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学科
——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一、文学地理的意识和方法源远流长
“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虽然是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提出的（见《中国地理大势论》）[1]，但是它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编辑成书的年代。春秋时代的学者把《诗三百》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所体现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意识。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在“襄公二十九年”这一部分，记载了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这一段话所体现的，也是文学地理的意识。
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在讲到“故秦地”的雍州、梁州，以及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时，一再援引《诗经》“秦风”、“豳风”中的某些篇章和诗句加以印证。如果说，班固的这种方法，可以称为“以诗证地”的话，那么，南宋的朱熹在《诗集传》里，则大量使用了“以地证诗”的方法。朱熹明确指出：看诗，要“看他风土，看他风俗”。所谓“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就是考察文学所赖以形成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以诗证地”的方法可以说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以地证诗”的方法则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在班固之后，朱熹之前，还有南朝的刘勰，唐朝的魏征，都有过文学地理方面的言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讲到了文学与“山林皋壤”即地理环境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江山之助”这一命题。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则把“江左”的文学与“河朔”的文学进行比较，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今天的文学地理研究经常使用的方法。
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习惯于以地域来命名，例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派”等等，通过这样的命名，来彰显流派或多或少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学主张或创作倾向。至于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总集，例如《会稽掇英总集》、《河汾诸老诗集》、《成都文类》、《湖州词征》、《粤西诗载》等等，更是不可胜数。还有许多诗话、词话，在讲到某些流派的时候，也习惯于和当地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例如胡应麟的《诗薮·外编》把明初诗坛分为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实际上就是根据诗人的地理分布以及诗歌的地域特点所作的划分。可以说，古人已经具备明确的文学地理意识，也经常使用文学地理的研究方法，只是他们还没有文学地理这个概念，还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而已。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进到中国，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开始把古人关于文学地理的片断的言说，发展为较有条理的文章。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8）和《元剧之时地》（1915）、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都是较有价值的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虽然他们也没有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研究本身，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之先河。
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并没有像文学史一样，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原因在于：第一，国外没有文学地理这个学科，所以刘师培、王国维等人也没有像林传甲、谢无量等人写作《中国文学史》那样，写出一本《中国文学地理》，他们无从借鉴；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头三十年，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人文地理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而遭到批判，除了边疆地理之外，人文地理的其他学科几乎全被打入冷宫。在中国大陆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地理环境”、“地域性”这一类的概念，都成了非常敏感的字眼，谁要是提这些东西，谁就有可能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因此，自从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发表之后，文学地理的研究中断了半个世纪。
二、文学地理研究成为当今文学研究之热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学术文化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一些，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理性，走向多元化，文学地理的研究终于被人们重新拾起。20多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据我们统计，从1984年至2011年，这27年里，在我国大陆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达821篇，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的相关著作达225种。
20多年来的文学地理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如曾大兴的专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2]、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3]、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4]等；
二是对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的研究，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5]、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6]、曾大兴的《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7]、曹道衡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8]、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9]等；
三是对文学家族的研究，如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10]、程章灿的《世族与六朝文学》[11]、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12]、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13]等；
四是对地域性文学流派的研究，如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14]、陈庆元的《文学：地域的观照》[15]、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16]等；
五是对地域性文学史的研究，如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17]，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18]，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19]等。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多数没有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也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但是就其研究对象来讲，都属于文学地理的研究范围。这些研究与20世纪前期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前辈学者的同类研究相比，可以说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更多、更扎实的工作。无论是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还是对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的描述，多以具体的考证、统计和文本细读为基础，其视角予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结论也颇具说服力。不少成果被文学研究界的同行所引述，有的成果还被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所吸收。[20]
20多年来的文学地理研究，借鉴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与迁徙，探讨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揭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展示了文学研究的诱人前景，也为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因此，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学地理学才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正式提出，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和响应。2011年11月11日至13日，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的“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在南昌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6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并按照有关程序，选举产生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筹备委员会”。《南昌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媒体对会议作了报道。[21]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以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个新兴学科得到学术界的正式认可，也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从此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
三、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
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期最早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加以任何界定。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文学地理”还不是一个学科的概念。这是因为他还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事实上，无论是他，还是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学者，都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所以他们这一代人，虽然开启了20世纪文学地理研究之先河，但是不可能建立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
一个学科能不能建立，关键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简要地讲，就是一句话，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再具体一点，就是三句话：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别的任何学科所能解决的，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学科来解决这个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了它的研究任务，这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22]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学科，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例如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方言）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植物学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使命，使它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有了文学地理，文学这个学科才算完整。
有人认为，文学地理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一个学科。笔者对此不表赞同。如上所述，文学地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古已有之。这个方法用到2004年，至少也有2500年的历史了。这2500年间，中国学者研究文学，并非没有使用文学地理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方法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而这种方法之所以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就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学科做支撑。
文学地理的研究，必须上升到一个学科的水准。任何一个没有学科内涵、学科品质、学科规范的方法，永远都是一种不成熟的方法。例如我们大家研究文学，通常会使用文艺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有哪一个不是一个成熟的方法？又有哪一个不是出自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学科？文学地理作为一个方法，必须有自己的学科做支撑。
还有人认为，文学地理作为一个学科，有它成立的理由，但不能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如果文学地理与文学史双峰并峙，那么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位置又如何摆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文学史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和演变；文学地理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特点。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只有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才有可能双峰并峙。虽然文学地理在今天还只是一个新兴学科，还未达到成熟之境，还比较矮小，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比肩而立了。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它就成了文学史的研究；如果从地理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它就成了文学地理的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或文学地理，而是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地理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某些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如果它抽象出来的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属于文学批评方面的，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属于文学史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学地理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地理的理论。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图示如下：
文学学科结构示意图
四、今后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文学史这个学科在20世纪初期从西方和日本引进，到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也就是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前后花了100年的时间。成千上万的学者，为了这个学科的最终建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的建成为什么要花上这么长的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它必须完成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这两个二级学科，可以说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本土化”的过程。
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最终建成，不需要100年。从刘师培1905年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到1934年汪辟疆发表《近代诗派与地域》，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走过了30年的路程；从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到2011年“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的召开，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又走过了25年的路程。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有了55年的建设史。笔者认为，再有10年左右的时间，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就可以建成了。理由是：
第一，文学地理学是中国学者在中国本土创立的一个学科，它省略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
第二，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正式研究从刘师培算起，已经走过了55年的岁月，在实证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积累。当代许多学者，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付出了许多心血，做出了许多贡献。虽然有些学者可能还没有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但是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把大家的相关成果归纳和整合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比较可观的。
第三，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队伍，汇集了当代中国学术界老、中、青三代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老一辈学者如金克木、曹道衡、章培恒、余恕诚、霍松林、王水照、袁行霈、严家炎、王学泰、黄霖、陈庆元、杨义、赵昌平先生，都写过这一方面的论文。中年学者中，研究文学地理学的人就很多了，这一代人实际上成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许多青年学者也加入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行列，尤其是许多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多以文学家族和地域性文学流派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能够得到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普遍支持，能够汇聚当代中国这么多的优秀学者，那么它的最后建成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第四，学术环境相对宽松。今天的学术环境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比起20世纪50—70年代，还是好多了，至少是宽松多了。20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地理学文章和著作问世之后，能够受到比较普遍的关注和肯定，并且能够收获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具备这样一些有利条件，所以笔者预计，大约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就可以建成了。也就是说，文学史这个学科从引进到建成，大约花了100年，文学地理学从创建到建成，大约只需要60—70年。它比文学史的建成少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因为它省略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今后10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实证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虽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但是由于这项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太多太复杂，现有的学术积累仍然不够，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在正确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指导之下，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许多方面甚至需要从头做起。例如：一个文学家的籍贯（出生成长之地）究竟在哪里？祖籍、郡望在哪里？迁徙之地又在哪里？他的一生究竟到过哪些地方，居住时间究竟有多长？其籍贯、祖籍、郡望和迁徙之地对其文化心理构成究竟产生过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的？影响到何种程度？是不是同一地域的文学家都会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其间有没有轻重大小之别？差别又是如何形成的？一种文体究竟是在哪个地域产生的？在它流行的过程中，又接受了哪些地域文化的影响？一种文体是如何由地域的文学演变为时代的文学的？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时代因素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有的文体能够由一种地域的文学演变为一种时代的文学，有的则不能，只能在某一地域自生自灭？制约一种地域的文学不能演变为时代的文学，不能被更多的地域、更多的作者和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原因是什么？一种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日渐僵化或衰落之后，一种新的文体就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产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新文体的产生？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只有充分的、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让学术界和读者广泛接受，一切浮光掠影的认识、浅尝辄止的探讨和主观武断的结论，都有可能败坏文学地理学的形象，从而延缓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进程。
第二，要切实加强理论研究。目前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学者，多数是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的。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长处在实证研究，短处在理论研究。由于许多认识尚停留在知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使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直到今天，仍然缺乏应有的理论色彩或理论品格。面对这一现状，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研究古代文学出身的文学地理学学者要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加强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文学理论方面的修养；二是吸引更多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外国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学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外国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学者，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积累一般是不够的，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学研究，难以达到文史结合与古今通观之境。他们的理论修养一般比古代文学学者要好，但是实证研究的功夫有所欠缺。最好的办法是两路学者联起手来，各用所长，各补所短，共同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就下列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例如：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地域性问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地域性问题，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之关系，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之关系，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等等。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的理论问题，文学地理学研究还必须加强自身的学术体系的探索。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学术体系，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学科不能算是成熟的学科。一个成熟的学科往往不只一个学术体系，但是无论哪一种学术体系，都必须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相适应。一个学术体系如果不能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相适应，那么这个学术体系无论多么新颖，无论多么“有板有眼”，也只能是个花架子，一推就倒。
第三，要创新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要有地理的思维，都要有地理意识或空间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出现了多种地域性的文学史，例如《东北文学史》、《山西文学史》、《吴越文学史》、《上海近代文学史》、《湖北文学史》、《江西文学史》、《岭南文学史》、《福建文学发展史》等等，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以“地域文学”为研究对象，其实离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还有一段距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研究都不过是把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按照不同的省、区、市来进行切割，其思维仍然是时间（历史）维度的，极少转换到空间（地理）维度，更谈不上把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例如岭南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张九龄？张九龄对岭南后来的文学又有哪些影响？从唐代的张九龄到清代的屈大均，这一千多年间，岭南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文学家的创作究竟有什么影响？再如四川这个地方，为什么在汉代能产生司马相如，在唐代能产生李白，在宋代能产生苏轼，而在宋代以后，就不能产生像他们这样的全国第一流的文学家了？究竟是自然环境变了还是人文环境变了或者两者都变了？又比如在现代的浙江绍兴，为什么能够产生鲁迅和周作人这样的兄弟文学家？为什么同样的地理环境，同样的家庭环境，甚至同样的留学经历，而兄弟两人的文学风格会有如此大的差别？绍兴的地域文化究竟包含了哪些要素？他们兄弟二人各自在哪个层面上接受了绍兴地域文化中的哪些要素的影响？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接受了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要素的影响？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同类的地方性文学史著作中几乎是找不到答案的。严格说来，这些著作的作者，不过是选择了一个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来作文学史的叙述罢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书稍微整合一下，就是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包括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是为了搞清楚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我们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是为了搞清楚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和地域差异，从而搞清楚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这一个层面，不去考察文学作品本身，那么这项研究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又有什么区别呢？
文学地理学研究既不同于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虽然它和二者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
结语
文学史的建成，汇集了成千上万学者的智慧和心血，文学地理学的建成，也需要这样。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队伍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目前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学者，从数量上讲，以古代文学学者居多，现当代文学学者其次，文学理论学者再其次，外国文学学者则比较少。这四路学者在学术积累、学术视野方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该携起手来，相互取资，形成合力，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为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相关研究。
文学地理学的建成，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完善文学的学科建设，还可以在批评和创作这两个层面，恢复文学同大自然的联系，建设文学的良好生态。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让我们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努力！
（原刊《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