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不同尺度空间的旅游实践，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策理念中，创造了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和空间领域的社会性和空间性的辩证融合，以及空间的生产问题。旅游产业在蓬勃发展之际，旅游地的日常社会文化异化、空间非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空间区隔等问题也开始变得显著。实践证明，旅游导向的空间体系发展过程是以旅游文化、经济为表层结构的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级空间之间的动力关系过程，也 是在流动性背景下以旅游为媒介的社会建构和挑战原生空间环境要素的塑造过程。探寻不平衡地理景观生产过程与空间重塑的可能性，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生存境遇的追问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中国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实践的过程，既受到了上述政策理念的影响，也产生了同上述问题相同或类似的空间生产问题。在流动性背景下，基于旅游为媒介的地方性空间凝视、政府为主导模式的社区改造与资本的介入，以及资本与异质文化对新空间跟进等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力量的驱动，周庄、西塘、乌镇、南浔、甪直、朱家角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经历了从相对“封闭空间”到“流动空间”再到“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旅游介入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对其空间绅士化现象的盛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古镇空间新的尺度重组，改变了传统古镇社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边界。这不但给古镇带来了新的空间价值观，而且原本和谐且封闭的意义体系也发生了改变，旅游介入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造成的空间生产成为亟须关注的社会问题。

回顾过往，学术界对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资源勘探、20世纪90年代的空间规划到2000年之后的多元化研究探索过程。通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学术界在研究丰度上无疑推动了该领域成果库的拓展。但是，随着古镇旅游和地理空间实践的深化，以往研究成果对解释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出现的新现象还不够深刻，尤其是对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以“旅游空间实践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分析范式的空间生产问题更是鲜有涉足。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遗憾”，也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空间影响，甚至将阻碍古镇社区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期目标的实现。这不仅凸显了过往研究还存在一些“缺口”，而且证明了对古镇空间实践出现的新问题确实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学术跟进。基于上述空间实践和理论研究背景，本研究将古镇空间作为分析视角，在基于系统梳理空间思想的当代转向和空间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周庄、西塘、乌镇、南浔、甪直、朱家角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特性和社会秩序、空间的社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空间占有与重塑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

研究认为，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生产具有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动因。在宏观尺度上，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生产及不平衡地理之旅游塑造，受到了现代性、流动性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大尺度上，旅游带动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在全球不同尺度范围内快速跨界流动，形成了旅游导向的全球体系发展过程。大尺度的下推，促成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小尺度旅游发展的兴盛。与之相伴而生，具有比较优势的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景观作为一种社会使用价值，不仅影响着古镇的旅游资本积累和生产关系，还调节着人们的旅游消费行为。在微观尺度上，由于过度强调市场的能力，古镇旅游空间的主导者把一切都变成了有利可图的符号化商品，创造地理空间景观作为使用价值的表现，使古镇旅游物体系的自主化结构成为旅游者被消费，甚至被过度消费的对象，消费便成了关系的主动模式，这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也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古镇旅游物体系的意义建构与古镇旅游者消费的夸示性、差异性，甚至与由此产生的快感紧密相关，这是深层结构上导致代表旅游客源地旅游者消费被控的社会，和代表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目的地原住民主人意识形态、地方文化系、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领域生产的原因。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案例地古镇镶嵌在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等一系列流动性塑造的时空断裂与再建构进程之中，流动性成为古镇流动实践增强的过程。与原本相对稳定且具有地方性的古镇空间特质相比，流动性背景下的古镇不再局限在特定边界之内，而是在与“他者”文化互动、混居与协商中不断重构的社会文化过程。

在研究特色和创新上，本研究提出并遵循“旅游空间实践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系统性地将空间生产视角和日常生活空间批判理论应用于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研究，在研究视角上这是对以往古镇固有研究成果的一大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注重吸收哲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旅游管理等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知识，克服单一学科知识研究存在的局限，是另一大突破。在解决问题的策略上，研究基于案例地空间生产“分层性”和“内部排他性”的特征和事实，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的弥合空间分裂的“生产价值耦合—空间公正治理—空间权利共享”的解释框架和实践导向，提出了重塑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的平衡生产、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措施。

空间的权利来源于日常和非日常，宣称空间权利就是宣称一种不复存在的东西的权利，关键是谁给它填充意义。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看地方，地方是共同体的基础。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1881年指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他在回答“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们将到哪里去”时认为，人际间的关系是意愿创造的，社会性关系、集群，以及社会性组织是最重要的三种实体形式，社区的核心特征是社会关系性。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那里，作为居和根的家园的地方建设，则强调应该摆脱技术合理化和资本积累的渗透和控制，以恢复人们 对地方的忠诚。在对周庄、西塘、乌镇、南浔、甪直、朱家角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开发多年的观察中发现，权力与资本控制旅游地的手段主要是在多尺度上对空间中心和边缘的区隔，并通过旅游方式将意识形态注入古镇空间及日常生活中。只有理解权力、资本等要素对旅游目的地及日常空间的操纵方式，才能寻求空间和地方的主体性，探寻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力量。

重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性，深刻批判流动性背景下旅游介入古镇空间的异化现象，警觉资本逻辑对古镇日常生活空间的另类牵引，重塑和优化古镇空间秩序，这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

郭 文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