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主编寄语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的汉学（Sinology）研究迥然有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后者侧重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Madsen，R.）的话说：“当代中国（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研究，是美国社会学中一个较新的分支，至今不过40余年。”尽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传统的汉学迥然有别，但是这一领域的创建者却是一位卓越的汉学家、历史学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而他当年创建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自然也成了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重镇。

纵观当代中国研究近5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构成这一领域的发展动力在前30年和后20年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在1949年后的30年间，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家建立当代中国研究的目的，是因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旧中国的战乱和分崩离析，而且宣告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这种社会制度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体制，它不仅与旧中国迥然不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甚至与当时的苏联也有很大的区别。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政府、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意识到了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之外，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尽管从主观上来说，当代中国研究是“冷战”时代的产儿，但在客观上它却为一门大有前途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同前30年相比，1978年后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不但来源于西方世界，也来源于中国本土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但其共同的背景是此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困窘并存的现实，在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和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也开始涉足当代中国研究，用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正是如此，在西方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原创性的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著作，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学术论文也成为诸多主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扛鼎之作。

正是鉴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在以往的50年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一门有着社会科学原创能力的显学，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向中国学界推介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和主要学术观点，我们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联袂编辑出版“当代中国研究译丛”，专门收录、翻译、出版由海外社会科学研究者撰写、以非汉语言文字首度出版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教育、传播等诸领域研究的学术著作；同时配合编辑出版《中国研究》杂志和“当代中国研究论丛”，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形成由研究论文、研究著作和翻译著作立体合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增进我们从不同视角入手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所幸的是，我们的倡议获得了包括本译丛编委在内的海内外学者的积极呼应。而现在我们推出的《中国研究论丛》就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中国研究论丛》能够收录海内外华人社会科学家在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精品之作，不仅展现包括大陆学者在内的华人社会科学家对自己祖国的认识和解读，也能够通过这种展现带动华人社会的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发端于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一定能够在中国本土扎下根来，成为增进中外学界交流的桥梁，并为中国与西方、与全球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周晓虹 谢曙光 黄平

2006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