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研究宋词的学者见出北派、南派的面目。上海、南京、杭州的大学传授词学的——后来被称为“现代词学三大家”的龙榆生、夏承焘与唐圭璋等几位先生，是将词学视为“专门之学”，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让词学的研究具备传统经学、史学的规模气象。而在北京治词学的几位先生，则是另一条道路，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学教育”——或者叫做“人文教育”中的“词学讲授”。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顾随、俞平伯、浦江清等。他们讲说的风格，各有不同：俞平伯《读词偶得》、《清真词释》，绵密悠长，缠夹繁絮，语涉玄虚，但又回味无穷；浦江清的《词的讲解》，细腻入微，周详至极，时有繁琐考证的地方，却能够引人入胜；至于顾随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棒喝顿悟，欲言又止，但往往在这个“止”处发人警醒。

顾随先生，1897生，河北清河人，字羡季，号苦水，又号驼庵。1920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历任燕京、辅仁等大学教授。晚年寓居天津，任教河北师范学院，1960年辞世。他存留于世的完整词学专著，仅有这两部《词说》。尽管苏东坡与辛稼轩的宋词经典地位无可置疑，但在古人却始终有不同的看法。宋朝鼎盛的时候，朝野公认柳永为“作者”（即今天所谓的“大家”）；南渡之后，东坡词受到士大夫阶层的赞美；南宋末年，又推举周邦彦与姜白石。而明朝有一段时间是推重秦少游的，彼时明确提出婉约、豪放二分法的张，由于他自己很喜欢少游词并模仿创作，以至于后来他的词被人误会，收到了秦少游的词集里去。清朝词学家最初推尊姜白石，后来又推尊周邦彦，再后来推尊吴文英。近代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激励民族自豪感的苏东坡、辛稼轩就被推崇得更高，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苏、辛之被崇尚，密切关系着社会政治，就不是站在文学境界的立场；某种程度上说，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顾随先生在沦陷时期的北京写的这样两组《词说》，怕也有时局的感慨，但更令人注目的，则是对词学特质的独到把握。

《稼轩词说》，顾随写时用的底本是十二卷《稼轩长短句》，《东坡词说》用的是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每篇作品的文字与题目，不全从“底本”；稼轩词他参考过明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稼轩词》；东坡词对龙榆生注本的校记，他也吸收了一些。《稼轩词说》撰写完成，放置数年后，在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陆续发表。每一篇《词说》，恰可占得报纸版面中的“一块儿”；稍长的文字——或许也不是真的就是长，而是报纸排版需要，就将一篇拆成两篇，分两次刊出，共刊二十五次。没有《序》，第一篇标题中有“卷上”二字，第二篇开始列出“（一）”，但后来也没有再出现“卷下”。从1947年9月3日开始，到11月8日结束，最后一次刊出的一篇注“（二十四）”——后来通行的版本，这一篇的位置是倒数第二篇。《东坡词说》应是自1948年7月11日《华北日报》“文学”副刊的《自序》刊出开始，而这在通行的版本中是作为“后序”。《词说》撰写与发表的概况，大体就是这样。

周汝昌、叶嘉莹等顾氏弟子曾指出，顾随说词对禅宗语录的言说方式多有借鉴，形成自己独特文学批评的风格。顾先生所说辛稼轩《感皇恩》词——“会说忘言始知道”中的“忘言知道”，恰好可以移来作为其批评方法的概括。对于禅宗语录体的顾随《词说》来说，所谓玄言妙悟是言说方式与文体风格；“真意”并不在“词”的抽象理解，而是在一切之一切的原点——作品的具体批评。换言之，真正要来谈这个“道”，要来谈词的文学特质，那就不能不对各异的作家与作品做不同的批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