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同体理念
后现代新部落主义的另一把钥匙或“基本特征”是社会本能的共同体维度。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可以读到和听到，个体或个体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而这实际上再次表明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脱节。在这里，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价值投射到了整个社会。我们只需要看看时尚的重要性、模仿的本能、各种各样的群体冲动、形形色色的集体性歇斯底里、我经常提到的音乐、体育和宗教的狂热场面等等，就足以说明与知识分子们相左的观点。
事情其实还要更加有趣，因为同样的知识分子被时代精神所裹挟，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对一种经得起一切考验的部落主义发挥其作用。学术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一系列氏族（clans）组成，每个氏族都聚集在一位名祖英雄（héros éponyme）(13)周围。这些氏族可以随意进行排他、排斥、蔑视和污名化。那些没有“群体味”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被拒绝。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媒体，它们时不时会以惊人的一致性发现“世纪思想家”“代表性的一代人”“不可错过的作家”“天才艺术家”等等，我们可以无限罗列下去。在这里，看看任何一家媒体是如何仅仅因为是部长夫人或总统女儿而报道前者的诗歌才华或后者的哲学独创性（或者情况正好相反，但这并不重要）将是启发性的、有趣的和令人惊奇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品平庸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通过颂扬她们，媒体部落认为这是一次攫取好处的机会。共和国的价值何在？即便只是香蕉共和国(14)的价值！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能够很好地看到裙带关系的作用以及影响网络的重要性。简而言之，这些“发现”中的主观维度是无需证明的。这是一种族内婚式的过程，常常可以证明“媒体政治—中庸”（médiacratie-médiocrité）关系是合理的，而我们远未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被我们越来越多地用来形容发表意见的媒体的“教区公告”（bulletins paroissiaux）这一表达，只是转译了一种部落的现实，这种部落与由流氓或其他制度化黑手党的世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至于政治世界和工会世界呢？在这里，潮流与暗流、主导思想与其他思想俱乐部，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性赖以建立的这些同质性组织的分裂。这里，部落主义势必会再次获胜。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彼此斗争的氏族政治，其中所有可以用来消灭、征服或边缘化他者的手段都是良善的。在这场无情的斗争中，教义上的差异很小，甚至根本不存在，唯一重要的是个人问题，即是否对领导者忠顺。这就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可以为他们觊觎的位置铺平道路。领导者具有魅力还是平庸乏味并不重要。用一句粗话来讲，“我们就是他的人”，仅此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属于他，我们将完全遵从他的指示。
顺便一提，我们要注意到，同一批政治家提出的一种以依附、顺从和消灭批判精神等为基础的“反派系”的立法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理由都是政治部落主义的基础。用荣格的话来分析，我们可以说这种“反派系”的法律是一种把我们所栖身的阴影投射到外部的方式。通过妖魔化或把某些我们认为邪恶的价值强加于他人，我们否认自己也拥有这些价值。事实上，政治派系和政治部族有着相同的结构：归属感。
大学、媒体、政治、工会——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这份清单——行政、俱乐部、培训、社会工作、雇主、教堂，等等。部落进程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制度。正是根据性取向、学生时代的交往、朋友关系、哲学或宗教偏好等等，我们得以建立之前所提到的影响网络、裙带关系和其他互助形式，它们都构成了社会的织理。这就是我将在后面展示的“网络的网络”(15)，情感、感觉、情绪等将以其各种各样的调性变化形式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无法说它是好是坏，但我们应该要认识到，与一种以理性思考和组织的社会关系相反，社会本能仅仅是一种彼此之间不好不坏地进行着调整、适应与和解的小部落的集结。用异质化、价值多神论、全息结构、“矛盾”逻辑还是分形组织来描述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我们所辩护的社会契约、公民身份或代议制民主的基础的一个强大而孤独的个体，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生活首先是情感的、融合的、群居性的。这种群居性让人感到惊讶，又值得我们思考。
事实上，在上述所有制度中，或多或少被“掩蔽”的部落主义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我在描述这一点时会引起争议，那只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否认了。因此，对于其中的行动者来说，把“鼻子埋在其屎尿中”(16)并不是没有用的。这相当原始，但人们永远猜不到它有多大的好处。与其让我们虚伪地陶醉在普遍主义的恩惠中，不如承认自己是一个部落的成员，并以该部落的方式行事。清楚的解释能让我们获益匪浅：自由审查和个人批评远不是当代的价值，思想和行动首先是氏族的。这就是范式的巨大转变。
实际上，在我刚才给出的所有例子中，在所有那些自经验上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量事物中，我们可以说，个体及其理论基础——个体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从最强烈的意义上说，所有西方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都已经饱和了。《部落时代》揭示了这种饱和。这是后现代“返古主义”的启示：共同体的激情在所有的领域重新燃烧。我们可以反对它，抱怨它，否定它，提防它，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趋势就在那里，它把我们推向他者，促使我们变成它的模样。我们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种时尚：我以为我在主动思考，其实是在“被思考”；我以为我在主动行动，其实是在“被行动”。
从本质上讲，这就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复仇，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爱欲氛围，这就是赋予“日常邻近”的重要性，这就是“永恒少年”神话的关键。康德的绝对命令（impératif catégorique），即道德的、积极的和理性的命令，被一种奥特加·伊·加塞特所谓的“气氛命令”（impératif atmosphérique）取代，这种命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美学氛围，其中只有跨个体的、集体的，甚至是宇宙的维度才是重要的。
这就是主体的饱和、群众的主体性、我所说的“群体的自恋”等等集体性“原地基”（urgrund）的形式。这就是所有共在现象的地基（le fond）和地产（le fonds）：它是共在的基础支持，也是共在的基本资本。
这是部落主义的哲学核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因为其社会后果仍然不可预知。用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话来说，这关系到“不止一个”（plus qu’un）。这使得每个人都参与了一种前个体（pré-individuel）。因此，世界和个体不能再以奥古斯特·孔德所描绘的“还原为一”（reductio ad unum）的图式来思考；不论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图式是其后各种社会体制的基础。我们必须重新采取魔法式的参与的机制：参与他人（部落主义），参与世界（魔法），参与自然（生态）。在每一种情况下，这都不再是一个囿于精神堡垒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性、意识形态、职业的）身份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的丧失，一种耗费和其他消耗过程，它们强调的是开放、活力、他异性和对无限的渴望。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部落主义是对深刻影响西方的实体论图式的宣战：存在、上帝、国家、制度、个体，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罗列我们所有分析所依据的实体基础。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本体论都是起点。简而言之，只有那些持久的、稳定的、坚固的事物值得关注。个体是其最后一个化身：它即是现代的上帝，而身份是它的表达方式。
但是其他文化并没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些文化传播到了（passées à）东方，东方又超越了（passé sur）这些文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弥漫的东方化感染了我们的日常生活5，感染了宗教上或哲学上的调和、我们的着装和饮食方式、我们的身体技术等所有属于个体发生（l’ontogenèse）秩序的事物。也许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不止一个”，也许这就是“永恒少年”的回归，也许这就是对当下重要性的强调。这是一种持续的形式，它建立在人和物的非永久性、未来的动态性、情境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
这是从具有稳定身份的、在契约性整体中履行其功能的个体（l’individu）向在情感部落中扮演角色的个人（la personne）的滑移。这种滑移势必带来社会学上的后果。它是对一些前个体事物的魔法式参与，是我们只有在集体无意识框架内存在的事实。
因此，“我思”（ego cogito）的至尊性不再适用。行动的主体也是如此，作为理性规范下的社会契约的自愿参与者的公民也是如此。主体的、理性的普遍主义，一个超验性的上帝的化身，正在让位于地方性的、具体情境中的特殊因素及情感。简而言之，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大脑的纵向性（verticalité），而是个人在整体性上的觉醒。这就是我曾在我的书《永恒的瞬间》（L’Instant éternel）里指出的“肚子思想”（pensée du ventre）(17)——一种能够处理共同感觉、共同激情和共同情感的思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快乐、愉悦或痛苦的原型基础，它深深地扎根在（自然的、人的、社会的）本质之中。“丛林灵魂”（L’âme de la brousse，荣格）几乎被犹太—基督教和随后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抹去，但它如今又产生了回响。它在我们城市的砖石丛林中，或者在一个极端的情境中——“锐舞”着的高科技舞曲部落在林中空地中出神（en extase）地走在塑造我们的泥土之上时，恢复了力量和活力。这里，我们抵达了后现代部落主义的核心：要初步、基本地认识人性（l’humain），在于认识它与腐殖质（l’humus）的邻近。
事实证明，这种对感性、腐殖质和身体的考虑在许多文化中都很普遍。这可能意味着，在我们眼前开始的千禧年并不会像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是灾难性的。但它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由“个体至上”组织起来的世界的结束。我需要提醒，个体能够掌握其遭遇（histoire），因此能够和具有相同特征的其他个体一起创造世界的历史（Histoire）(18)。而我们所依赖的命运的大举回归，则是与共同体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共同体命运和命运共同体是部落主义的标志。这肯定会让一些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自现代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机制。正是这种恐惧引发了普遍的末日论氛围，并将部落主义视为野蛮的回归。但是，一方面，野蛮往往是一个可以使经历长期族内婚的、衰弱痛苦的社会机体恢复元气的机会；另一方面，共同体理念又在哪些方面会比社会理念更有害呢？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是人类温暖的机遇。邻近加强了情感，而手足情谊的横向性，也就是部落主义的横向性，正是我所说的“社会爱欲”的原因和结果。
并肩协力、找到团结和慷慨的新形式、举办慈善活动，都是一同震颤的机会，可以大声地表达共在的欢乐；或者用年轻一代经常使用的一个粗俗的词来说，它们都可以“找乐子”（s’éclater）。这是一个很有判断力的表达，因为它很好地强调了强烈个体身份认同的终结。我们不仅可以在音乐的欢腾中，在运动的歇斯底里中，在宗教的狂热中找乐子，还可以在慈善活动中，甚至在政治爆发中找乐子。
此外，我们最好对这些被我们草率地称作政治爆发的情况保持足够的警惕。政治逻辑是一种现代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切都是编排好的，行动是战术和战略过程的一部分；即便不是预测好的，至少也是准备好的。与政治逻辑相反，当代社会的爆发实际上是暴力性和突发性的，也是短暂性的。我们无需对此深入分析，我们只需要指出它们是对激情的角色和共享情感的重要性的极端表达就够了。这就像是一座舞台，其上并不是一个理性个体在有意识地行动，而是一个在共同体戏剧性框架内的个人在戏剧性地扮演角色。
一些思想者一直在致力于表明“共同体理念”6的重要性。它在今天又重生了。与其否认或妖魔化这种重生，我们不如陪伴它经历各种颠簸起伏。这是“精神共同体”［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重生；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这是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说的“宇宙自恋狂”（narcissism cosmique）(19)的重生。无论如何，这都是某种超越其内个性的、建立在情感的感染和激增的基础之上的、从某个特定根源出发融入宇宙之相互依赖（reliance）(20)的事物的重生。与现代哲学所固有的抽象普遍主义相反，部落主义涉及一个由魔法式的参与、多重互动、人与物的一致性等组成的复杂过程。正是这种鼎沸（bouillonnement）让我们的时代显得如此光彩夺目！
实际上，正如莱布尼茨所建议的那样，依照他的精神，这是一个“几乎不轻视任何事物”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并不是由这些超越了偏见、偏执的思想和其他道德上的简化的新生事物造就的。但我们也必须始终本着同样的非判断、非规范的精神，回到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胡塞尔）。这是一句明智的现象学格言，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一种现象的内在逻辑和深刻本质。这就是后现代部落的意义之所在。它们就在那里，就像我经常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好是坏。
它们的复杂性，它们的复杂方面，需要一种复杂的研究方法。为此，我以一种有机的方式来构建这本书，并将它沉淀成一个连续的层次：部落主义的基本特征，归属感，横向拓展的网络，情感的共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染过程。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在秩序和内在因素。
但是，为了掌握它们，或至少是为了理解它们，亚维拉的圣女德兰（sainte Thérèse d’Avila）的俏皮话“木头话无济于事”（tout le bois réuni des discours）(21)并非无用。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作理论体系的无用话语，因为它只是将所有的趋势和变化汇集在了一起。这就是“找到尽可能不虚假的词语”如此重要的原因。这将是一项集体任务。让各种各样的方法、分析和调查见鬼去吧！让我们把这些留给知识的记录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一些不从全体考虑问题的“小思想”吧！当范式发生转变之时，显得有些悖论的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抓住和深入挖掘事物的表面。这就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激进思想：寻找其根系，以便更好地欣赏其可能的生长。而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喜好；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喜欢观察和行动，仅此而已。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无论如何，在忧伤的精神面前，这就是我从我的老师们和经验里学到的许多教训。我也会将这些启示传递给我的学生们。正如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漂亮诗句所言：
他们娴熟地弯曲杨柳的枝，
因为他们谙熟杨柳的根。
——《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Sonnets à Orphée），
第一部，第6节
是事物本身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在许多情况下，正确地思考它们需要我们知道如何打破那些既有的、循规蹈矩的思想。
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这并非没有痛苦。离开成熟理论的平稳确定性、前往深海，是对人的极大考验。同样，挖掘根系也需要竭尽自己的努力。我想，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了，现在是要请读者们继续这些努力的时候了。我再重复一遍，不要有先验的判断，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只有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在惊人的部落拟态中看到另一种思考方式，或者至少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即与他异性的关系。这种努力也会给我们一种感觉，即不管发生什么，生命都是永恒的。而这种活力，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毫无疑问都是当代部落的责任。对我来说，正是它使我成为了一个会被人们笨拙而滑稽的行为（singerie）所感动、会被可怜而美好的“人的业”（hommerie）(22)所感动的观察者。
米歇尔·马费索利
沙尔普—塞尔维耶尔镇
2000年7月21日
注释
1. 我在这里指的是拙著M. Maffesoli，La Violence totalitaire，Paris，PUF，1979，参见第一章“权力—势力”。
2. 参见F. Casalegno，Cybersocialités，Paris V，juin 2000。
3. 参见Chaoying Sun et Gilbert Durand，«Du côté de la montagne de l’Est»，in Montagnes imaginaires，dir. A. SIGANOS et S. VlERNE，Grenoble，Ellug，2000，p.69。也参见A. Pessin，La Montagne des géants de la route，ibid.，p.255。
4. 参见P. Tacussel，Charles Fourier，le jeu des passions，Paris，DDB，2000。
5. 参见P. Le Queau，La Tentation bouddhiste，Paris，Desclée de Brouwer，1998。
6. 我指的是拙著M. Maffesoli，La Transfiguration du politique，la tribalisation du monde，Paris，Grasset，1992中所涉及的参考和所作的分析。
(1) 源自尼采《偶像的黄昏》一书的副标题。——译注
(2) 这句话出自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在经济文献中，它被用来描述当权者或国家的衰败状态。——译注
(3) 原是拉丁文谚语，原指罗马共和国宗教权力中心卡皮利托山不远处，即是处决死刑犯的塔尔皮亚岩，它可指荣誉过后即是衰落，亦可指若想取人性命，就需使其爬上高位。——译注
(4) 《部落时代》能以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日语出版，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5) 逻各斯（logos），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因而也有语言或理性的含义；厄洛斯（éros），一般指情欲、欲望、欲念。因此，逻各斯原则是理性的原则，厄洛斯原则是感性的原则。——译注
(6) 在柏拉图的先验论中，“回忆”指不朽灵魂对理念的回忆。——译注
(7) 拉丁语，字面意思是“永远的小男孩”，表示心理过久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男人。这一般与对母亲的强烈无意识依恋有关。——译注
(8) 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之前，我们是与母亲融合在一起的。——译注
(9) 英雄主义关系具有卓越的品质、模范的行为等等。——译注
(10) 马费索利的惯用语，指存在于相应群体中的内部知识（savoir interne），它通过一种参与集体无意识的直觉来表达。——译注
(11) 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提出的理想社会形态“法伦斯泰尔”中，社会中的个体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欲望（体力活动、智力活动、组织活动等）将自己的社会活动分组。其中，孩子们分成了两组：小群（les petites bandes）和小帮（les petites hordes）；小群被指派去做园艺等令人愉快的工作，小帮却从事最肮脏的工作。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哪个群体。傅立叶极其推崇加入小帮的孩子，因为只有他们开工，法伦斯泰尔才得以运行。在小帮成员身上，傅立叶看到了工作时的四种激情：自豪、无耻、倔强（不服从）和“肮脏的嗜好”（le goût de la saleté），并尤其强调最后一种。——译注
(12) 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译注
(13) 其名被用为城市名、部族名等。——译注
(14) 指大量种植热带作物，特别是种植香蕉的中美洲诸国。这里蔑称腐败、有强大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介入和间接支配的傀儡国家。——译注
(15) 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译注
(16) 法国谚语，指向别人展示他们没有看到或不想看到的错误。——译注
(17) 不再是由大脑控制的逻辑思维，而是一种更本能、更情绪化的思维。——译注
(18) 马费索利往往区分“Histoire”和“histoire”。“Histoire”指历史，偏向现代性；“histoire”指一连串的事件和遭遇，偏向后现代性。——译注
(19) 巴什拉的术语。“宇宙自恋狂”的美学经验建立在“我美是因为自然美，自然美是因为我美”的关系之上。以此方式，通过观察自己，他看到了宇宙本身。——译注
(20) “reliance”是马费索利从马塞尔·博勒·德巴尔处借用的术语（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在本书中，马费索利常常以不同拼写方式表示该词的多重含义，故拼写为“reliance”时，本书译为“依赖”；拼写为“re-liance”时，本书译为“联结”或“重新联结”。——译注
(21) “木头话”（langue de bois）指先入为主的、不回答现实问题的话语。——译注
(22) 人们能够做的事情，通常是一些负面的事情，更接近人的平凡、庸俗、低级趣味等的一面，即更接近狄奥尼索斯及其冲动。这与人们所能够做的理智、理性、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相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