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20年，对于中国影视产业而言，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一方面，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与蔓延，严重冲击了全球的影视剧生产与制作。2020年上半年，国内影视公司生产与制作基本上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影视剧全年生产播出作品出现明显下滑。据统计，2020年全国获准发行的电视剧集共202部7450集，与2019年254部10646集、2018年323部13726集相比，其产量下滑态势明显。2020年国家广电总局积极倡导电视剧集不超过40集，鼓励拍摄30集以内的短剧。这种“减量提质”的政策导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剧集的产量和数量，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诸多影视公司的业绩遭到断崖式下跌。据统计，全国有2000多家影视公司因此处于亏损或倒闭状态。
另一方面，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抗美援朝70周年，与此同时，刚刚过去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即将迎来的建党100周年，对于国产电视剧重大主题创作来说迎来了创作高峰。此外，新冠疫情造成了绝大多数人宅居在家，休闲娱乐方式严重受限，客观上又给影视剧的传播和流媒体平台的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与传播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一
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作为一部以“时代报告剧”命名的表现2020年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题材的电视剧作品，《在一起》具有特殊的意义。
2020年2月25日、26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关于创作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两大主题电视剧的策划会，与会专家提出了“时代报告剧”的概念，认为时代报告剧是指以较快速度创作、以真实故事为原型、以纪实风格为特色的电视剧作品，以凸显电视剧对时代精神的审美表达与快速传播。作品包括《在一起》《石头开花》《功勋》《脱贫先锋》《我们的新时代》等，而《在一起》以“当年策划、当年拍摄、当年播出”的惊人速度，成为时代报告剧的标杆之作。
时代报告剧在强调及时反映社会重大事件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运用艺术手法进行再创造，运用电视剧的戏剧手法将新闻事件、人物形象可视化，产生一种直接且有力的接受效果，从而增强观众的代入感。由此可见，时代报告剧是“新闻真实性、戏剧艺术性与电视媒介属性相结合的形态”[1]。2020年涌现出的时代报告剧，秉持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一方面吸收继承了报告文学、电视报道剧、纪实剧中关于真实性、纪实性、社会性、艺术性的优长；另一方面推陈出新，采用了单元短剧的形式。同时，作为电视业的新兴产物，相较于报告文学、电视报道剧和纪实剧，其更加突出“时代”二字，聚焦时代主题，全景式、系统性地展现时代重大事件，将新闻性、艺术性、纪实性统一在一起。
《在一起》采用的是单元剧的形式，每两集一个单元，讲述疫情期间的故事，各单元之间彼此独立但又互相联系，共同构成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全景图。剧作通过一群在疫情期间坚守职责、默默奉献的普通人，将真实性与艺术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细节切入，艺术地再现了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疫情下中国人的坚韧品格与无畏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起》由国家广电总局牵头，聚焦影视行业的头部力量集体创作，显然是借鉴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的制作范式。
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2019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影片以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通过七个既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故事，从平民化、个性化的叙事视角，讲述了“我和我的祖国”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故事。诸多评论者或者把《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命名为“拼盘式叙事”，或者认为是“多导演视角的分段式叙事”，或者称为“单元式叙事”，或者从古代戏曲中寻找灵感，认为这是现代版的“折子戏”。我们认为，《我和我的祖国》这种单元式叙事的出现，实质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制片人中心制”的变体，是中国影视工业化制作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众所周知，虽然成熟的影视工业体制大都采用制片人中心制，但长期以来，中国影视的制作都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占据了影视生产的权威位置，制片人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为导演财务管理与后勤管理的助手，很难在生产创作上监督、制约导演的创作。但是，当制作采取单元式叙事的时候，因为是团队创作的成果，对于统筹各团队的创作与协作、整合各工种的人员调配、面向管理机构及各出品方“上传下达”的沟通，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客观上推动了一种制片人、监制、导演彼此制衡和促进的中国式制片人中心制影视生产结构。总导演这一角色，实质就承担了制片人中心制这一任务，总导演不仅要负责给整部作品确定创作基调，而且还要监督、协调各单元导演的创作质量，最终将各导演执导的单元部分汇合成为一部风格统一的影视作品。
因此，《在一起》的意义可以表述为，在电视剧领域开始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制片人中心制的工业理念。作为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创作形态，得益于主管部门的牵头与斡旋，一定程度上为优质资源的汇聚提供了体制保证。这是中国体制优势带来的一种独特的叙事理念，也反映了国家力量在构建影视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的调查统计：2018年网络剧市场，首要受众在30岁以下，其中18～23岁占比最大，为35.7%；24～30岁占比为31.5%。很显然，年轻人成为活跃在网络平台的主要人群。
众所周知，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用户思维”。在互联网时代，传播者必须以用户为主体，尊重用户的情感体验，才有可能以口碑和美誉度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最大限度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主旋律影视剧之所以赢得观众的认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剧作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聚焦于青年人的创业历程和成长故事。
“‘青春书写’是每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每一代的青春故事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它们深入人心的程度总是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年轻人的价值追求。”[2]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个体生命成长的话语中，诸多主旋律电视剧并不再满足于构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注重呈现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主旋律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位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为叙事线索，分别呈现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与变革，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大江大河2》中，几个人物的结局都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性。宋运辉因为被举报而停职下放；杨巡不顾一切在市场化的浪潮中逐利，却忽视了家人，最终失去最重要的亲人；雷东宝在狱中孤苦伶仃，出狱后也很难再适应时代的变化，小雷家的产业陷入困境，管理团队也早已貌合神离，留给雷东宝的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小雷家。三位主人公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及悲剧的命运轨迹，无不让观众感叹在大浪淘沙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生命成长所可能面对的阵痛和艰难。
谍战剧作为中国电视剧成熟的叙事类型，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的谍战剧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电影。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诸如《暗算》《潜伏》《悬崖》《伪装者》《风筝》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叙事样态虽然各具特色，但在塑造人物时都立足于建构在特殊战线语境中的生命信仰和人生理念，并因此成为谍战剧特定的叙事语法。一方面，与生俱来的信仰决定了作为谍战人员的主人公在叙事中的“自律”或“他律”，为迅速建立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提供了最为关键的铺垫；但另一方面，这一语法忽略了人物信仰形成的过程，叙事的动力来源于人物的任务与使命。在这个意义上，2020年的《隐秘而伟大》致力于塑造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警局中一名怀揣“匡扶正义，保护百姓”理想的普通警员的个人成长历程，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全剧开端部分设置了一组双重叙事悖论：在第一组悖论叙事中，刑警一处正为抓捕共产党情报员而在瑞贤酒楼精心布局，不料毫不知情的顾耀东却为捉拿一名偷咸鱼的毛贼偶然闯入，结果破坏了刑警的围捕行动。其煞费苦心的抓捕以顾耀东的意外闯入而告败，而抓捕行动的失利也让顾耀东成了“抓捕破坏者”和“情报保护者”，其人物形象充满了悖论关系。在第二组悖论叙事中，顾耀东在户籍科警员不愿配合的情况下，却以惊人的意志力独自熬夜查完了全部可疑的户籍名单，结果导致隐藏身份的共产党联络员被捕。作为警察的责任感让主人公陷入既是“破案英雄”又是“反动帮凶”的双重道德矛盾中。两难的悖论式话语境地迫使顾耀东别无选择，只能以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重构自己的生命理想和人生信仰。《隐秘而伟大》片名本身，也是以一种近乎悖论的话语组合，呈现出谍战这一隐秘战线中个体成长所体验的生命悖论与成长轨迹。
由张嘉益、闫妮主演的“陕派”电视剧《装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剧作十分罕见地将镜头聚焦于一群城市边缘人——装台人。这是一个处于庞大娱乐机器末梢“不可见”的群体，在官宣时剧名曾定为《我待生活为初恋》，但在开播前又决定沿用小说原著的书名而重新定名《装台》。很显然，剧作的改名与重新命名恰好成为互联网时代影视剧创作如何在市场冲击的语境下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初心的真实写照。它不仅指认了《装台》中主人公的工种，也表征着他们都是自己“人生大舞台”上的装台人，更可以泛指在今日中国的舞台上千千万万普通的“装台人”和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劳动者。舞台背后和城中村（工作空间和生活场景），是装台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这两个空间内，他们生活，他们活着，他们在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创痛下顽强地抗争着、乐观地生活着。剧作也由于讲述了一群不为常人所知且鲜少被影像聚焦的装台人的生存境遇与平凡梦想，沾泥土、冒热气、带着生活毛边的真实质感，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电视剧创作现实主义的内涵，进而为人们所广为称赞。
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挥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根据阿尔都塞的分析，它包括四个阶段，即“社会把个人当作主体来召唤；个人把社会当作承认欲望的对象，并经过投射反射成主体；主体同社会主体相互识别；把想象的状况当作实际状况，并照此行动”[3]。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需要通过教化来内化为个人意识。以往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往往是“宏大叙事和史诗性叙事”，多“用于表现重大事件，刻画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揭示深刻而厚重的思想感情，具有故事冲突尖锐、情节复杂、场面宏大等特点”[4]。这种全景式地展现历史洪流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俯视的角度看待历史变幻，同时聚焦刻画历史洪流中英雄人物的主旋律表达，已经为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观众所耳熟能详，进而产生审美疲劳。有些主旋律电视剧一味追求宏大，难免有创作手法陈旧、人物塑造雷同的弊端，缺失了电视剧应有的艺术本质。近年来涌现的主旋律电视剧，将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注重塑造个体生命成长的酸甜苦辣，让故事有温度、有情感，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易于理解的符号话语体系，从而巧妙地将其所表达的意识形态内化为青年观众自身的情感判断和价值体系，最终赢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同与共鸣。
三
互联网时代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电视剧的传播生态，传统的央视或卫视一家独大的格局被打破，先台后网的传播方式日益让位于网台同播甚至先网后台的传播方式。在这样一个传播生态中，诸多国产电视剧纷纷采取网台同播的方式，并迎来收视高潮。
“共情”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概念，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身产生的感受来源于他人的前提下，通过观察、想象或推断他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与之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5]，凸显了“人类首先建立在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6]的时代诉求。共情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心理学家巴森特曾总结过八种不同类型的共情现象，其中一种便是“在审美意义上的设身处地，即个体在欣赏艺术作品时的情感共鸣体验”[7]。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麦克风”，在海量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传播力往往取决于信息自身是否具有共情能力。主旋律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当然具有审美意义，而其创新化表达的主要魅力就在于能够让受众在电视剧所创造的文本空间中产生一种深刻而普遍的情感共鸣。
女性屏幕形象是充满张力的复杂文本，且随着社会变迁呈现出时代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在都市生活背景下呈现女性成长的客观情境和主观选择，是近年来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屡有佳作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如《欢乐颂》（2016）、《我的前半生》（2017）、《都挺好》（2019）、《怪你过分美丽》（2020）、《三十而已》（2020）、《二十不惑》（2020）等，都一度引发较高关注度，成为同时期的现象级作品。话题的热度也由以往“争夺男人、相互敌对、婆媳斗争”老三样，转变为“对个体命运的翻转，强调独立及破局”。电视剧《三十而已》聚焦新时期都市女性成长的生存景观，塑造了顾佳、王漫妮、钟晓芹三位来自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30岁女性，抛出诸如物质压力、年龄危机、职场竞争等议题，也更多地面向了有关新型社会关系的探讨，如姐弟恋、不婚主义等。本剧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各种痛点和矛盾，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勾画出处于多重选择焦虑之中的当代都市女性群像，并通过剧中塑造的人物为受众提供完成社会想象和身份认同的载体，创造出一个多种价值观碰撞和对话的场域，从而引起受众的共情。
由安建执导，孙俪、罗晋、张萌主演的现代都市职场剧《安家》，改编自日剧《卖房子的女人》，以房产中介这一职业群体为切入点，讲述了房产公司“安家天下”静宜门店空降的店长房似锦，与原店长徐文昌和一众同事在价值观念和处事风格的不停碰撞下共同经营门店、帮助客户安家圆梦的故事。《安家》巧妙抓住了房子与人密切的情感、经济关联，以各类买卖房子的故事折射出当下的现实生活，既有职场的磨砺与成长，又有家庭的苦难与温情，书写出人生图景和社会百态。日版《卖房子的女人》定位为职场剧，将叙事重心放在对于房产中介的卖房技巧和行业情况的描写上，而改编后的《安家》虽然没有将职场变成男女主角恋爱的背景板，但侧重展现家庭伦理和社会问题，由职场剧向家庭情感剧倾斜。这就意味着《安家》试图以房产中介为桥梁，纵向挖掘各个房主背后的购房动机、家庭关系和私人情感，因此，房似锦的形象除了沿袭日剧中以卖房为己任的销售女强人外，还包括原生家庭受害者、家务调解员、草根青年等。销售人员不仅要卖房找房，还要帮忙处理顾客的家庭问题和各种售后问题。除此之外，《安家》还多次描写了婚内出轨这一负面的情感问题，这往往让一个健全的家庭分崩离析。例如，和徐文昌“假离婚真出轨”的前妻张乘乘，在发现自己怀了出轨对象的孩子后还试图借此撒谎挽回婚姻；徐文昌的母亲因为丈夫婚内出轨而患上抑郁症，并在他生日当天跳楼自杀，给徐文昌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几十年不曾庆祝生日……在这个意义上，《安家》所关注的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建筑物，而是在家庭裂变与情感挫折中如何重构业已失去的心灵家园。
如果说《三十而已》等女性文本主要聚焦于现实生活的矛盾而引起受众的共鸣，那么诸如《隐秘的角落》《我是余欢水》等网剧，由于投入成本相对不高，缺乏一线主创阵容，则更注重“以强情节的编织，通过两难情境和价值抉择，在多维情境内筑起角色的内心世界，还原‘真情实感’，呈现‘灵魂深度’，引起观众真切的共鸣与认同”[8]。《隐秘的角落》的故事围绕着三个孩子朱朝阳、严良、普普与杀人犯张东升相互对抗而展开。这是一部以儿童为主要视角的悬疑剧，纵观全剧，该剧将原生家庭的叙事逻辑纳入以社会困境儿童群体为主体的反思话语中，深刻反思了当今社会家庭以及困境儿童的现实问题。剧中的三个儿童主人公都因长期处于不完善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以及混乱的社会大背景之下，逐渐缺乏关爱而走向黑暗。该剧站在儿童的主观视角，借助悬疑剧情，反映出当今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家庭、个体并未趋于稳定，描绘了我国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问题。《隐秘的角落》通过光影的隐喻、视听空间的隐喻、人物关系的隐喻等为观众建构起一个丰富的悬念世界。首先是光影的隐喻。《隐秘的角落》从始至终都将色调融入叙事中。故事发生在南方小城湛江，整个画面将南方小城夏天的潮湿感通过色彩勾勒出来，在一开始就交代了整个故事的背景。接下来，随着剧情的发展，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有着相应的颜色设定。比如，与张东升和朱朝阳相关的剧情中频繁出现白色。朱朝阳在剧中一直穿着因成绩优异父亲奖励的白色运动鞋，而白色也代表着朱朝阳一开始也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孩子。但同父异母的妹妹故意踩脏朱朝阳的白鞋，给崭新的鞋面增加了一抹黑色，不禁让人联想到，这仿佛是白纸上被滴上了黑墨一般，预示着朱朝阳后续的黑化，也暗示了朱晶晶的意外死亡。而张东升大多以白衬衫的形象出现在镜头中，不论是去爬山推下岳父岳母，亲手换掉妻子的药致其死亡，还是最后大型命案现场被当场击毙，都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白色本象征着干净、纯洁、善良，运用到这两个主人公的设定上颇有讽刺的意味。此外，剧中通过绿色暗示了朱朝阳母亲周春红的感情变化。周春红因丈夫出轨而离婚，所以在他们居住的房子里出现了大量绿色的背景墙，展示出第一次婚变的原因；当周春红遇见景区主任开始了新一段感情，却因照顾朱朝阳的感受而不得不分开时，她身穿绿色裙子，搭配绿色丝巾，预示着其另一段感情的结束。与此同时，张东升和朱朝阳的名字和关系都暗含着隐喻。首先，“东升”和“朝阳”本来是寓意阳光、积极的字眼，但这两个名字用在他们身上便成了一种暗讽。其次，张东升和朱朝阳原本属于师生关系，但这里的师生关系不仅仅是教会课本知识。张东升将“残忍手段”教给了朱朝阳，而朱朝阳也的确是一个聪慧的孩子，学习课本知识如此，领会人性的残忍也是如此。于是，他很快便学会了如何巧妙地抓住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并除掉一切对自己不利的。
《我是余欢水》是东阳正午阳光有限公司联合爱奇艺推出的一部现代都市荒诞喜剧，讲述了普通公司员工余欢水在经历了误诊癌症、贩卖器官、公司洗钱和黑社会绑架等一系列生死考验后，在阴差阳错的命运中找到生活真正的尊严和希望的故事。短短十几集的故事中反转不断、险象环生，人物的反抗心理和困难窘境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部剧改编自余耕的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该作品也获得了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影视剧改编价值奖。在原著中余欢水是一个窝囊、自私、腹黑的人物，一次误诊癌症事件使他宣泄出积压了几十年的愤恨，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将自己颠覆性的一面展现出来。电视剧改编时也在塑造人物和制造冲突上下了很大功夫，着力展现小人物的生存尴尬和社会压迫。剧中故事反转不断，人物性格层层转变，多支线叙事共同展现在屏幕上，牢牢抓住观众的观影兴奋度。
《我是余欢水》在塑造人物角色时启用了“重生”这一概念。从2001年古天乐主演的TVB古装穿越剧《寻秦记》开始，“重生”这一设定便备受观众追捧。2002年播出的穿越喜剧《穿越时空的爱恋》也是风靡大江南北，创下了超过10.0的收视率。《宫》系列将重生题材与历史相结合，在当时引发了许多争议。2015年《太子妃升职记》播出，“魂穿”元素开启了娱乐新局面。2019年的网剧《庆余年》，讲述的正是肌肉萎缩症患者写出绝唱、穿越重生的故事。我们发现，重生题材自千禧年后便层出不穷，讲述今人回到古代畅想未来，成为当时的“英雄”。《我是余欢水》便是包含了主角重生意味的现代都市剧。余欢水原以为自己即将死去，开始解放天性反抗周围的一切不顺，这是他内心的“重生”；而在得知自己并没有患癌症后，他的生命再一次获得“重生”。正是这样的设定，让主人公有契机和胆量去甩开生活的种种顾虑，开启人生的“逆袭”新篇章。纵观受欢迎的“重生文学”“重生影视”，都是借主人公的前后反差来制造冲突、突破命运的枷锁，这一题材的作品实则是将受众心底“人生再来一次”的渴望进行外化，让剧中人物代替我们实现“开挂人生”。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隐秘的角落》《我是余欢水》等网剧均采用了短剧的播出模式。众所周知，欧美电视剧通常采用季播形式，一般长度的剧集每季会在24集左右，通常根据观众的反馈和期待指数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制作，并根据观众的意愿调整后续剧情的发展，延续边拍边播的形式。韩国电视剧通常在16集左右，日本主流电视剧则为10集左右，每集长度约1小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产迷你网剧注意借鉴国外季播剧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打造剧情紧凑且更偏电影化创作风格的短剧样式，在观众普遍不满国产电视剧注水严重且剧集越来越长的当下，无疑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20年新冠疫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影视剧的传播生态，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但是，国产影视剧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原则下，正以其与时俱进的叙事话语和传播方式，建构与塑造着当下与历史、个体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图景与时代社会的生活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