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现代社会技术化的内涵

目前，只有王伯鲁、颜士刚、李艺、赵晖、田鹏颖和唐丽对社会技术化进行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王伯鲁在多本著作中探讨了社会技术化问题，他对社会技术化的论述是逐步深入的，在《技术困境及其超越》一书中描述了社会技术化的现实，从人的技术化出发认为“技术化了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制之中，人们不仅从技术价值审视社会生活，而且还从技术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技术原则建构社会组织与运行机制，促使社会按照技术模式运转”[1]。他认为社会技术化是人技术化的结果，因为技术化了的人总要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制中生活，当他们用技术价值审视现代生活时，就开始了社会技术化的进程。在其随后的著作《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中，他指出“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产物就是社会技术形态的建构，社会生活按照技术原则建构、运行……就是社会的技术化”[2]。在这个界定中，他将社会技术化同社会合理化结合在一起，认为“合理化”和“技术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社会合理化的基础与核心就是社会技术化”[3]。王伯鲁指出社会技术化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制度化的产物。首先，社会技术化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其次，社会的制度化带来了社会技术的完善。在之后的几篇文章中，王伯鲁依旧沿用了这一概念来分析社会技术化。在《社会技术化问题研究进路探析》一文中，他将社会技术化视为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渗入社会生活各领域后造成的社会运行按照技术逻辑、技术原则、技术规范建构与运行的过程。[4]他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指出社会技术化是技术创新向社会领域内的扩散，并认为“社会技术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重要趋势”[5]。

李艺和颜士刚在合著的文章《论有关技术价值问题的两个过程：社会技术化和技术社会化》中对社会技术化进行了明确界定。他们从技术价值实现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技术化是：技术规律、技术属性作用于社会后对社会实现的改造和发展[6]，并且认为社会技术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7]

赵晖、田鹏颖在《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一书中将社会技术化理解为社会科学向社会技术的转化，也是社会科学理论向社会实践转化的过程。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向社会技术转化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同时这一转化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并不是线性对应的，而是存在着双向作用与反馈。

唐丽在《社会技术的类型学研究》一文中区别出social technology和sociotechnics，指出social technology是对社会技术的广泛理解，它包括社会中的技术，其中涉及社会的技术改造。他将社会的技术改造称之为社会技术化。由于其在该文中主要是讨论社会技术，所以并没有对社会技术化再有深入的解释，但从她对社会的技术以及社会技术的区分可以看出，她认为自然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带来了社会技术化。

社会技术化这一概念在之前的理论中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及，但其所指涉的社会运行状态在很多理论中出现过。里泽的“麦当劳化的社会”、韦伯的“合理性社会”、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社会”、埃吕尔的“技术社会”、麦克卢汉的“大众媒介社会”、布热津斯基的“电子社会”、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波兹曼“技术垄断”时期的社会以及罗斯托的“大众消费社会”等，都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构建及运行。

现代社会技术化主要从两个层面探讨现代社会的运行：首先，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高度依赖技术，技术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其次，社会生活以技术原则来建构，即社会技术日趋理性和完善。

技术在社会运行中居于支配地位。通常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界将技术区分为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传统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仍局限于使用以传统技艺和常识为基础的简单技术”[8]，这一时期的技术被认为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中介，没有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处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过渡的阶段。技术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依然没有引起思想家们的过多关注，只有培根、马克思等看到了技术的价值，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技术对社会的作用。

20世纪后，技术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思想家们的高度关注。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在工业社会中，技术处于核心地位，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根本动因。官僚体系的科层化、国际分工的发展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都促进了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9]。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他认为以后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被整合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等概念被瓦解、重构，这主要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个社会中，技术成为社会运行中最基础的单元[10]。布热津斯基认为现代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结构、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变革的决定性要素[11]。埃吕尔对这一时期的社会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成为自主的力量、成为人类生活的环境。埃吕尔在广义技术观基础之上提出了“技术环境”论，他指出人类经历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阶段，目前技术环境已经控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12]。在这种新的秩序中，效率成为支配人类活动的必然法则，成为一种强权，渗透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领域。

这些观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技术化这一概念，但其所描述的正是社会技术化的现实。在社会技术化过程中，技术居于支配地位，技术的发展支撑和决定着现代社会的运行。

社会技术日趋理性和完善。社会技术是以社会为对象来运作的技术形态，是对与社会治理相关的规则、制度、组织等的高度抽象。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在社会领域内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体现出人类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力图摆脱以往单凭经验治理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追求普遍性和精确性。正是社会技术的不断完善，社会技术化才不断深入。

社会技术可以区分为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流程形态。社会组织形态是指承担一定社会功能的组织和团体，如医院、派出所、警察局、银行等。社会流程形态是指为了维持组织和团体的正常运转而形成的工作流程与相关的规章制度等，如学校有一套招生、招聘的流程、医院有相关的挂号、诊疗流程、公司有对应的财务制度等。

与自然技术相比，社会技术这一概念出现得相对较晚，但其作用不容小觑。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原有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冲击，这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但这些问题仅靠自然技术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借助于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法律、制度等社会技术的不断完善。

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使得国际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核扩散带给全球的威胁、恐怖势力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灾难、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恐慌、金融危机遍布全球的影响以及环境、资源等问题的出现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从理性的角度审视社会生活，按照技术原则来探寻最优的组织形态和流程形态。如此必然带来社会技术的理性和完善，社会技术化也随之发展。

二 现代社会技术化的表现

社会以技术化的方式运行起始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只是那一时期的社会技术化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之上，其发展的速度和技术化的程度都较弱一些。工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以来，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元素。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带来了社会技术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现代社会技术化的进程加速。现代社会技术化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

（一）现代政治的技术化

“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现象，技术本身是负荷政治的。”[13]拉普认为，近代技术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主要得益于其特殊的文化、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追溯技术发展的历史，其受政治的干预由来已久。在现代政治中，技术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通过技术手段的运用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以期实现政治目标已成为共识。

政府决策的技术化。现代国家规模巨大、结构庞杂，使得政治活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在政治决策方面。在就国家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时，短时间内将成千上万人的意见集中起来，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制度、发达的通信技术、电子投票制度以及严格的安保制度很难完成，并且在决策的过程中，需要汇集海量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便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这一过程中先进的自然技术以及完善的社会技术不可或缺。

民主推进的技术化。一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不仅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关，还同该国的技术发展程度相关。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介，政党的施政理念能够及时传播开，便于民众了解、参与。借助于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市长信箱、市长在线以及每年两会期间的全程直播等方式拉近了民众和政府的距离，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借助于现代传媒技术，政府、官员、行政人员以及公民的行为都变得公开、透明，客观上推进了民主进程。

行政管理的技术化。在行政过程中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形成合理的组织、决策、沟通制度，这些促进了社会技术的完善。具体表现在：科学的组织制度、沟通协调制度以及适当的修正制度。科学的组织制度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建设和管理提供保障；协调沟通制度为政府处理内部事务以及应对外部状况提供支持；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政府还需要一定的修正制度来对自身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技术进行修正。这些制度背后还需要强有力的自然技术支持，如：信息技术、评估技术、预测技术、传媒技术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将自然技术引入政治生活之中，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现阶段我国政府使用的 Office Automation网络办公系统，推进了全自动、无纸化办公，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协调了群体的工作。

管理人员的技术化。在现代政治中，管理人员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美国思想家彼得·德鲁克指出，20世纪后半叶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府部门由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组成，这样一来之前需要公众、舆论讨论研究的事情现在只需由这些技术专家来解决。丹尼尔·贝尔也预言专业技术阶级将依靠其所掌握的知识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仑提出了“专家治国理论”，他主张在工业社会中工程师应该对工业系统进行控制。20世纪中叶美国、苏联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现代社会中各式智囊团、智库的诞生，就是凭借自身所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为政府、企业的行为提供科学、合理的意见。

（二）现代经济的技术化

物质生产力的技术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集中体现了物质生产力的技术化。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据的是工匠的经验和家族的传承。50年代后期这一状况发生改变，一方面，当时的物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实的生产不断对技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的技术越来越复杂，单纯依靠经验很难满足现实的生产；另一方面，科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技术以其特殊的影响力和经济价值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集中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目前发达国家都将其产业重心转移到高新技术上。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果。截至2018年，量子通信、5G（5th Genev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化发展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资本的技术化。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但在这一过程中是作为科学研究、科学知识成果的技术转化为带动经济发展的资本，也就是技术资本化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形式的资本，通过技术化也实现了增值。资本技术化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技术化。人力资本是经济活动中必须投入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化主要指劳动者通过对技术知识的掌握而实现劳动能力的提高，以此提高经济效益。在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和技术化，客观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技术化。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社会资源获得财富的手段。在互联网技术下，人们的联系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各种信息在网络上流动，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资本，并且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分析、筛查和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产业部门，创造了新的经济效益。

金融的技术化。金融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经济技术化的过程中，将金融资本技术化从资本技术化中单列出来，主要因为金融资本技术化的方式更多、程度更深，对经济的影响更大。金融体系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技术已经内化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金融资本的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的研发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促使金融资本在价值、功能等层面不断提升。金融资本的技术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形态、金融流通和金融管理三个方面。

现代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形态。借助于网络技术，金融工具有了更多的替代形式，货币由之前的实体货币转为虚拟货币。金融产品在高技术形态下也变得更加丰富、灵活、便利，无人银行、手机银行等应运而生。人们不需要再到金融机构购买或办理金融产品，运用相关的软件和设备即可自行选择所需的产品。

金融流通领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实物交换。互联网技术催生了众多的支付平台，将之前的实物流通转化为信息流通。如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京东支付等，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支付方式，跨境结算系统也在不断升级。

金融管理是金融安全的一道屏障，为金融产品提供保护和监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金融危机的外溢性不断凸显，严重危害一国的金融安全。在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的金融生态下，必须采用技术手段才能对金融领域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这需要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来对金融风险进行预测、防范。

（三）现代文化的技术化

文化产品的技术化。文化产品的技术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一般而言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两大类。文化商品主要有书籍、杂志、音像制品、多媒体产品、工艺品以及时尚品。文化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所展开的各项活动。文化产品的发展依赖于技术的发展，现代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丰富了文化产品的样式。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直接服务于文化产业，使得文化产品丰富多样。

文化展示的技术化。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产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手段才能呈现出来。过去我们通过实体的书籍、装饰用品等展示特定的文化成果。但在技术的推动下，文化产品的物质载体不断丰富。新的媒介方式不断出现，为文化展示提供了全新的平台。现代智能手机成为继纸质书籍、广播、电脑之后最贴近消费者的文化载体，成为可以随时满足人们通信、娱乐、消费的新型终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休闲方式。手机内部各种应用程序、软件使得人们随时可以享受购物、电视、电影、小说、新闻等文化内容。技术的发展还使得文化活动更具特色，以前的文化活动受到场地和舞台的限制，无法进行淋漓尽致的表达，现代技术在声像、造景、舞台、灯光设计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拉近了观众和文化表演者之间的距离，更好地展示了文化作品的魅力。

文化传播的技术化。互联网技术丰富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早期的文化作品，依赖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后来有了录像、摄影技术，使得这些文化作品得以保存下来，并通过特定的发行手段实现了商品化，带来了经济效益。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文化传播更快速、更全面、更高效。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联合造就了一大批文化传播平台，丰富了人们接受文化的方式。新技术的采用不但对原有的文化产品进行了提升，还延伸出新的文化需求。现代电影借助于数字、模拟技术已经不仅仅是讲故事的方式，在电影中加入了大量炫酷的科技，呈现出3D、4D、5D以及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实景体验的效果，丰富人们观影体验的同时扩展了文化产业的边界。

（四）现代教育的技术化

教育的技术化也是技术化时代的产物。网络技术、数字技术、计算机编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各领域的应用，使技术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门类。新技术手段、技术媒介促使教育方式不断革新，各种远程教学、微格教学、网络教学层出不穷，打破了教学的时空界限，将大量的教育资源传播出去，促进了教育的传播和发展。

教育技术化还体现在其过分追求理性化、工具化，冲击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观。传统的教育侧重于对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使人不仅有外在的技术和能力还要具有内在的道德精神、气质修养，而现代教育展现出标准化、短期化以及工具化的趋势，它以高效为目标，按照统一的程序、标准，培养出“标准化”人才。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差异被忽视，“学生即使能够迅速掌握‘何以为生’的技能，但却并不知晓‘为何而生’的道理；人们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文化快餐’，却难以汲取丰富的文化营养，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与航向，进而安顿生命、寄托精神”[14]。这些展现出现代教育技术化非理性的一面。

（五）现代医疗的技术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生理学、病理学和解剖学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技术在物理、化学、工程技术以及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现代医学走向了技术化。20世纪50年代后，医学步入了智能化、信息化的阶段，CT（Computed Tomography，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成像）电子成像技术、基因技术、辅助生殖技术以及再生医学技术、微创外科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扩展了医学技术的范围。技术不断向医学领域渗透使得诊疗手段日趋技术化。过去医生凭借自身多年的经验，通过望闻问切对病情进行判断。今天，各种现代化的检查设备和辅助医疗器械让医生的诊治工作发生了巨变。这一切标志着医学进入了技术化的时代。医学技术化为治疗各种顽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凭借高超的技术、精密的检测仪器以及超一流的治疗方法，填补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空白，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实现全智能坐诊与医疗，提高了医疗过程中的精确性与稳定性。

（六）日常生活的技术化

人类的衣食住行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穿衣是遮蔽隐私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人们对它的要求已经远不止此，人们不但要求其基本的保暖功能，还要求其健康、耐磨、耐腐蚀等，纳米材质的衣服应运而生；在饮食方面，现代生物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食品不仅要美味更要安全和健康，各种功能食品以及添加了高科技成分的营养保健品充斥着市场；在居住方面，高科技使人们的住宅朝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各种智能家电使得人们的生活、住宅更人性化；我国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人们的出行越来越便捷、舒适，全程的WIFI（无线网络通信技术）覆盖，让移动办公不再是梦想；现代购物已经超越了传统模式，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网上购物大大简化了人们的购物流程，丰富了人们的购物体验。物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类的智慧生存成为现实。

三 现代社会技术化的优越性

现代社会技术化依托现代技术，以高效、精确为目标架构社会的组织形态与社会流程形态，其高效性和便捷性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无论在理论层面探讨现代社会技术化还是从现实发展来看，其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现代社会技术化的优越性可以通过这些年“春运”的变化直接感受到。春运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春运的范围和人数较少，只是一些异地工作的人在春节期间回家探亲、团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春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数据显示，1979年我国的春运人数破纪录地超过了1亿人，绿皮火车是当时春运的主要力量。[15]当年的绿皮火车速度慢、车次少，买票只能靠排队，一排一个通宵是常有的事，排到了却没有票也是常态。当时出票的速度很慢，一张票大约需要5、6分钟。早期的火车还没有实现对号入座，经常因为抢座而引发骚乱。当时的车厢条件很差，窗户漏风，没有空调，冬天忍受着寒风，夏天扛着酷暑。车厢内没有热水，洗手间更是遥不可及，水果皮、瓜子壳掉了一地，人们呼吸着浑浊的空气，忍受着喧嚣的环境，真可谓精疲力竭。

2019年春运旅客发送量达29.9亿人次。[16]较之于40年前，如今春运的规模扩大了30倍。30亿人次的流动相当于大洋洲、非洲、美洲以及欧洲的全部人口流动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井然有序地流动着，而且其舒适程度是之前绿皮车时代无法想象的。如今，高铁已经成为春运的主力军，“和谐号”“复兴号”使得“千里故乡一日还”成为现实，整洁、有序的车厢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高铁速度快，作为南北大动脉的京广线，全程只需要8个小时。这条线路在1957年全线贯通时所需时间为60个小时。进出站都实行“刷脸”检票，大大节约了时间，提高了人口运输的能力。买票曾是出行人们心中的痛，现在情况则不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不需要去售票点排队买票，通过手机APP，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票。自2019年春运启动后，平均每天发售的一千多万张票中，有八百多万张来自互联网。为了保证2019年春运的平稳、有序，国铁吉讯推出了“掌上高铁（春运版）”，乘客可以在乘车过程中连接高铁WIFI，通过掌上高铁观看视频。在“互联网+高铁”的助力下，网上点餐，站台取餐已经普及。

社会技术化运行不仅使春运更加便捷、高效，在各个领域其都具备一定的优势。电子政务的推行，大大方便了居民，只需要网上提交材料就可以办理相关的手续，告别了一趟一趟跑政务大厅的烦恼；银行柜台前排队的人少了，大多数的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理；学校报销程序也简便了不少，只需要拿着发票在电子仪下面扫一扫，即刻可输入系统之中，实现了自助服务；现在出行，真是“一台手机走天下”，凭借互联网，出行订票、旅游订房、外出导航等都可以快速完成，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现代社会技术化以其实际运行践行着“让生活更好”的理念。

四 现代社会技术化的衍生效应

现代社会技术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负效应。伴随着现代技术的高风险，人类社会的矛盾日趋复杂、多样，进入风险社会阶段。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人的发展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个性面临着被消解的困境。

在社会技术化进程中，效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效率的追求致使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逃离北上广”“丧文化”到“假装生活”“被同龄人抛弃”，再到“佛系生活”，这些自嘲又略带无奈的口吻展现出现代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的焦虑。长期的焦虑使人们处于亚健康状态。

生活于都市的白领，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得不到有效的调适，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紧张的生活不仅使现代人心理备受折磨，生理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内分泌系统失调造成人的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疾病频发。这些年，各个领域中过劳死已经不再新鲜。

互联网内容丰富、多样，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上网娱乐、学习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网络的内容极具开放性，一些不健康的网站会对青少年产生危害。长时间沉溺于网络聊天、游戏、购物等会使青少年长期处于精神空虚的状态，对其认知、情感以及心理定位产生影响。不仅青少年面临着网络成瘾，成年人也会出现面对网络时的焦虑，海量的信息汇集在网络之中，我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接受即可，长此以往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

在社会技术化进程中，知识阶层、精英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都想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教育条件，补习班、辅导班以及各种形式的学习班使现代考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极易引发各种心理疾病。高考前扎堆去看心理医生已经是常态，有的考生严重到出现“自残”的行为。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效率给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负担，致使人类的生存出现问题。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运行高度依赖技术，现代技术所具备的风险性使得现代社会处于风险之中。1907年加拿大魁北克大桥，由于设计师库帕的自信和大意，致使19000吨钢材和86名建筑工人落入水中，只有11人生还；1912年泰坦尼克号，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大船”，由于船速过快与巨大的浮冰相撞，造成1513人丧生；1937年德国兴登堡氢气球撞上拴气球的柱子发生爆炸，36人遇难；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夺走了129名船员的生命，事故原因始终未能查明；1963年意大利维昂特拱坝水泄，4000人丧生；1974年土耳其DC-10客机失事，11名机组成员以及335名乘客全部遇难；1981年美国堪萨斯城饭店倒塌，113人死亡；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工厂发生毒气泄漏，约一万人躺在了博帕尔的大街上再也没有醒来；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其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造成31人死亡，方圆30公里内11.5万人被迫疏散转移，之后的15年内约有6万—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辐射疾病的折磨，造成的损失约两千亿美元，是近代史上最昂贵的灾难事件。[17]1998年，德国的高铁ICE884号在艾须得镇出轨撞毁，造成101人丧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老化、破损的车轮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现代社会技术化使得人们可以充分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便捷、高效，但现代社会快节奏地运行使得人类的心理、生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现代社会的运行高度依赖技术将人类社会带入了风险社会。本书以现代社会技术化为研究对象，分析现代社会技术化的内部机理，在论证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现代社会技术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理性扩张带来的。技术理性在扩张的过程中，造成了技术与文化的冲突，最终技术的发展背离文化方向，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另外，社会技术发展滞后，没有形成对自然技术的有效约束和对人的全面塑造也是现代社会技术化负效应的原因。面对这一现实，需要从哲学角度展开对现代社会技术化的反思，反思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文化环境的塑造来保持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平衡，如何健全和完善社会技术，以便更好地促进自然技术与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现代社会技术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