民党内有一个十二个人的‘黑名单’，李公朴排在第一个，他也在其中。所以一度要美国领事馆把他们保护起来，但张奚若说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是他的陕西老乡，自己不会有事。尽管如此，蒋介石几次找他‘出山’，组织‘国民参政会’也要叫他去参加。张奚若最后一次去开会，先问蒋介石每个人可以发言多长时间，蒋介石说十五分钟，他就拿着拐杖上去讲了十五分钟，大骂蒋介石。然后第二天坐着飞机回昆明了。张奚若和林徽因私交很好，我在他家见过一次林徽因。他说医生讲林徽因只能再活几年，结果林徽因活了十五年。后来我在北京的时候去看他，本来想住在他们家，但张奚若当了教育部长，门口还有警卫，不让进，他太太杨景任也说：‘宏炜，你来得不巧。’后来他帮我安排租了别的房子住下。”

“巧得很，我哥哥和张奚若的大儿子（张文朴，后来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是同班同学，我又和他的小儿子（张文逸，后来做过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是同班同学。据说张文逸在上海打下了一架敌机，成了战斗英雄，来看我的时候都有警卫员跟着。”“在附中的时候，里面也有中共的地下党，也有国民党的特务，我和张奚若的儿子张文逸、严济慈的二儿子严双光，还有另一个同学，四个人一直在一起玩。我们很清高，不参与他们那些东西，只玩我们自己的，看电影、打桥牌什么的。”

凌宏炜说到闻一多在昆明遇刺的情况，似乎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他的说法来自一位当时住在闻一多家中的同班同学庄任秋。

“关于闻一多遇刺的情况，后来他儿子写的书里有记录，但和事实不完全一样，可能有另外的考虑。那时候联大已经解散了，回北京的飞机票也已经交到闻一多手里了。回京之前李公朴遇刺，他去参加追悼会，所以就推迟离开了。闻一多遇刺前几天，就有一个‘疯婆子’隔三岔五地跑到他家门口，警告他赶快走。出事那一天（1946年7月15日），他的大儿子（闻立鹤）还和我同学说，一起护送他父亲去参加李公朴的追悼会，后来又没去。参加完追悼会回来，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惶恐之中，众人马上把大门关了起来。庄任秋胆子大，他是第一个跑出来的，然后就看到了枪击现场，那时闻一多已经死了，他的儿子（闻立鹤）还活着，但是中了五六颗子弹。后来闻一多的儿子被送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当时云南的盘尼西林很少，几乎把所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他身上，总算救活了。”

我和凌宏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10月31日，上海校友会办的纪念联大建校七十七周年座谈会上。会议开始后十多分钟，他才由保姆推着姗姗来迟。看他不太愿意睁开眼睛的神情，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位健康状况不太好的老人，没想到他在会上一开口就传来了一阵富有磁性的声音，最后竟然甩掉了推车，自己走到楼下的饭店用餐，午餐时更是和其他几位校友谈笑风生。

但他有些悲观地对我说：“我感觉联大真的已经没什么人了，来的很多都是‘二代’，还把我们这些附中的也拉上了。尽管有人帮他们一起组织活动，但也就是每年聚一聚。我这个人其实不怎么热心，他们把我拉去，我也就是每年到那里，给那些（比我老的）老头子们唱一首歌。”

他所说的歌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凌宏炜说唱这支歌的原因，一是他们年轻时很流行，二是歌词写得好，又和校友们当下的情况很贴切。

关于自己一口流利的英语，凌宏炜说，因为父亲英语好，家里常有“飞虎队”的美国飞行员来玩。美国人喜欢把无线电调到一个专门放英文歌曲的频道，所以他从小喜欢的就是这些歌曲。他嗓子极好，又英俊又多情，因而附中同学给他起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绰号——“平克劳斯贝”（他们那个时代著名的影星、笑星、歌星）。

他问我：“（参加校庆）那些人里面，你怎么就看上我了？我就是一个管不住嘴、说怪话、不好好读书、‘吊儿郎当’的人，没什么事情好说的。”但说着说着，他自己承认：“以前在图书馆里，他们年轻人要听我的故事，那是听都听不完。”

凌宏炜在联大附中只读了一年多，因为生病一年耽搁了学业。看着其他同学都上了大学，他也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考了大学。当时高考是考三门课，三科总分加起来达到分数线就能录取。考试之前，可能是为了避嫌，在云南大学做英语系主任的父亲对凌宏炜说：“你考什么系都行，就是别来考我的英语系。”结果，批改试卷的时候，有人拿着一张英语试卷给凌达扬看：“这张卷子怎么做得这么好？”凌达扬看后笑了：“这卷子是我儿子的。”

虽然凌宏炜数学只考了十几分，但靠着全省状元的英语成绩，顺利考上了云南大学。

可他并没有安安心心地在云南大学读到毕业。“当时云南毕竟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兄妹三个都出来了。”大哥凌宏焜1945年考入联大土木系，一年后联大解散，三校“复校”，凌宏焜转入清华，首先到了北京。妹妹走了一条特殊的专业篮球运动员的路，从校队、市队、省队一直打到西南区队，最后进了国家队，也去了北京。“那时候没钱自己从云南走出来，妹妹就走这条路，吃的穿的都有了。据说那时候贺龙每个星期六要叫她们到他家去打比赛给他看。后来打球把手给打坏了，她就自己学钢琴，去了沈阳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她也一辈子没结婚，‘文革’后自己想办法去了美国，在那里也是教人家弹钢琴。”

读了两年大学，刚满二十岁的凌宏炜就偷偷从云南跑到了北京，想去那里学音乐、搞音乐。“云南是最后解放的，那里的人都还没有划‘成分’，所以不能乱跑。因为没有划过‘成分’，我去报考部队文工团，开始不让报名，后来报上了名但也不让上。”

在北京找不到工作、无事可做的凌宏炜有点着急，他找了自己的姑妈帮忙，姑妈是贺绿汀的同学，一句话就把他安排到了文化部的音协工作。

“我在那里干得挺好。当时的文化部长是茅盾，氛围挺宽松的。部里有三个协会，音协、剧协、曲协，每天大家在食堂里拿到演出票（分发），晚上去看戏。第二天睡到12点起来去上班，还美其名曰‘业务学习’。”

原本以为生活可以就这样安稳下来，结果突如其来的一个号召，要文化部挑“一百零八条好汉”，支援不发达地区。“部里想安排结了婚的去，结果那边倒希望最好是单身的去。很多人写了‘大字报’说要去，我就是不写，他们反而想要我去。”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单位里来了个女同事，妹妹和凌宏炜“打招呼”说：“这是我同学，你帮忙关照下。”凌宏炜和妹妹的女同学就渐渐走得很近，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恋爱了。谁承想，突然从东北来了个人，自称是她的男朋友。这下可炸了锅了。“她是团员，因为这件事情被批得很惨。”凌宏炜自己也是恍恍惚惚，每天都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到了吃饭的时候也是别人喊他一声，迷迷糊糊跟着同事去食堂，吃完再浑浑噩噩地回去。也是由于这个因素，凌宏炜觉得“不如干脆去新疆算了”。

“按道理应该先把我们送到乌鲁木齐，然后由新疆的文化部门往下派。那时候也是安排得乱，都是下面各个县‘要人’。所以我们人还没去，到哪里去‘支援’已经定好了。”他被送到了库尔勒、焉耆附近的一个“顶小的小县城”。“和静县就在天山脚下，那里有条路，一天就能翻过山，但因为是运兵的，平时不开放，（其他车辆）绕行就得走两天。”

二十多岁的凌宏炜是那个县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可谓年少轻狂，一切都不看在眼里。想到既然要提高当地人的文化程度，他就提议开个中学语文课的补习班吧。第一天上课，他走进教室，竟然发现书记、县长等一个个拿着书，几乎按照官位排序坐在第一排。凌宏炜问：“你们怎么来了？”他们这才承认：“中央下发的文件我们根本看不懂。”

这个小县城新来的年轻人虽然文化程度高，但还是因为清高自傲得罪了县里的文教科长，于是让他扛着一台电影放映机，下放去办文化馆、开电影院。

“就给了我一个仓库，怎么搞电影院？我就找劳改队修了房子，然后晚上卖票放电影。”凌宏炜说，条件简陋到没有卖票的桌子，售票员一只手卖票，一只手接了钱揣口袋里。

要是“下放”的生活就这样也还好了，可之后凌宏炜又被调去当地的小学当校长。“那里中学也没有，就只有一个小学。原来的校长是个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天生能歌善舞，他虽然不怎么会唱，拉琴拉得不错，于是把他调去搞文化馆，让我去做小学校长。”

初到学校，别人给了凌宏炜一匹马，他诧异地说：“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当‘弼马温’，给我马干什么？”原来，小学里的学生都住得很远，分散在各个村子里，老师要去家访的话都得骑马去。

此外还有一件事，“帅哥”凌宏炜和一位维吾尔族姑娘恋爱了，对方是小学里的教师——按照当时的“民族政策”，汉族女性可以和维吾尔族男性结合，反之则不然。

凌宏炜记得：“后来我去劳动，每天收工的时候，她就在路边站着，看着我，但是互相不能说话。”

几年前，凌宏炜也托人打听过这位重情重义的维吾尔族姑娘。听说她后来结了婚，就住在库尔勒，现在应该也有七十多岁了。

不过，在下放劳动的时候，他还是享受到了一些特殊“照顾”。“一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只有六十斤粮食，根本不够，有女人会给我送点油、送点吃的。割麦子的时候，任务多到无法完成，管我们的人也会帮忙割一点儿。”

在农场的时候，场长是个老革命，觉得凌宏炜是个人才，于是力排众议让他办个学校。可学校招不到学生，孩子们都在念经，哪能念书。他去和清真寺里的阿訇搞关系，终于争取到半天念经、半天念书。“念经念得不好会被打，所以时间长了，孩子们都喜欢念书了。”因此，到批斗凌宏炜的时候，老乡们往往会对他手下留情。老乡说：“他是个好人，把我们的孩子带好了。”

直到凌宏炜年近半百时，命运才有了转机。一方面是国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1979年母亲去世后独居的父亲需要人照顾。兄妹三人都不在父亲的身边，经过权衡，凌达扬提出，希望把在新疆蹉跎了二十年的老二调回上海。

学校方面问凌宏炜能不能继承父亲的衣钵教英语，他说自己在新疆几乎都是在劳动，根本没看过英文资料，肯定没法再教书。于是，上外把他安排在了图书馆里工作。“但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伺候我父亲，他要吃什么做给他吃。”

虽然在新疆的岁月满是艰辛，但也交到了不少朋友，直到现在凌宏炜还说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在新疆，可惜已经没法回去看他们了。回上海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朋友的女儿，以养女的名义一起回到了上海。

年近半百的凌宏炜，尽管风流倜傥，尽管他自己说“生命中的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女人”，却依旧孑然一身。我想起校庆活动那天，他主动给一位美丽可爱的老太太唱“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那种敏锐，那种风采，恐怕是绝大多数女性都无法抵挡的。

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之后，身边也有人热情地给他介绍对象，但凌宏炜隐约意识到，老父亲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并不热心，或许首先希望的是能将他照顾终老。另外，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以养女为“挡箭牌”回避结婚这个话题。养女的家里每月会寄一些生活费来，但姑娘的吃穿、上学都得凌宏炜来安排。直到她工作了，后来远嫁北京——嫁得很不错，丈夫是傅作义的外孙。这样又过了十几年，他也已经六十多岁了，大概也彻底习惯一个人生活了。

上外的同事曾经找人给凌宏炜算过命。那个人算命的方法很特别，什么也不问，就是直愣愣对着他看了十几分钟，然后对他说：“你命里没有女人。”同事觉得很奇怪，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凌宏炜先后被介绍过十几个女朋友，“他怎么会命里没有女人？”后来，凌宏炜还无奈地调侃说：“就是算命给算坏的。”

尽管一生未娶，但他的生命里真的是不缺少妻子之外的“异性缘”。如今依然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保姆，全天照顾着他。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就挨在“老爷子”的身旁，安静地听着，给他吃药，给他倒水，招呼我吃水果。从保姆看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亲生女儿般贴心的温情。

“她救过我两次命。”凌宏炜说，2013年年初，哥哥凌宏焜去世前，自己还在照顾哥哥，烧了饭菜给他送去。凌宏焜是兄妹三人里生活最完整的一个，清华毕业后成为水利专家，还去突尼斯搞过援助项目。他入了党，是个“真正的好党员”，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晚年住在同济附近的书香公寓。但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在大坝上操作闸门摇杆的时候，不慎手一松，被摇杆打翻在地，当场昏过去，伤到了脑子。哥哥死的时候也挺惨的，脑子完全不清楚。”

毕竟自己年纪也大了，照顾哥哥的第三天，凌宏炜就倒下了，后来查明是脑梗。当时那位保姆在他家做钟点工，他打电话把她叫来，送自己去了医院。

2014年年初，凌宏炜半夜突然觉得肚子疼，叫醒了睡在外间的保姆，但只说扛一扛天亮再去医院。结果是她力主马上就去挂急诊，后来发现是盲肠炎，立即手术。“八十多岁上手术台，肚子里面已经烂了不少，医生说再晚一点来可能就不行了。这是她第二次救了我。”

凌宏炜夸保姆聪明能干，只是文化低了点。他买了台电脑，想帮她提高文化，但她不怎么会用，而且买的时候可能被骗了，一千二百元买来的电脑，可能只值几百块。后来我再去的时候，发现这台电脑已经不见了。

因为退休金不多，又要花销，又要支付保姆的工资，凌宏炜决定把原来东体育会路较大的住房卖了，换了现在这间大连路上一梯四户的小房子。房间有点局促，打通了阳台的一室户里砌了一道墙，那小块空间里基本只够摆一张保姆的单人床，在墙的另一面是房间外侧凌宏炜的单人床。他说：“这也是养老的一种模式吧。”

“买房子卖房子的事情，我完全没管，都交给她办。最后全部谈妥了，她带我去房产交易中心，坐在那里签了一个上午的字，就算完了。”换房子后，凌宏炜多出了数十万的零钱，他直接拿了一笔钱送给保姆，其他的也交给她打理。保姆对他也不错，有一次他们邀我去吃午饭，凌宏炜吃的虾，都是保姆剥好的……

我们听到过太多雇主挑剔阿姨和保姆偷懒、漫天要价的故事，甚至有那么多欺骗老人的案例，为什么凌宏炜却可以找到一个和自己情同父女还说要为他送终的保姆？也许这份“幸运”并不是偶然的，而与智慧和善良有关。

他告诉我：“很多人都怀疑这个保姆是骗子，但是我观察过，她在医院的时候，经常就会主动帮助别人，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这是天性的流露，所以我确定她这个人本质很善良。”

2017年年底，凌宏炜被检查出肠癌，保姆邓德蓉一直瞒着他，和医生商量决定要手术前，保姆有点忐忑地把诊断书送到他面前，凌宏炜又一次几乎看都没看就签了同意书。手术后身体还在恢复中的他，又时不时在微信群里给联大附中的老同学们唱起了英文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