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董卓对关东诸侯起兵的应对举措

关东诸侯起兵反卓后，董卓陆续采取了以下几项应对措施：

（一）杀害弘农王、内应官员与袁氏家族

董卓获悉袁绍等人起兵之后，先是大赦天下以收买人心，然后杀死了他废掉的原少帝、现弘农王刘辩，以免他被敌对势力拥立为皇帝，与自己扶持的汉献帝刘协分庭抗礼。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董卓杀弘农王。”(97)这项任务是由董卓的亲信李儒执行完成的，“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98)

当年二月“庚辰，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毖）”(99)。如前所述，周、伍二人在中平六年（189）十一月说服董卓，外放韩馥、张邈等人到州郡去做行政长官，准备让他们在各地起兵反董卓，而周毖、伍琼等人则在朝内响应，形成里应外合之势。“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100)结果被董卓发现中计，怒斥周毖等人曰：“诸君言当拔用善士，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101)于是将周、伍二人逮捕处死。

随后，董卓又杀害了关东诸侯领袖袁绍及袁术在京的亲属。“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注引《献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仆袁基，术之母兄，卓使司隶宣璠尽口收之，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102)下葬后，董卓又担心这些人的尸骨被掘走，将其藏匿到关中郿县（今陕西眉县）。“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而加书焉。又恐有盗取者，复以尸送郿藏之。”(103)

（二）迁徙皇帝、百官于长安

关东诸侯在初平元年（190）正月举行会盟，讨伐董卓。“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104)罢免他们官职的原因，是在当天的朝会上这两个人反对董卓提出的迁都主张。“卓欲迁都长安，召公卿以下大议。”(105)他假借谶书的说法，声称“昔高祖都关中，十一世后中兴，更都洛阳。从光武至今复十一世，案《石苞室谶》，宜复还都长安”(106)。在座的百官都感到惊愕，没有人敢发言。司徒杨彪表示反对，说迁都改制是天下大事，应当符合民心，顺应时宜。过去盘庚五次迁都，民怨沸腾，所以作了三篇告示，来向臣民详细地说明。“往者王莽篡逆，变乱五常，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107)现在刚刚拥立了圣明的皇帝，使汉朝的统治光耀兴隆，却无故抛弃了宗庙园陵，恐怕会使百姓惊恐，不了解其中缘故，将要发生大规模的动乱。《石苞室谶》是妖邪之书，怎么可以信用？另外，长安的宫室已经毁败多年，不会很快将它们修复。董卓听后反驳说：“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今徙西京，设令关东豪强敢有动者，以我强兵踧之，可使诣沧海。”(108)又说修复长安的宫室相当容易，“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109)所谓“民心”在董卓看来，更是不值一提。《续汉书》载其曰：“百姓小民，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百官听后都惊惧失色，太尉黄琬又劝董卓再考虑一下杨彪的意见。“此大事。杨公之语，得无重思！”董卓听后马上起身，停止了这次朝议，并决定迁都长安，自己领兵留在洛阳。“即日令司隶（校尉）奏（杨）彪及（黄）琬，皆免官。大驾即西。”(110)这次朝会是在二月乙亥召开，十二天后献帝和百官就开始动身西迁，董卓和军队则驻扎在洛阳东郊的苑囿。“（二月）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111)毕圭苑是汉灵帝于光和三年（180）在洛阳郊外修建的苑囿，李贤曰：“毕圭苑有二，东毕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毕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也。”(112)宣平门是洛阳东面靠南的城门。

关东诸侯起兵后，董卓还没有和他们交战，为什么就要把帝室、百官和京城迁徙到关中的长安去呢？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关东诸侯的军队人多势众，如前所述，酸枣诸侯联军有十余万人，袁绍、王匡与袁术、孙坚各有五六万人与七八万人，加起来至少应有二十多万人。而董卓部下，洛阳附近的军队虽然总共在九万至十一万人左右，但不少是关东人，政治上很不可靠。真正为董卓死党的是他带领进京的凉州军队以及羌胡人马，而这些武装也就是四五万人，与敌人的兵力相比实力悬殊，这是他心生畏惧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想撤退到关中以避战，躲开关东诸侯的众多兵马。而且那里距离凉州老家要近得多，容易补充兵力，比较安全。正如史书所言：“及关东兵盛，（董）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113)

其二，就进行防御的地理形势而言，迁都长安也比洛阳更为有利。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周围虽然也有山川之险环绕，但是地域狭隘，缺乏作战的回旋余地。西汉初年朝廷大臣们讨论定都时，很多人说：“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张良则主张在关中建都，反驳道：“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114)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洛阳的防御体系是凭借周围环绕的八关，如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随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李贤注：“都亭在洛阳。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115)但是这八座关城距离洛阳都不算远，万一某个方向被敌人突破，京师就会面临义军直抵城下的危险。长安防御在地理方面的安全系数要比洛阳高得多，其东边从潼关到陕县长达四百余里的崤函山区，地形险要，可以步步为营来进行防守，敌军要想突破有很大的困难。因此董卓对公卿们讲述他迁都的理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116)。先将帝室和百官西迁到长安，然后再将自己的军队撤退到陕县以西进行防御，可以改变目前遭受关东诸侯三面半包围的不利态势。

其三，迁都关中能够缓和京师粮饷严重短缺的问题。洛阳所在的河南郡是东汉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据《后汉书·郡国志一》记载：“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东汉末年的人口要更加繁盛，这还不算帝室、百官及其数量庞大的服务人员，以及驻守洛阳的大量军队，当地的物产远远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主要靠的是全国各地对京师的漕运，但是此时北、东、南三面漕运的水陆通道已被起兵的关东诸侯封锁，那么京师帝室、百官、军队与庶民的给养就无法解决。关中平原是当时比较富庶的粮食产区，如果把帝室与百官迁徙过去，可以就地获得奉养。

其四，迁徙关中距离凉州较近，可以利用补充当地的兵力资源。陈勇指出，在董卓拥有的部队当中，真正使他依赖的只有凉州兵。可是凉州人不愿脱离本土和关西，“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因此董卓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117)

至于洛阳及附近的百姓，则是董卓准备抛弃的沉重包袱，他也不想把这些繁众的人口留给关东诸侯。董卓在当地纵兵杀掠，又逼迫百姓随着献帝西迁，沿途更是肆意虐待屠戮迁徙的民众，致使京师百姓大量死亡。史书记载：

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118)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朝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119)

洛阳京师粮仓的存粟和财物，留下来为董卓驻守的军队消费。一个月后，献帝到了关中。“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120)他在洛阳实行焦土政策，使旧京的繁华之地变成了废墟荒野。董卓这样做，为的是不让关东诸侯能够占据和利用河洛平原的人力、物力资源。他后来撤到陕县以西，在关东和关西两地之间制造出洛阳及周边区域渺无人迹的隔离地带，以增加关东军队将来向西征伐后勤补给的困难。为了实现董卓这项计划，东汉傀儡政权在人口和财富方面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参阅图三）。

董卓采取的放弃洛阳、迁都长安之避战措施，大臣朱儁觉得是个失策，这样不仅彻底毁坏了河南郡的民生，还会使天下臣民离心离德，放任关东诸侯势力的扩张。他说：“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121)这里需要指出，东汉的关中由于长期遭受羌人侵扰和水利设施的废弛，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桓帝时崔寔在《政论》中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122)据有关统计，西汉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有64万户，243万人；东汉中叶仅有10万户，43万人。“户、口均减少了约五分之四。”(123)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是在关东，董卓从洛阳迁都到长安，就是把全国最辽阔、富庶的经济区域让给了对手关东诸侯，自己退居到偏僻贫穷的关西，实际上是放弃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力。

曹操也认为迁都关中是董卓的严重失误。在与酸枣诸侯联军领袖的对话中，曹操指出：如果董卓继续挟持献帝居住在洛阳，以朝廷的名号动员各州郡发兵，来与关东举义的诸侯们作战，这是很难应付的。“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124)但是董卓没有那样做，反而毁灭了洛阳，逼迫献帝迁徙到关中，因而丧失了各地中立势力的支持，成为天下的公敌，给予关东举义诸侯进军消灭他的可乘之机。“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125)但是酸枣会盟诸侯不愿接受曹操的建议，继续驻军不前，采取观望态度。曹操孤军深入荥阳，被董卓部将徐荣击败后回到酸枣，他知道诸侯们不想与董卓交锋，便又提出了三路义军同时进兵占据要地，不与交战，逼迫与等待董卓集团发生内乱的主张。“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126)胡三省曰：“观操之计，但欲形格势禁，待其变起于下耳，非主于战也。”(127)但是这个计策仍然没有得到张邈等人的采用。曹操于是愤然离开了他们，南下到扬州招募军队。

（三）派遣朝内大臣安抚关东，说服袁绍、袁术罢兵

不久，董卓迎来了一个利好消息，酸枣诸侯联军由于粮饷耗尽，发生了分裂，各路诸侯分别领兵回到自己的州郡治所。《三国志》臧洪本传称酸枣诸侯联军在会盟后，“顷之，诸军莫适先进，而食尽众散。”(128)司马光经过考订，认为此事发生在初平元年（190）三月，“酸枣诸军食尽，众散。”(129)而且还发生了内讧，兖州刺史“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130)。这样一来，起兵直接威胁洛阳地区的关东诸侯，就只剩下河内袁绍、王匡与南阳袁术、孙坚这两个集团了。看到对手的力量明显削弱，董卓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就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担任九卿的几位大臣分别到袁绍、袁术的军中劝降，希望说服他们罢兵休战，服从朝廷的统治。“（董）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瓌譬解（袁）绍等诸军。”(131)没有想到董卓错打了主意，袁绍、袁术兄弟因为在京的亲属被董卓灭门抄斩，满腔仇恨正无处发泄，于是下令将这些劝降的大臣斩首。因为韩融曾是“党人”，名望较高，所以饶过了他。“（袁）绍使王匡杀（胡母）班、（王）瓌、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132)

袁绍、袁术此举，虽然表达了他们与董卓集团誓不两立的决心，但是两军交兵、不斩来使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他们将董卓派来的几位大臣（也是名士）杀害，做得也是相当过分了。其中执金吾胡母班很有声望，“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厨。”(133)他还是王匡的妹夫，而王匡受袁绍逼迫，不得已将胡母班逮捕入狱，准备杀死他。胡母班觉得自己既不是董卓的亲信，又是奉朝廷命令前来，这样被杀实在是太冤屈了，于是给王匡写了封信，说：“足下拘仆于狱，欲以衅鼓，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何亲戚？义岂同恶？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134)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被杀的命运。董卓妄想的这项安抚计划，也终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

（四）与关东诸侯交战

自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侯起兵反卓后，战事相当沉寂。双方都对自己的敌手有些畏惧。董卓先是觉得自己的兵力不占优势，因此“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135)。企图征调全国其他州郡的军队来进行讨伐，但是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后来，“董卓以山东兵盛，欲迁都以避之。”(136)总的来说是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不敢主动出击。关东诸侯方面作战的态度也很不积极，“董卓在雒阳，袁绍等诸军皆畏其强，莫敢先进。”(137)只是到了三月，才由曹操率领属下数千兵马进攻荥阳，被董卓部将徐荣战败。曹操的军队虽然失利，却抵抗得非常坚决，徐荣因此认为酸枣的诸侯联军人数众多，要是都像曹军那样奋战，不是能够轻易打败他们的，于是便领兵撤退，没有乘胜追击。“（徐）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138)

后来双方相持日久，董卓看出了关东诸侯的怯战心理，才开始出兵反攻，这时已经到了当年冬季，董卓起初连连获胜，先打败了孙坚。“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讨（董）卓。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139)《三国志》孙坚本传也记载他治兵于鲁阳城，“（董）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140)至于河内的袁绍、王匡的军队，要数据守河阳的“泰山兵”距离洛阳最近，威胁也较大。董卓对其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得以取胜。“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众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141)王匡由于亲信的“泰山兵”伤亡惨重，又回到故乡募兵，然后准备离开袁绍，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在途中受到曹操与胡母班亲属武装的截击，兵败身死(142)。

初平二年（191）初，孙坚聚拢散兵，卷土重来，再次北进，董卓派遣胡轸、吕布前来迎战。《英雄记》曰：“（孙）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胡轸在战斗前声称要杀一员部将来立威，引起属下的不满与愤怒。“轸，字文才。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诸将闻而恶之。”吕布等人因此想要破坏他的军事行动。胡轸的部队在夜间赶到阳人城下，“于是吏士饥渴，人马甚疲。且夜至，又无堑垒。”刚刚卸掉盔甲准备休息，吕布等便传播谣言，说孙坚部队前来夜袭，致使“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行十余里”(143)。天明后孙坚军队前来进攻，“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144)胡轸、吕布败走后，董卓畏惧孙坚的勇猛，派遣将军李傕前来恳求和亲，“令（孙）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145)但是遭到孙坚的痛斥与拒绝，孙坚随即“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李贤注：“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对洛阳故城。张衡《东京赋》云‘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是也。”(146)董卓亲自领兵前来迎击，“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黾（渑）池，聚兵于陕。”孙坚获胜后进兵洛阳城下，打败了守城的吕布。“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147)孙坚得以光复了旧京洛阳。

（五）董卓与其军队主力撤往关西

孙坚占领洛阳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扫除汉室宗庙，平塞被董卓发掘的各座皇陵。其二，准备派遣一支部队开赴董卓背后，想要截断他退往关中的道路。“坚乃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黾（渑）池间，以截卓后。”(148)董卓得知后，对孙坚非常忌惮，他与长史刘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149)董卓不想继续在洛阳附近和孙坚战斗，于是派人到关中胁迫汉献帝，“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150)其时间在当年四月(151)。孙坚在洛阳也因为后方遭受袁绍部将袭击，“引军还，住鲁阳。”(152)

董卓此时对其兵力做出了以下部署：首先，让宿将朱儁留守洛阳空城。当地几经战火屠戮，已经荒无人烟，后方的粮饷也难以支持。董卓不愿意让自己的嫡系将领和军队来接受这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就把它交给了属于异己势力的老将朱儁，任命他为河南尹。《后汉书·朱儁传》载其到任后即与关东诸侯联络，准备参加反卓阵营，后来害怕消息泄露就弃官逃往荆州。“（董）卓后入关，留（朱）儁守洛阳，而儁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弃官奔荆州。”董卓随后“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朱儁闻讯又进兵返回洛阳，驱逐了杨懿。“（朱）儁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朱儁的这番举动获得了关东诸侯的兵员和物资支持，“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朱）儁行车骑将军。”董卓得知后，“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朱）儁。儁逆击，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153)此后朱儁仍然驻守在中牟，双方隔着洛阳地区对峙。

其次，董卓退入关中后，将自己的亲信将领与部队分别部署在豫西、河东与关中东部。“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渑）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154)后来董卓知道朱儁与关东诸侯联合后，就命令其女婿牛辅领兵从河东开赴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镇），再遣其部将李傕、郭汜东征，打败朱儁。“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155)这场战斗发生在初平三年（192）正月，是董卓集团与关东诸侯之间的最后一场战斗，三个月后董卓就在王允、吕布等人发动的政变中一命呜呼了。

再次，董卓以吕布率领的并州兵和亲信胡轸、徐荣等统率的部分凉州军队留守长安，保护自己与都城的安全，“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156)，并监控帝室和百官。除此之外，董卓还在长安以西二百六十里外的郿县(157)修筑了坞城，作为他最后的根据地。“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158)这座坞城的高度与长安城相等，董卓还把他在洛阳搜刮国库与民间的财富都聚集在坞内，“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159)这时的董卓不仅变成了一个守财奴，而且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失败准备后事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目光和志向有多么短浅，已然失去了进取天下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