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与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

作为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协会推派代表参加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筹备委员会。1938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电影协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教育学术团体，为在抗战建国期间，便于联合推进会务，在重庆设立联合办事处。该处议决在重庆举行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借以讨论在抗战建国期中各种教育实施问题。中华图书馆协会对与其他教育学术团体的合作积极支持，大力配合。协会为此推派沈祖荣、蒋复璁和洪范五三人为筹备委员190，参与会务的实际筹备。协会的姿态，与国民政府建国纲领要求全国勠力同心共同抗战的基本宗旨完全一致。

1938年11月，12个教育学术团体在重庆举行第一届联合年会。联合年会通过了大会宣言，称：教育界同人“既愤于暴敌蔑弃国际信义，残略我土地人民，摧毁我经济文化之建设，复感于前后方军民，同德一心，奋发忠勇，慷慨杀贼，众志成城，更喜于抗战已入于争取主动之新阶段，新中国在孕育创建程途中迈进，益觉吾从事教育工作人士，际斯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历史，创演一大变局之交，其责任异常重大”191。各教育学术团体应该集思广益，共谋抗战建国纲领的普遍施行，提出四点内容：1.教育必须适应整个国策；2.教育必须针对抗战建国的需要；3.教育必须发挥其联系作用；4.教育必须坚定抗战建国的信念，面向国际宣示，以阐扬我民族精神。年会宣言的基本宗旨就是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的召开，实际上扩大了国民政府统治的社会基础，是文化教育界支持政府抗战的国际宣言。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是中国文教团体向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中国的文教团体支持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的文教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底，中国出现的文教组织团体就达74个192。这还不包括之前成立的各种文教团体。有研究表明：民国时期较有名的文教社会类社团就有270多个193。但这些团体大多独立性很强，与政府保持距离，也不一定认同国民政府的文教政策，更不必说全力支持。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仅由12个教育学术团体组成，在整个文教社团中，客观地说，比例不是很大。这个比例显示了国民政府和教育学术团体的关系不太密切。然而，在这为数不多的文教组织中，中华图书馆协会能够以高姿态支持国民政府，也足见其对政府的信心和支持态度。1940年，汪精卫等人在南京组织所谓国民政府，京沪地区不少文化团体表示支持。两相比较，更可以看出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中华图书馆协会虽然不大，爱国之心却很坚定。

1942年2月8日，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次联合年会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召开。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主要成员之一。这次到会党政机关首长及各团体会员200余人，代表团体13个单位。协会方面，到会机关会员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等6单位，个人会员34人。协会理事蒋复璁由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推举为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均特颁训词。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演讲。这次联合年会，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大放异彩的会议。协会不仅在主席团中占有重要一席，在全部出席人数中也占七分之一，而不是十三分之一。专业小团体在教育大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协会的积极支持对国民政府具有重要意义。要知道，1942年初政府在抗战中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香港失陷，东南亚地区也相继落入日本政府的掌控之下，中国面临的国际情势空前严重；中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此时也处于对日本的守势地位；协会理事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香港失陷时，正在香港。此时音信全无，协会群龙无首，教育部不得已令蒋梦麟代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尽管如此，他却不能代理协会理事长一职。在此最艰难时期，协会能够在理事蒋复璁带领并组织下，参加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如果不是对政府充满信心，是难以做到的。

1944年5月，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三届联合年会在重庆举行。年会通过的最重要的议决案为改组原设联合办事处为联合会，以加强教育学术研究，推进国际文化合作。经积极筹备，7月16日在教育部礼堂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共到代表20余人。协会由袁同礼、蒋复璁、沈祖荣三理事代表出席。大会除了通过联合会章程外，推选理事27人，监事9人。公推张伯苓为理事长，沈祖荣为常务监事，袁同礼、蒋复璁当选为理事。联合会确定的中心工作有四项：1.积极分区举行学术讲演；2.搜集并整理国内教育学术文化资料，加强国际宣传；3.印行各团体专题研究报告及各团体工作概况（英文本），准备向世界教育学术团体交换刊物；4.举行各团体研究工作会报，注重中国教育学术之综合的研究，以谋中国教育学术体系之确立194。协会站在全国教育学术的舞台上，放眼世界，支持政府的抗战政策。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小众的专业团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相对封闭，战前与其他教育学术团体交集很少，在全国文教社团中影响也很有限。“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学术机关团体提出各式救国方案时，中华图书馆协会发出的声音不能传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专业小团体，却是政府抗战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现在，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提供了一个新的与国内文教机关合作的平台。通过联合年会，协会增进了对其他文教团体的了解，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抗战中的地位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协会能够根据联合年会，随时调整工作内容，以适应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对促进战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1941年，南京汪精卫“国民政府教育部”回顾一年来教育事业的进展时，有关社会教育方面，列举了包括督促学校兼办社教、提倡改良习俗、训练社教工作人员、推广国民体操等15项内容195，其中没有任何文字涉及图书馆方面。同样，汪精卫政权的宣传部总结一年来文化事业的进展时，提及包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中日文化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等24个文化团体的活动196，也没有任何图书馆界的文化团体。而汪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南京、上海、广州——恰恰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区域。这些事实表明图书馆界对汪伪政权态度非常消极。对汪伪政权的消极和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积极，显示了中国图书馆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传承文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