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真凶是疫情传播？

2020年的大事件——全球系统性危机

既然俄乌冲突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那就必然存在其他嫌犯。请思考一下，物价开始上涨的2021年前后发生了什么？如果要问对整个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自然都会想到新冠疫情暴发。

2020年年初，全球突然受到新型病毒大流行的威胁。我们的生活随即发生改变，经济活动迅速陷入停滞，结果到2020年3月全球经济陷入快速衰退。当时中央银行的政策决策者都在担心，景气衰退将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水平。

但是，疫情暴发以完全不同的范式对经济体系发起了挑战，就是让21世纪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而构筑起的全球物流网络陷入瘫痪。

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供应，是通过遍布世界的物流网络体系，将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和工厂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苹果公司的手机，产品开发业务在美国，组装产品所需的半导体等零部件生产主要是日本、韩国和美国企业，负责零部件筹集和组装的是中国企业。

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基于加工精度、交货及时性和成本最小化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布局一个个独立工序，这种全球化的供应体系被称为“供应链”。

新冠病毒大流行直接攻击了分布在世界各地人员密集的生产设备及物流基地，切断了全球供应链网络。

中国台湾半导体产品出货出现延迟，日本的汽车厂商就不得不向顾客推迟交货；中国上海港口设施停摆，中国深圳生产的零部件不能运出，欧洲的智能手机就会脱销；加拿大肉食养殖场的出栏数大幅下降，中国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猪肉短缺。

全球供应链中断、世界各地出现产品短缺时，会出现什么状况？价格上涨。

谁都认为已经成为过去的通货膨胀，时隔半个世纪，似乎就是等待世界变得毫无防备的一瞬间再次来袭。

疫情已近尾声，影响为何现在显现

读到这里，大概好多人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这次通货膨胀。

的确，2020年全球遭受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重大影响，但是，进入2022年，全球范围内开始重启经济活动，美国和欧洲的一部分国家不戴口罩的生活成为常态，这个情景似乎是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而在这个时候物价开始发威，你可能会想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这个质疑是对的，通货膨胀的谜底也就在这里。

回顾一下，正像前面数据所显示的，2021年春季物价预期开始提升。这个阶段英国人已经开始接种疫苗，虽然感染还在持续，由于普及了佩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全球范围内已经克服了疫情初期的恐慌心理。

之后疫苗接种在全球范围迅速推广，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感染死亡人数急剧下降。2022年春季以后欧美国家经济率先开始恢复，人们几乎可以不戴口罩外出活动，餐厅也恢复了堂食和休闲娱乐。可以说这些国家已经结束了新冠病毒大流行。

问题是，这个时期已经攀升的物价上涨速度并没有放缓。

如果我们认为新冠病毒流行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的话，通货膨胀应该出现在疫情最严峻的时间节点，而实际上通货膨胀却出现在了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逐渐深入、对策开始生效、疫情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应该怎么理解这种时间上的滞后？正像前面所说的，在此之前包括我在内的研究人员都认为，疫情可能就是通货膨胀的真凶（再次重申，俄乌冲突不是通货膨胀的真凶）。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新冠病毒大流行背景下，到底是在哪里、由谁以及怎样引发了通货膨胀？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疫情没有带来经济体系的变化吗

在新冠病毒威胁笼罩的世界，全球都经历了2020年到2021年两年的居家生活。居家生活过程中人们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人与人的面对面接触，暂停了家庭以外的消费和工作。与疫情前相比，所有经济活动基本停滞。世界各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相似现象。

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重视两年居家生活所带来的问题，认为病毒感染得到控制后经济就会迅速恢复。之所以出现这种想法，是由于虽说经济活动出现了停滞，但疫情并没有伤及物质生产体系。

支撑生产活动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3个要素。资本是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设备，或者是提供服务的建筑物等。劳动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在工厂、办公室或者商店等的工作。技术是货物或服务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专业知识。

人类经历了很多自然灾害或战争，这些事件都给经济活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其中日本最为熟悉的自然灾害就是地震。地震毁坏了工厂和办公楼等设施，这就是资本的损毁，另外，地震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劳动也受到影响。由于资本和劳动是在一瞬间消失的，怎么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维持生产活动。资本的修复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金钱，劳动的复原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地震刚刚发生后谁也不会考虑经济活动能够马上恢复到从前的水平。

那么，这次经济学家认为疫情结束后经济活动将恢复如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认为疫情没有伤及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在居家办公过程中，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资本显著下降，但这只是一时的闲置，机器、设备和建筑物并没有消失，与地震灾害的结果有很大差异。

另一方面，劳动要素的问题稍微复杂一些。一方面出现了失业，这是劳动力的闲置，这与资本闲置一样，不会阻碍经济活动重启。另一方面，疫情带来人员死亡，与地震一样带来了劳动的损伤。综合分析这两个因素，怎样评价疫情对劳动的影响呢？

实际上，与过去的重大流行病对比，特别是与1918—1920年西班牙流感以及14世纪的黑死病相比，这次新冠病毒流行的死亡数量非常少，并且由于新冠病毒的特殊性，重症化病例集中在高龄人口，年富力强年龄段的劳动者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界评价疫情暴发对劳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从技术方面看，这两年并没有出现让国民生活发生根本性改善或退步的技术变化。两年间网络购物和远程办公迅速普及，支撑这些经济活动的技术都是以前已经存在的（如通过网络的视频会议以及云数据的共享系统等）。

这就是说，新冠疫情前后支撑经济活动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些基本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专家认为居家生活结束后，全球经济就会回到原先的轨道。

现实背离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实际上，从疫情结束经济活动重启进程看，现实生产表现背离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并没有迅速得到恢复。生产活动赶不上需求的变化，也就是需求远超供给的非均衡状态出现在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供不应求状况引发物价上涨。

地震发生后工厂设备受损，无法正常生产，会出现物价上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就是这种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日本各地一片废墟，由于大量人员伤亡，工厂关闭，人手短缺，生产难以为继，也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的疫情与以前不大相同。支撑经济活动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损伤，经济活动自然就应该像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迅速恢复生产，为什么这时却出现了生产不足的状况呢？

经济学家预测时遗漏了什么重要的内容？如果融入对自身反省的话，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正确把握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路径，那么，到底误读了什么呢？

意料之外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行为改变

两年的居家生活结束了，我们重新回到了社会。经济学家设计的场景是劳动者回到职场，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从事原来的生产活动，消费者回归消费现场，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开展与从前相同的消费活动。的确，劳动者和消费者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设想开始了行动。

但是若深入分析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已经偏离了预定轨道。比如，习惯远程办公的员工拒绝回到原来的工厂或办公室。出现了许多因不愿承担按时上下班义务而跳槽的年轻人，中老年人则考虑若不能跳槽就早点退休。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货物和服务供给下降，引发供求不平衡。

消费者行为也出现了预想外的变化。为了避开人员密集的场所，或者保持与他人物理上的距离，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与此相适应，在哪里消费和消费什么都发生了变化。那些消费者集中消费的产品，因生产能力不足而引发价格上涨。

难以出现的“同步性”现象

为什么劳动者与消费者出现了上述异常行动（以下称为行为变异）？行为变异持续到了什么程度？每个个体的行为变异乍一看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却具有撼动宏观物价的巨大影响力呢？带着全新的疑问，经济学家开始观察长期居家生活回归社会后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行为变化，并分析行为变异对物价变化的影响。

就这些疑问谁都能有自己的答案，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另外，人们刚刚回归社会，数据的积累也不充分。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每个人微小的行为变化，为什么会引起宏观物价波动，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我想起了一个关键词。

许多经济学家对于疫情引发人类经济行为的变化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一个共同观点是，在人类社会与病毒战斗的过程中，世界上的所有人都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居家生活”。当重启经济活动时，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也出现了趋同性，表现这一特征的关键词就是“同步性”。

通常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会出现同步。比如，某个人不去饭店吃饭，饭店的客源就会减少，出现这种状况，服务员的服务接待就会更加周到，其他人也许就会到这家饭店用餐。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人采取某些行动，其他人或许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整个社会维持稳定运行。

股票的买卖也是同理。当一位投资者卖出自以为前景暗淡的某一只股票时，其他投资者正想买入该只股票，买卖配对才能完成交易。有着不同愿望的众多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买卖，才能实现股票市场的稳定。假如所有人都想卖出某种股票，所有人的卖出完全同步的话，必然引起市场的崩盘。

不同国家之间出现同步现象更是相当罕见的，这是由于地理、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基础要素完全不同的国家很难出现同步行为。因此，所有国家同时出现同一现象通常是不可能的，而新冠疫情暴发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新冠疫情下，人们采取相同行动的理由是很简单的。由于对于世界上所有人来说，病毒是共同的敌人，人类终于形成了对抗新冠病毒的统一战线，共同抗击疫情挽救生命，我认为这是此次疫情的最大成果，应该大加褒奖。但是作为共同抗疫的副作用，就是出现了此前常识不能解释的宏观经济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困扰人类的通货膨胀。

从共同抗疫的角度来说，同步现象是可取的，这是由于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或者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同时居家可以预防感染扩大。就是在估计人员稀少的时间段外出上街转悠，也是不可能有效防控病毒的。但是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同步带来的问题却是极其严重的。

每个人的细微行为出现同步，都会给宏观层面带来巨大影响，按照前面的分析，这种事态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数据和知识积累都还很不充分。正因为如此，这一同步现象正像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狂涛巨浪一样，严重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轨迹。

爽约的预言

如果说通货膨胀源于人们的同步行为，那么在预测未来通货膨胀走势时，有必要明确人类行为的变化轨迹。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或者坦白地说，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在我看来，虽然有些事情说不明白，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说清楚的。

就在通货膨胀刚刚爆发之时，有人曾谨慎地推测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源于人们的行为模式转变，同时又认为行为模式的转变并不会长久持续。在美国，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刚刚从居家生活回归社会，居家形成的习惯还没有改变，总有一天这些习惯会消失，完全回归正常行为——在公开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并多次出现在研究人员和专家的谈话中，甚至有人信心满满地断定下个月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证实这一点。而实际的结果是，下个月的统计数据、再下个月的统计数据都没有验证他们的预言。

有“备”无患

在这个现象反复出现的过程中，我发现“居家结束后经济就会回到从前”的信念，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

当然，根据这一信念，所有的经济冲击都可以恢复如初。我现在也没有证据否定这种可能性，也许它就是正确的。但是从这些经济学家过度乐观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存在问题的。迄今为止每个月发布的统计信息，都没有验证他们的信念，这个事实不应该被忽视。

退一万步讲，即便按照他们的信念，经济有很大概率恢复常态，既然不能恢复的概率不是零，为可能出现的小概率事件思考应对之策，是否还是明智之举呢？也就是说，作为经济运行的风险管理原则，不管小概率事件出现的概率有多低，都应该从现在开始切实做好应对经济无法恢复常态的准备工作。如果最终经济恢复了常态，就算是杞人忧天，万一经济不能恢复常态，这些准备就会派上用场。

在本书中，我的想法与标准的经济学家相比，属于比较悲观的一派，倾向于经济难以恢复常态。一个理由是，刚刚说过的作为经济不能恢复常态的“保险”装置，另一个理由是基于数据分析。

截至2022年夏季的数据，清晰地显示劳动者和消费者行为变异依然存续在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当深入反复思考变异的形成原因后，我发现这些变异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变，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之后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