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代序）——从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谈起

当今，我们的文体学研究追寻的，是对古代文体学给予现代性语境下的理论言说与论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曰：“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这是古人最经典的文体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五四”之交，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人们多有论述演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体学研究渐成热门，其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又起甚大变化，并非《文选》《文心雕龙》《文章缘起》之类古人有关文体学的著作所能涵括。人们在文体学研究的实践中渐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体学的宏愿，期望在文体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有创新性的开拓，期望在整体的文体学研究中有系统性的构架。此中，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是当前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用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著者对“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有着高度的自觉，其云：“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2]力求以现代视阈进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这是全书的出发点，也是其学术成就的归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兹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为例，论述文体学研究是现代视阈、现代性语境下的理论言说，以期文体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创更新的局面。

一曰关注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因此要大局在胸，论纲在手，方挥洒自如，进退裕如。首先该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章全面讨论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问题，先称“辨体”为“学科的基点”，古来即称“文章以体制为先”[4]。其次，以“何谓文体”的问题引出“学科的起点”相关讨论，探讨中国式文体之“体”的多义性，包括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六种含义[5]。这是视“文体”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哪一部分都不可或缺。再次是“学科的基本内涵与对象”，则又视文体学研究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将其内涵和对象分为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古代文体学史研究、古代文体史研究、语体与语言形式、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以及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等。第四“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这是文体学研究更大范围的综合性、整体性的表现。从著者的论述可以看到，著者所认定的研究对象——文体学包含面很广，和现代的文学、文体观念与实践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通读全书，初始的感觉就是全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五光十色，似乎会觉得其中的某些内容不那么像是文体学研究的范畴，如“诗可以群”“诗人的宿命”“人品与文品”诸章。但细读下去，著者论述得丝丝入扣，都是与文体学相关的问题，上述诸章就是讲文体在诗人手中的产生、文体对诗人的意味、文体与文人的人品。仅此就显示出著者对文体学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注重。当然，文体学研究最为基础的论题不外乎文体的外在形态是怎样的、文体的内在形态是怎样的，即文体形态学、文体风格学二者。大凡某种研究的起步阶段，或以小而尖的问题作为入手点，渐而旁骛、繁衍，绝不自束手脚，乃至其兴盛阶段对研究范围的确定都会略微显得庞大而具体，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对象方日益精确化，著者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点，著者以文体形态学带动文体其他方面的研究，又强调文体学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著者称自己二十多年前走入文体学研究领域，那么该书就是其研究成果的部分总结。而我们现在进行文体学研究，也一定是先要有一个论纲的，不管是否成文，有了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一个总体的看法，才能大局在胸而指挥若定。

二曰创造性地发扬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著者曰：“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6]而据我看，全书还包括另两个回归：一是向文献的回归，一是向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回归。前者如“文体学史料的发掘和处理”章所论，又如“任昉《文章缘起》考论”章的考证，在材料的运用上扎实有力，而不是空谈理论；就后者而言，著者强调中国化的文体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就是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如著者说：“中国早期文体学不是单就文体来辨文体的，而是将文体之辨和政治人才之辨、人物品鉴、作家才性之辨等结合起来，在同构、平行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的。”[7]本来，传统文论就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其表现有二，一为其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构成。批评家提出一种理论，并不对它做抽象的纯理性的说明，而是把它贯彻于实际的作品评论、作家评论之中。实际的评论也不单单是裁判式的判断，而是为了指导创作，纠正不良文风也是为了提高创作水平，于是在裁判式的判断中，提出仍属于理论性质的几条来。二为思维方式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此即朱立元所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8]，实质上就是传统文论重整体、重综合的特点，而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重分类、重分析的特点。著者持“文体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生命的整体”[9]的观念，进而认为文体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生命的整体。著者对传统文学重整体、重综合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继承，而且有所扩张、有所发展，即书中所言“继承经典研究模式，然后‘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10]，可谓新时代的重整体、重综合的研究，传统文论点点滴滴都是我们今日研究工作的宝贵资源。

三曰探寻老生常谈之常识的价值。近人强调学术研究要以理论本身的创新性、深刻性取胜，于是往往把古人的常识拒之门外，人们也觉得这样做是很正常的。殊不知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它已成为人人都接受的传统，若能对常识做出新时代的更合理的阐释，其影响力必然大于某些冷僻的观点，正如著者所说：“常识在影响上所具有的普泛性与持久性却往往是理论所不及的，这正是常识的研究价值所在。”[11]比如“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这个命题在古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语，少有人做出深切的论述，清人叶燮《与友人论文书》感慨说：“为文必本于六经，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实未有能知之。”[12]但著者在上述观念的指导下，对“文本于经”的文体学内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一称“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首先应该与古代学术源流说相关”；二称“从经各有体到文体分类”，显示了古代文体谱系学形成的路径；三称从“宗经到尊体”，显示出古代文体高下尊卑的理论策略。[13]那么，“文本于经”就在古代文化意味上呈现其必然性。这样的论述似从平静之水搅出波涛，原来是深潭之中就有蛰龙。如此从常识入手的论述还不少，如我们现在认为《诗经》有艺术性，可谓老生常谈的常识，古代却坚持认为“诗三百”作为经来说“本不可以文论”，如《四库全书总目》成伯玙《毛诗指说》提要，视该书“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为“说经之余论也”，[14]大为鄙弃，而我们认为，这正是《诗经》回归文学的路径。著者通过对今日之常识而在古人却非常识的论述，得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进而展示古代文论观念演进的进程。上述所谓探寻常识的价值，一是重新阐释古代常识得出今日非常识的结论，一是追溯今日常识的源流得出于前人并非常识的结论，都有新的发现。

四曰对文体、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必定有它的内在运行机制，著者在此下了大气力挖掘。如著者探寻古代以“从人体到文体”的“生命之喻”论文体的生命化运行形态，探讨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的相似点，[15]这是对文体结构内在有机统一性的探讨，也是对文体内在运行机制的探讨。又如书中“文体形态：有意味的形式”章，直指文体内涵。但更多的文体运行机制往往是外在的，如表现在文体命名上，“由书写载体演变为文体名称的策、简、牍、札、刺、券、契约”[16]，“因篇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体命名方式之一”[17]，等等。但当说到“文体的名称，往往反映出文体的体制或文体用途的某些特征”[18]时，著者已渐由外而内探寻文体的现实运行机制了。又如“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章，论证“章句之学对于文本结构与层次的发现与分析为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形式基础”[19]，指出文体学的探讨对象是怎样由其他学科促发的。“辨体与破体”章论“文体总体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包括文体的特殊用途、题材，文体的形式因素如声律、结构、历史传统、地域特色，[20]等等。在对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上，著者论述了理论性的辨体与实践意义的辨体，后者即文体在总集或选本中的分布；又如文体谱系的形成，其中包括文体命名、文体分类与归类；又如文体的体制与价值体系，文体问题在传统文论运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著者都有精彩的论述。著者还很注重文学创作者的作用，在“诗可以群”章，著者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探寻文体形态中承载的观念与文化意蕴，即诗歌创作在注重个人“吟咏情性”的同时，其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儒学“诗可以群”观念的整体性体现。在“诗人的宿命”章，著者探讨中国古代对于“诗人薄命”的集体认同，而作为文体的诗的意味就充满着悲剧性的崇高。于是我们看到，对文体学内在机制的探讨大大深化了研究。

五曰从对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体发展的相反相成。事物有了对立面，就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在与对立面的冲撞中更上一层楼。因此，事物的对立面往往成为论述的热点。著者深谙此理，于是多捕捉古代文体学中的对立面加以辨析，如“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21]，如“体与性”章以及其中的“从情志论到体性论”“才性与风格”两节，再如“人品与文品”章都含有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意味。又如文体分类学，《文章流别集》《文选》的文体不分大类，刘熙《释名》把文体分为“书契”“典艺”“言语”三大类，黄佐《六艺流别》“文本六经”的分类，分类的不同即谱系的不同，研究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又如“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章，由萧统《文选序》称“略其芜秽，集其清英”[22]，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称明代总集为“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23]，指出两个时代两种总集在文体学上的意味不一样。又如萧统《文选》不录经、史、子，而“宋代文章总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是把文学经典的范围扩展到子、史两部，重加采摘，而成文章经典”[24]，两相对照，文体学两大发展阶段的不同文体崇尚就展示出来了。最值得称道的是，著者在“辨体与破体”章中，以“宋代以后直到近代，文学批评和创作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倾向：辨体和破体”为题[25]，指出古代“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诸观念都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在对其一一考察辨析中述说古人在创作中如何处理，此即刘勰所云“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26]，“指出各种文体的体制可以互相融合，然而必须保持其‘本采’即文体的总体风格”[27]，著者从剖析古人的话语中得出了结论，可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探寻新的高度。

六曰文体学研究注重对文学史的贯穿。隔断式的独立研究是有可能出现偏差的，而著者的文学史视野往往上追溯至先秦，下延伸到宋元明清。如著者称读《文苑英华》“不难发现有些在六朝非常盛行的文体在宋人总集中已被边缘化了”[28]，没有文学史眼光，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又如“人品与文品”章，首论“人品文品说的历史发展”，阐述其理论渊源为先秦儒家思想，以下依次叙说汉魏六朝唐宋，[29]凝聚着深厚的历史感。其他如下编之“任昉《文章缘起》考论”章、“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章、“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章以及“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章，再加上“《文心雕龙·章句》的文章学理论”[30]，与顺带述及的“从挚虞《文章流别集》与萧统《文选》开始，文章总集形成一种分体编录的体例”以及“从《文馆词林》残本来看，体例与《文选》相似”，[31]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线索一气贯通，可见著者的文学史观念是很强烈的。随着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强化，随着大学中古代文学的分段式教学程序化，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越来越见不到通家了。吾人在叙说贯通文学史的必要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往往更关注自己打下基础的那一段文学史，笔者就是如此，太拘泥于汉魏六朝文学而难及其他。当然，贯通文学史也是有重点的，如著者称“明代是继南朝之后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32]，自然著者最关注的是南朝与明清的文体学。又据悉，此书著者2010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其全力关注的正是先秦两汉文体学的研究，我们期待着著者的新成果。

七曰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从全书的撰作来看，首先是强调大局视野下对个案的研究，其次是强调从小着手进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吾人做文体学研究多有如何探寻规律、通例的困惑，但看看本书中对“破体”通例的概括：“在创作近体时可参借古体，而古体却不宜借用近体；比较华丽的文体可借用古朴文体，古朴文体不宜融入华丽文体；骈体可兼散体，散体不可带骈气。”[33]除了对“辨体与破体”在文学史上实实在在的作用可以领会得更深外，我们对如何从小处入手总结通例也有所体悟。再看看本书中对八股文的探讨：“它又被称作四书文、经义、制义、制艺、时文、时艺、时义、八比文，等等。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八股文在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特点，同时也可窥见其源流的复杂性。”[34]确实如此。但实事求是地说，八股文每一个称呼都标志着某一特殊的意味，只解释这些名称，就足以把八股文的一切问题说得明明白白了，所谓集腋成裘，从而进入对八股文文体规律、构成通例的直接概括。又如书中通过论述宋代“《文章正宗》则开创了归类学的总集传统”，而宋代文章总集多如此撰作，于是得出通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其实应该包括‘分体学’与‘归类学’。”[35]书中又多规律性的概括话语，如对文体形态如何构成的概括，“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美学趣味建立起来”，“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36]把文体的本质、构成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而这样的概括，若不是对多种多样的文体形态做过切实的研究，是说不出的。又如“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正是一部文体形态演变史”，正是看到“文体形态不断创造与融合、更新与超越”贯穿整个文学史，[37]才说出这样的规律来的。著者云：“从大量的文献中选择出能代表‘文体’典范的‘要文’来，这本身就含有文学批评的意味。”[38]著者体会到前人撰作类书要有理论指导，但这更是所有文体学研究者的甘苦，也只有站在更高的立足点，才能从一个个具体问题中概括出规律或通例。

八曰发现或引发启发意义极大的新问题。如书中说：“晚明八股学术重心下移，呈现标准多元化、批评民间化以及创作社团化种种趋势，出现‘文统在下’的异常局面。”[39]之所以“异常”，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文学史经验：文学上惊世骇俗的东西，所谓“俗”的风格或“俗”的文体等，如鲍照诗风、南朝民歌之类，只有经过改进，方能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成为文学主流，这就是“文统在上”。而八股文的“文统在下”现象颠覆了文学史的一般观念，这必然有其时代、社会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又如称《文选》在文笔之辨的背景下产生，于是“唯青睐‘集’，而基本不顾及经、史、子部。明代文体学把经、史、子、集都置于视野之内，发现和总结出大量文体或‘前文体形态’”[40]，“前文体形态”给世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著者还十分关注古代人提出的新问题，如称黄佐“他的所谓‘六艺流别’，本质上是从文体功能出发，创造出一套新的文体分类法”[41]，“黄佐从特殊的艺术眼光去研究作品的文体，常有与众不同的胜解。如‘乐艺’有‘舞篇’一类：‘舞篇者何？装饬古事而述其一篇之辞也。’《董娇娆》：‘舞者为女子，设男子问之。’《羽林郎》：‘舞者为军装，入酒垆，胡姬拒之。’《木兰》：‘舞者女子易男服，平虏后返初服而归。’《焦仲卿妻》：‘此后世说故事所本，然高古不觉其繁。’黄佐指出这些舞篇在形态上与后世的戏剧和叙事文学样式之间有某些内在关系，这也是一般文体学家所未言及的”[42]。当研究者从古人文体学著述中发现了新颖之处，这恰恰可以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九曰对文体学研究的文体的关注。文体学研究须有文本支持，这些文本是什么文体，或者说，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论述出现在哪些文体中，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成熟程度。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兴起而盛行，论述迭出，其文体有作为某种论著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论述，即曹丕《典论·论文》、桓范《世要论》的“赞象”“铭诔”“序作”、陆机的《文赋》；作为某种论著的组成部分的零星论述，如曹丕《答卞兰教》以“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43]之类；依附在文学作品之前以序的面目论文体，如傅玄《连珠序》之类；又有独立的论著，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等，为日后文体学专著《文心雕龙》的出现打下基础。在全书的个案研究中，亦多涉及文体学的文本，如“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章论及“总集”与“序题”，称后者：“从文学批评形式来看，序题形式盛行于整个明代，是明代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方式之一。”[44]又如“《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章，虽论述《四库全书》对“评点之学”的批评中蕴含的文体学观点，而我们更看到，“评点之学”的文本亦是文体学的文本。又如“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章，称“《四库全书总目》涉及的文体批评集中反映出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文体学思想观念”[45]，那么，“提要”亦是文体学的文体。所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们执柯以伐柯，对文体学的文体必然应该多一点关注。

十曰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关注文体学。中国古代文体学受到文学史的制约与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怎样探讨出中国古代文体学受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制约与影响，还是要有一点眼光的，此书的著者对此亦多有心得。如书中说到“从礼学之‘得事体’到文章学的‘得文体’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延伸。必须注意到，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礼学的基础与背景，这也许正是中国文体学固有之特色之一”，正是有这样的大眼光，那么，“一系列的论题也就相应而生。比如，先秦的礼乐制度与文体产生、秦汉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文体谱系形成、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文体演化、举士制度与文体演化……这些都有待我们去探讨”。[46]又如书中探讨“忏悔文”，称“中国人的忏悔，大致是出于实用目的，即为了禳灾求福，而不是出于内心道德自我完善的需求”[47]，进而称：“如果以文体史的眼光，考察从沈约的《忏悔文》到袁中道的《心律》之间的联系，对于研究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人们的思想意识从传统‘自省’转变到‘忏悔’，是非常有价值的。”[48]著者是自觉地把文体学当作传统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的一种延伸来研究的，如果我们都自觉地把文体学当作社会现象的一种延伸，把它放在对古代社会的关照之下，那么，我们的研究必将颇有深度。

总括来说，《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为读者展示出的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体现在创新性的开拓及系统性的构架上。就创新性的开拓而言，著者视野所及的很多课题并非传统意义的文体学研究，如“诗可以群”“诗人的宿命”“人品与文品”等，但经著者的论证，一一成为文体学内在的发展动力。这表明文体学的本体是文体，离开了创造本体的作家及其“文心”，问题是说不清楚的。就系统性的构架而言，著者视文体学为一个大的系统，包括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文学史、传统文论与文体、文体学的文体等，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对现象的解释上，不仅要考察其独立的个体，更要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著者于这里考察这种联系的总和，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整体水平上的。文体学研究是相当需要思路与方法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不但向读者展示了其研究成果，给予我们知识的享受，而且为读者显示出现代视阈下的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提供给我们进行文体学研究的有益启示与借鉴。当然，文体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甚或是无穷无尽的，著者说，“要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我们必须在方法上有所继承、有所超越”[49]，关键在于具有现代视阈，那么，面对各种文体学材料，只有我们有心且用力，掌握既有的思路与方法，开拓新的思路与方法，才能产生出新的研究成果。著者已经做出了示范，我们还须有各自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