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买马

转眼已是7月间，时令进入仲夏。祝一志去看了洛川剖面，实地考察，采集样品；张光宇泡在图书馆里找文献资料；刘荣谟陪着工人装修，将办公室改造成同位素实验室；孙福庆带着一个临时雇来的司机，驾驶大卡车去北京拉仪器；周卫健和张景昭两个女将直奔天津塘沽港。

“这两个女将可真能干！”安芷生夸奖说。本来黄土室购置的从荷兰进口的低本底液闪测量仪，还有一个星期才能进港，可她们急啊！她们就天天跟着人家港务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科学多么重要，讲时间多么紧迫，软磨硬泡，硬是让海关人员同意将货船提前一周进港、发货，运往西安。

肖举乐当时是西安地质学院（今长安大学）水文地质系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孙建中是西安地质学院教授、水工系主任，兼第四纪委员会委员、中国冰川冻土协会理事，也是肖举乐的恩师。当肖举乐正在为毕业后的去向做打算时，孙建中推荐他去黄土室。他建议肖举乐去黄土室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是中科院的新单位，和它一起成长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便是冲着学科带头人安芷生的。在孙建中心目中，安芷生早已是研究第四纪的响当当的人物：是他首先翻译了考克斯（A.Cox）的地磁极性年表，将古地磁磁性地层学方法引入中国的第四纪研究，通过精确的古地磁测试，确定了著名的蓝田猿人的年龄为距今约115万年；是他与卢演俦于1979年提出黄土—古土壤序列的概念，并在1984年对晚更新世马兰黄土进行了详细的地层划分，首次将最近13万年的马兰黄土与深海沉积物氧同位素δ18O进行了正确对比，其研究成果发表后被大量引用。

安芷生是这样评价肖举乐的：“他在黄土室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作风严谨，干脆利落。”

在安芷生的记忆里，那是1987年，肖举乐全程参与了安芷生团队在第二十二届国际科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ce Unions，简称ICSU）北京年会上所作报告《最近2万年中国古环境变迁》的准备工作。肖举乐写文章严谨，逻辑性强，安芷生的三篇重要文章他都是合作作者，包括《黄土是季风的记录》（1990年）、《最近13万年黄土磁化率的季风证据和粉尘通量变化》（1991年）等。这些文章是最早研究东亚古季风的文章，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后的被引用率很高。安芷生强调说：“这表明，他对东亚古季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

安芷生表示：“我和吴锡浩、汪品先等人在《中国科学》发表的《最近13万年东亚古季风》的综述文章，也是他整理的。他提取了黄土中的石英颗粒作为冬季风的坚实证据。史蒂文·波特（Stephen Porter）与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三分之一的数据都是他提供的。后来，他到大阪城市大学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日本湖泊与东亚季风的关系，回到北京地质所后，转而做湖泊研究了。”

安芷生肯定地指出：“肖举乐现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秘书长，为中国第四纪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想起1985年，那个炎热的7月，肖举乐来到黄土室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押车。他带着两个外聘的司机到天津塘沽港，要把周卫健和张景昭“磨”来早到的那台低本底液闪测量仪拉回来。那时候，跑长途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要带上干粮，水壶里灌满水，还要带上两大桶汽油做汽车燃料。行驶三天三夜，马不停蹄，昼夜兼程。

当他们把这台低本底液闪测量仪拉回西安时，孙福庆也把另一台MAT-251气体稳定同位素质谱仪拉回来了。大家都连夜赶来了，吊的吊，抬的抬，推的推，扛的扛，忙得不亦乐乎。

在肖举乐来黄土室报到之前的一个星期，已经有一位西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名叫孙东怀，仰慕安芷生之名而来。紧接着，复旦大学核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谢军也来报到了。

尽管这里的条件、待遇、名气，和中科院很多研究所相比差了许多，可是这里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机。这里有安芷生，这里有齐心协力的集体，这里的发展和变化日新月异。黄土室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天一个模样，一天一个变化。

他们先后建起了14C实验室（成员为周明富、周卫健、蒋宇、阎远森）、同位素实验室（成员为刘荣谟、刘禹、孙福庆）、热释光实验室（成员为卢演俦、张景昭、谢军）、地球化学实验室（成员为张光宇、张小曳）和沉积物实验室（成员为肖举乐）。

为了建立14C实验室，刘东生亲自给周明富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14C实验室在西安的发展前景和人员安排等事宜都作了详细的部署，鼓励周明富把建实验室的担子勇敢地挑起来。在刘东生的指导下，在安芷生的带领下，14C实验室成员瞄准黄土、第四纪和全球变化的学科前沿发愤图强，不到半年时间，就取得了一项喜人的科研成果。

他们到举世闻名的临潼兵马俑博物馆，在其一号坑、二号坑和铜车马室内，分别测试了一批与兵马俑相伴的已焚烧的木制品的年代数据。

当周明富、周卫健、张景昭等人把兵马俑的准确年代测出来，并与历史资料相对照，结果完全吻合时，当时在场的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兵马俑博物馆等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无不惊喜，《陕西日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分别作了专题报道。

1985年10月，在刘东生、安芷生的安排下，黄土室在西安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际黄土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100余人，分别来自欧洲、澳大利亚、美国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大家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美籍华裔科学家周存林参观了黄土室的14C实验室后，激动地说：“不可思议！黄土室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建立了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低本底液闪测量仪的14C实验室，并且测出一批数据，这在发达国家的实验室里也是很难做到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东生提出了“要造就一流人才，必须与国际上一流科学家合作”的指导思想。此后，安芷生瞄准黄土、第四纪地质和全球变化的科学前沿，积极进行国际合作，让很多国际知名教授认识和了解了这个体量不大但独具特色、办事高效的黄土室。

这期间，黄土室又来了一批刚刚走出校门的优秀大学生，小寨东路3号院里，一时间分外热闹。

他们是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张小曳，从南京大学引进的优秀学生刘禹、周杰，以及到黄土室攻读硕士学位的郑洪波、赵华。

他们一来就赶上了好时候，这段时间既是黄土室最为忙碌的时期，也是最能锻炼他们的当口。

在黄土室里，安芷生就像一棵神奇的“灵魂树”，将他们牢牢地吸引住，推动他们迸发出个人最大的能量。

人们不得不佩服安芷生，他科研能力强，英语好，做事有效率。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均与他的学习经历有关。

1962年，安芷生所在的地质系，一共挑选了5名同学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他是其中之一。

自从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安芷生四年来一直都是系里的优秀生，功课极好。然而，有人说他海外关系复杂，不可以让他参加考试。在这关键时刻，南大地质系总支书记马迁和班主任王赐银都说：“他当时那么小，知道什么吗？成绩不错就让上吧。”最后，这5个人参加考试，唯有他一个人考上。

当时的安芷生只有21岁，正当意气风发时，就跨进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做了赫赫有名的刘东生的研究生，而且还是刘东生的“开门弟子”。

那一日，秋阳普照，安芷生从南京启程，一到北京，刘东生就派了北京地质所一名干事开着吉普车去接他。接到他后，直接领进了食堂，吃窝窝头。安芷生记得非常清楚，他说：“那是1962年10月13日。”

当天下午，安芷生到刘东生家去拜访。“刘先生先看看我长什么样，目测良久，无言无语。”

或许像安芷生长得这么“漂亮”的男孩子不该来学地质吧？如此标致的“白面书生”怎么跑高原挖黄土呀？

刘东生没有开口，安芷生也不敢多言。

沉默了一会儿，刘东生问他：“你对第四纪研究有兴趣吗？”

“没有兴趣。”安芷生如实回答。

刘东生的脸马上“垮”了下来。

可安芷生是诚实的，接着又说道：“系里分研究生报考名额时，把我分到第四纪，我是没办法才学第四纪的，其实我对地球化学很感兴趣。”

因为那时候地球化学很时髦，安芷生的大学毕业论文《钴在矽卡岩成矿作用中的行为》就与地球化学有关，他便实事求是地交代了。

“看得出刘先生当时很失望，后来他也就算了。”安芷生回忆说。

因为刘东生慢慢地有些了解这个肯下苦功的小伙子了。

“每个礼拜天，当刘先生从西郊回来，都先要看看地质所大楼320办公室是不是亮着灯。”

安芷生在刘东生的320办公室里学习。“回想起来，这是多么优厚的待遇。”安芷生感叹道。

亮灯，刘东生就高兴；不亮灯，第二天准要问他：“干什么去了？”

“我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刘先生对我要求严格，送我到不同的实验室接受基本训练。在先生的安排下，从考古学到地球化学，从哺乳动物鉴定到孢粉数目统计等，我都得到了各个实验室最好的老师的指导，我的地层学的时间概念和环境演化过程的思想就是从那时形成的，”安芷生说，“然而，有一件事情，让刘先生不好做出表态。”

安芷生私下里跑到北京地质学院报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学了三个月的音标、单词和语法后，他觉得英语并没有那么玄乎，还挺简单的。可是，第四纪地质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需要专门攻一攻。加上那时的他已经是每个月拿42元工资的人了，不怕交不起费用。于是，他便偷偷地跑到北京西四附近找了一位退休老教授。“此人英文很好。”安芷生说。当时他把一本理查德·福斯特·弗林特（Richard Foster Flint）写的《冰川和更新世地质学》（Glacial and Pleistocene Geology）给了老教授，让他从头至尾给自己讲一遍。老教授授课，安芷生付给他学费。就这样，教授讲，安芷生学，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

安芷生说：“别看刘先生‘土’，没留过洋，可他英语非常棒！他非常注重外语的学习交流。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和刘先生一起准备国际地质大会报告英文稿，完成后，刘先生让我交给中国地质大学杨遵仪教授修改。杨先生是我国地质界与周明镇先生英语同样好的学者。刘先生看完杨先生的修改稿，对我说：‘杨先生的英文写得既通俗又简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刘东生告诫他：“写文章时，看100篇文献与看10篇文献写出来的文章的味道、深度是不一样的。”他强调了全面收集资料的重要性。

“英语好是做好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否则，你怎么看到最前沿的信息？你怎么会有敏感的意识呢？”安芷生强调说。

从此以后，安芷生始终坚持学习英语。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他一边查字典，一边阅读外文文献，虽然速度很慢，四小时才看完一页，但他锲而不舍并且兴趣十足地坚持着。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他这种“笨拙”的“聪明”，让他发现了国际第四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古地磁年代表，并将它翻译了出来！

他惊喜不已，再接再厉。他用古地磁的方法定年，在《地质地球化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翻译的考克斯的地磁极性年表，把磁性地层学引进了中国！

这篇文章引起了时任贵阳地化所所长涂光炽的注意。涂光炽思想很敏锐，他立即拨款，建立古地磁实验室。安芷生订购了所需仪器，李华梅主持建立了贵阳地化所的古地磁实验室。此后，安芷生与卢演俦一起，多次去洛川剖面进行野外调查。卢演俦负责黄土气候旋回划分的研究，安芷生与魏兰英进行土壤微结构的研究，并写了《离石黄土中的第五层古土壤及其古气候的意义》一文，发表在《土壤学报》（1980年第17卷01期）上。文章明确提出：“古土壤作为历史或地质时期自然景观形成的土壤，不仅是古环境和古气候的一种良好记录，而且对于研究土壤的发生、发展乃至退化的过程都有重要意义。”

“其实英语的学习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没有基础训练始终底气不足。我不像周卫健，她是先学英语后学地质的，做起研究来便利了很多。”安芷生认为。

创建黄土室伊始，英语专业出身的周卫健做起事情来，总是那么得心应手，自信满满。

周卫健1953年3月出生于贵阳，她是这个家庭里的第一个女孩，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事业的父母给女儿取名“卫建”，取“保卫国家，建设国家”之意，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够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小卫建一点点地长大了，一步步地成熟了，越发敢担当、有出息，并且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卫健”，表明她不但要建设好伟大的国家，还要求自己有善良的心灵和健康的体魄。

与安芷生苦涩的成长环境恰恰相反，周卫健从小顺风顺水。做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一个有所追求的人，一个脱离了是非争执和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一个工程师、科学家……始终是周卫健为人做事的理想。1993年2月，周卫健加入九三学社，1995年在西北大学地质系获博士学位，2009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10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她是陕西省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总是走在新中国建设的大道上，时时刻刻为国家的发展壮大建功立业，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

1968年底，周卫健遵照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到了贵州省罗甸县，做了一名知青。回城后，周卫健继续到贵阳一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做老师。1973年，周卫健通过群众推荐，到贵州大学外语系读书。

1976年，即将从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周卫健，被贵州省赤水天然气化肥进口设备厂看上了。

到了赤水，周卫健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给一个研究机械泵的美国专家当业务翻译。业务翻译和生活翻译不同，业务翻译首先要熟悉大量的专业词汇，周卫健需要恶补这方面的知识。面对那些生僻的单词、名称、术语，她反复研读，将“堡垒”一个个地攻克。她在宿舍的墙上、天花板上、门上统统贴上了抄写着单词、名称和句子的纸条，躺下看，起来背，反复学，不让一丝一毫的时间白白流去。

不到半年，周卫健已经成了厂里的顶梁柱，能够和外国专家们自如地交流、沟通，并且能参与安装、作业。很多外国专家来交流时，点名要周卫健做自己的翻译。国内许多技术人员看不懂外文资料和说明书，也跑来向她请教。

贵州省赤水天然气化肥进口设备厂偌大的厂区里再也“藏”不住周卫健了，省外事局、省外办、公安部门、学校，很多单位都要“挖”她。最后贵阳地化所的涂光炽所长亲自出马，目测、考试，把周卫健招进了贵阳地化所。

到了贵阳地化所，周卫健才知道，这是一个中国高端的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科研人才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让她感到神秘而向往的地方。

招她进来的涂光炽所长，本身就是地质学泰斗级人物。这里还有赫赫有名的黄土与第四纪地质专家刘东生院士，以及老一辈科学家侯德封、李璞、郭承基、司幼东、余皓，所领导杨敬仁、彭会等多年从事与地质、地球化学有关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家。他们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成果丰硕，名声惊人。

周卫健非常兴奋，认为这里简直就是科学的圣地，知识的天堂。她不愿辜负这里良好的环境，更加勤奋好学，翻译的水平更是炉火纯青。很多国际著名科学家到了贵阳地化所，直接点名请周卫健做翻译。有一位研究氨基酸的美国科学家，来中国很多次，走遍了几十个城市，前前后后作了40多场报告，都是由周卫健做翻译。

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专家周明镇看着这个伶俐聪明又勤恳好学的姑娘，悄悄地勉励她：“英语再好，只能当个工具。你还年轻，应该钻研一门业务，做科学研究。这样你就会像插上翅膀的鲲鹏，可以大展宏图，你的专业也会插上双翼。‘两条腿行走’，岂不是具有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和更加快捷神速进步的条件吗？”

周明镇的话一下子点醒了周卫健。从此，周卫健再也没有停顿过、犹豫过、彷徨过，她一往无前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她发扬“钉子精神”，努力钻研，要做个“两条腿”走路的更高层次的科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