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智囊全集》，是明人冯梦龙编纂的子史经传与笔记丛谈中有关“智慧”的故事集，是一部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各方面“智慧”的“集锦”，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智慧”的全面认知。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自号龙子犹、茂苑外史、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平平阁主人等，别署姑苏词奴、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无碍居士、茂苑野史氏、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其号、署之多，可见他对自身身份的多重认定。冯梦龙进学之后，久困场屋，曾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结社为友，也曾流连诗酒，狂放不羁，然科考失意，落拓穷困，遂以坐馆及为书坊编书为生。1630年，冯梦龙五十七岁时始成贡生，次年授丹徒县学训导。1634年任寿宁知县，兴利除弊，颇有政绩。1638年辞官归里。1644年历“甲申之变”，刊行《中兴伟略》，冀寓中兴。1646年春于兵火中自浙江台州还苏州，途中感愤而逝，一说被清兵所杀。冯梦龙思想上受王阳明、李贽影响，强调真情，主张以“情教”取代“宗教”。在仕途上，冯梦龙鲜少值得称道的功业，但冯梦龙家多藏书，其毕生搜集、整理、编写、改订、出版的小说、戏曲和民歌有数十种。比较重要的，如改订《列国志传》为《新列国志》一百八回，增删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为《新平妖传》，编刊民歌时调集《挂枝儿》《山歌》和散曲选集《太霞新奏》，还有取古今传奇删改更定的《双雄记》《新灌园》等传奇十四种，通称《墨憨斋定本传奇》，而其中以拟话本“三言”，即《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最为当时及后世所知。《智囊全集》是其“三言”之外，又一部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作品。

《智囊全集》，顾名思义，其核心是“智”，也就是人的智慧。关于“智”，冯梦龙有自己的解释。首先，“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闺智部总叙》）。“智”是对人的体察、对物的常识和对事的经验，是一种使人清醒的才能。其次，“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兵智部总叙》）。所谓“智”，就是统领仁、信、勇、严这些品质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总纲。再次，“智”还是一种面对事物的态度。冯梦龙在《智囊自叙》中说：“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在《上智部见大》引言中说：“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对于同一种现象，不同的人看到的侧面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只有能看透其最有利或最不利的一面，采取相应对策而获得最大利益，才可以称为“智”。最后，“智”也是一种洞穿本质的眼光。《智囊自叙》中说：“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楫之用，夫亦愈不智。”《明智部总叙》说：“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通过现象参透本质，通过目前预推未来，通过假象查知真相，才能达到“智”的境界。

关于“智”与人的关系，《智囊自叙》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将人和智的关系比喻成地和水的关系，水能滋养土地，就像智慧能够滋养人。但是，就像土地有低凹处以盛水一样，人必须要有一种虚心的姿态去接纳智慧。那么人如何获得智慧呢？《智囊自叙》中说：“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智慧犹如藏于土地中的水，这是人所具有的天性，要想智慧像水一样从地表喷薄而出，则需要学习。即学习是人抉发人本性中所具有的智慧的途径。这与孔子在《论语》开篇便强调的“学”是有思想渊源的。

一直以来，学者对《智囊全集》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有不同的认识。明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将其列入小说类，王圻《续文献通考》将其列入杂家杂纂类；清人嵇璜、刘墉等《续通志》将其列入杂纂类，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杂家类；今人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将其列入小说类，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将其列入小说杂俎类。概而言之，对其性质的认知主要是杂家类和小说类两种。《汉书·艺文志》说杂家“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以此书为杂家者，是因为它“取古人智术计谋之事”（《四库全书总目》语）；以其为小说家者，因为它截出故事，确有街谈巷议的面貌。书目为分类之便，需将其归于某一类，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书的取材是较为复杂的，兼具杂家和小说家的特色。

《智囊全集》编纂格局颇大。书中汇辑智慧故事1200余则，可以说包罗万象。涉及人物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时间跨度从商周时期到冯梦龙的时代，上下三千年；内容上既有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又有机敏谲诈的小聪明。从引书范围看，据大致统计，这些故事采引自从《左传》到明代笔记的数百种书，大部分为正史和笔记，这一方面显示出冯梦龙的博览群书、取材广泛，另一方面显示出他求全、求尽的编纂理念。《智囊全集》编纂格局之大从本书的结构也有所反应。冯梦龙设立了十部二十八类，将这1200余则故事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颇有穷尽天下智慧品类之用意。十部是：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大致可分为三组：一是上智部，冯梦龙在这一部中为全部的智慧树立了一个标杆，他说：“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上智部总叙》）能契合时局的为最高明的智慧。二是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杂智七部，这七种智慧贯穿于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具有普遍引导意义。其中杂智部，作者并非持肯定态度，而是强调识破和转化狡诈和小聪明，以凸显大智慧，使得狡诈归于正途，小聪明变成大智慧。这也可见作者的立意之正直及兼顾之通达。三是兵智、闺智两部，这是按照身份划分的类别，我们了解了冯梦龙的时代和为人，便可以理解他独立出这二部的用意。冯梦龙生活的时代，明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用兵是常事，专列兵智一部，自然带着他的用世思想；专列闺智一部，与商业经济繁荣时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在当时是颇有进步性的。

《智囊全集》不仅编纂格局大，而且编纂观念正。冯梦龙重视对正史材料的选用与裁剪，重视对笔记丛谈中史料的采选与类比，也喜欢对历史事件与人物做评论，这都是史笔的一种体现。从中可见，他编纂此书并非为了猎奇，而有着鲜明的以史为鉴的色彩。比如作为“上智部”也是全书的开篇，冯梦龙对“见大”卷的排布就颇费心思。他以太公和孔子起首，讲太公从国家道义出发诛杀华士、孔子从个人心性出发诛杀少正卯，并附评论说孔子为后世诛杀以学术乱国的人树立了典范。补充事例则说应该让官员中喜佛的出家，好道的做道士，也是剔除异端不使害政的意思。由此可见，“见大”之所谓“契合时局”的智慧是要从国事之大、心性之正来衡量，从顺应人心去引导，而这才是真正的“上智”。梅之焕《智囊补叙》言冯梦龙编纂《智囊》的动机，乃是“感时事之梦丝，叹当局之束手，因思古才智之士，必有说而处此，惩溺计援，视症发药”。书中常可以见到冯梦龙对于当时局势的隐忧与怒其不争的愤慨。如《制胜卷二十二》中“刘江（二条）”则中，永乐十七年（1419）刘江智擒倭贼，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皆在兵法，诸君未察乎？”可见当时君臣对于兵法的生疏。“陶鲁”则中，讲述明天顺初陶鲁以三百精兵破贼的故事，评论中说：“今塞下征兵，动数十万，其中岂无三百人哉？谁为鲁者？即有鲁，谁为用鲁者？”感叹当时没有陶鲁这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不能重用陶鲁这样的人了。《智囊全集》每部前均有总叙，每卷前均有引言，不少条目后有材料补充和评论，共计600余条。这些叙言和评论，无不显示出冯梦龙在编纂过程中的思考。

《智囊全集》作为一种市民文学的代表，有不少采自“闻见所触”的民间街谈巷议或采自传说的故事。冯梦龙将这些素材从“口头传闻”转变成“书面故事”，应该说是延续了“三言”的精神。另外，冯梦龙在对材料的处理上是很讲究的，他对古籍材料很少一字不动地照抄，而是根据主题和情境加工内容，删削情节；有时会根据需要，把分散在几本书或一本书中几个部分的有关事实进行整合，连缀成一篇完整的故事。如《权奇卷十五》“王导”则，在《晋书·王导传》中截取王导奉命讨伐王敦的部分，但给王敦加上了“威望素著”的身份，又在王敦举兵向内时补充了“众咸危惧”的背景，如此，后面再说王导趁王敦病重制造王敦已死的假象，来鼓舞士气时，王导举重若轻、善于权变的形象就凸显出来。在内容和情节的加工之外，冯梦龙还对材料原文的语言进行了改造，多改写原文书面语言的艰涩难懂，而使之通俗易懂，简洁明晰而不乏文采，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更适合普通市民的阅读。如《敏悟卷十八》“王戎”则，来源于《世说新语·雅量》，原文为：“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冯梦龙将“多子折枝”改为“有子扳折”，将“取之信然”改为“试之果然”，改后文字更通俗易懂。

那么冯梦龙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书呢？这首先需要从冯梦龙生活的时代来看。明代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是市民文学的兴盛。明代中叶，特别是嘉靖（1522—1566）以后，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渐壮大而统治阶层日趋腐朽，再加上王阳明新学的流行，文化突破传统藩篱，文学变革狂飙突进，中国文学进入面对市民、面向现实的新时代。这其中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书的刊刻和流行、《西游记》的写定和问世，以及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创作和传播，各类笔记小说数量繁富、品类齐全，更显示出这一时期市民文学的发达。其中，收集、汇刊类笔记丛谈蔚然成风，如《语林》《幽怪诗谭》等，其尚“趣”尚“智”的风气，给社会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从冯梦龙本人的生活经历看，他有着十分丰富的市民阶层的生活体验，这也对他钟情于市民文学提供了思想根基。但冯梦龙毕竟有着与传统文人一样的科举经历，因此他的身份认同和著述眼光还是文人的，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最为腐朽动乱的时期，他看到甚至也体验着官僚们的荒唐，也时时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危机。他的《智囊全集》是用“智”来与陈腐的观念对抗，也是希望用“智”来挽救沉沦的世事。

当然，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一些材料的编修，或错漏信息，或改变原意，造成了史实错误。如《灵变卷十六》“吴汉”则说：“吴汉亡命渔阳，闻光武长者，欲归。”吴汉于王莽末年为亭长，以其宾客犯法而亡命，到更始帝即位，派使者巡行河北，知吴汉为奇士，此时他已为渔阳郡安乐县令。这里冯氏处理时节略过甚，易生误解。对于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人物，在编修材料时，不改变史实，才更可信，更具启发意义。二是他的按语在解读材料上，有些疏漏偏颇之处，需要明辨。如《武案卷二十四》“任瓌等”则说：“任瓌之策，即李密说杨玄感，魏思温说徐敬业者，特太原用之而胜，二逆不用而败耳。”据前段内容，可知李渊的成功，不仅有任瓌的计策，更主要的还是李世民的高远见解、深入分析、有力支持、坚决推动，李密说杨玄感、魏思温说徐敬业完全不能与此相比。故冯氏按语有误。虽然对于故事或文献的解读见仁见智，但是按语需要根据正文内容来下，误读正文内容，必然造成错漏和误会。

总之，这部《智囊全集》中，冯梦龙抱着以智应世的态度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智慧类型，展示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浩大深沉。我们可以“对号入座”，益智疗俗、趋吉避凶；也可以高卧闲读，增广见闻、周济身心。

《智囊》一书，编成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冯梦龙时寓居蒋之翘三径斋。《智囊补自序》说“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明刊本都是二十八卷。刊行之后，冯梦龙对这部书进行了两次修订，一次是冯梦龙做了“补遗”，重印时附于原书各卷之后，仍名《智囊》。一次是冯梦龙新搜集了一些“智”的故事，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了若干篇目，调整了部类，以及各部类中的篇目，并补充、修正个别篇目的内容、按语，于崇祯七年（1634）重刻发行于世，书名改为《智囊全集》或《智囊补》。《智囊补》相较于《智囊》，增补270余则，且增补内容质量较高，如《见大卷一》增补了11则，所补“诸葛亮”“光武帝”等则，都是很典型的“上智”故事，颇能启人神智。《智囊补》对条目部类的调整，也使全书的分类更加合理，如“唐文宗”则，《智囊》放在《见大卷一》中，而《智囊补》则放在了“通简卷三”中，此则讲述唐文宗赏赐相扑人和优人，表现唐文宗既不追求好名声来宣扬前人的过失，又不喜好嬉戏而打开奸人的阿谀之门，这与“通简”卷为人通达、处事简要的标准是十分契合的。

《智囊全集》在明末清初相当流行，所以流传的版本众多。其中以郑振铎先生所藏明末还读斋刻的《智囊全集》为最精，现存国家图书馆。此次我们正文校勘即以此本为底本，以明积秀堂本《智囊补》、明天禄阁本《智囊补》等参校，也吸收采纳了栾保群、吕宗力校注的《智囊全集》等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还有《增智囊补》（如清初十卷袖珍本）、《增广智囊补》（如《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名目，但都不过是书商的把戏，内容并无“增广”。

由于这部《智囊全集》是冯梦龙采掇众书而成，涉及史事较多，又多所节略改写，且其中时有讹误，我们在注释中除一般字词解释外，对这些地方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与辨析，但仍不免有遗漏或讹误，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何汉杰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