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经过

1994年11月的一天，初到归湖镇和凤凰村，[8]人们对我们的追踪研究很有兴趣。也许他们觉得70多年前就有外国学者调查，是一件荣耀的事。加上管过文化站工作的副镇长是凤凰村人，所以我们的调查开展得格外顺利。村里人对我们的调查更充满了热情，他们从葛学溥的书本上看到了70多年以前凤凰村的照片，也知道了过去的一些事情。书本上的资料对于他们一些信仰礼仪的复原和族谱的重修多少有些帮助。这样我们在村里的调查就畅通无阻了。

1995年，第二次、第三次去调查人们还可以理解，[9]认为我们是去补充调查。镇上和村里的人见到我们仍然热情和感兴趣。文化站长还是照样帮我们的忙。不过，人们见到我总会问：“你们的书什么时候出来？”“还差点材料。”“啊，写书这么难啊。”

1996年，又去了几次，[10]人们对我们的兴趣就不那么大了。见到我们就问：“你们到底研究什么，调查有什么用？”镇里从来没有人来调查这么长时间的。市县的干部来考察，往往当天就返城里了。

1997年3月，再去的时候，为了避免人们的猜疑，我通过省人大的同学认识了潮州市人大的一位副主任。这位副主任派办公室的干部用车把我送到镇。这样我的调查又具有了官方的色彩，镇的书记请吃饭，又派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我调查，还免收了我的住宿和饭费。其实，我与村里人已经很熟，并不需要人陪同。好在办公室主任很忙，我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村里调查。

1997年5月，我又到了归湖，这次我虽然没有人陪同来，但镇里仍然把我视为“人大”这条线的人。正碰上“计划生育月”，镇上所有的干部日日夜夜都投入到这一“天下第一难事”上。虽然没有专门的干部来陪我，但是因为所有的镇干部都必须住在镇政府，所以我与镇里干部接触的时间多，几乎认识了所有的干部。随着接触的人增多，我的视野也从单一的凤凰村转向整个镇区。我在文化站长和金丰村书记陪同下，几乎走遍了凤凰村周围的村。这样对凤凰村与周围村落的关系有了一些了解。

1997年7月，再去归湖。[11]镇的干部明显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奇，书记对我打个招呼应付一下，那位出生于凤凰村的副镇长见我更是仅打打招呼，就匆匆告辞。好在村里人对我比以前更为热情，因为我帮他们解决了族谱上的一个难题，将他们的始迁祖从明代提到了元代，也就是将他们宗族的历史提早了100多年。为此，他们还要我为重修族谱写序。本来我约好要去村里过年的，但因为交通和一些别的事情，我失约了。

以上，是我追踪调查的经过。去凤凰村的次数虽多，可是最长的时间也不过一个月，前后加起来，约三个月时间。潮州话不是那么好学，每次差不多可以听懂的时候，就离开了，第二次来又必须重新适应语言环境。而进行访谈，尤其是65岁以上老人的访谈都必须借助翻译来提问。所以说本研究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参与观察。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我一方面设计了详细的访问提纲和问卷，根据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另一方面对文献的收集比较注重。每次途经潮州，都会到档案馆翻阅有关资料。档案馆的一位中山大学校友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档案馆的资料极为有限，尤其是“敌伪”时期的档案保存不全，这使得追踪研究变得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