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古埃及历史框架的诞生

我们读到的古埃及历史大多框架清晰，脉络鲜明。然而，聪明的读者一定会在阅读的过程中思考一个问题，即时代这么久远的历史，让我们怎么相信呢？说古埃及于公元前3100年第一次统一，谁记录的这一时间？以后三千多年历史，31个王朝，谁将这一切记录在案？我们何以相信他们记录的真实？

中国的历史对于这样的疑问很好回答，因为从王朝初始，朝廷里就设立了史官，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宫廷的要事、国家的大事。后又有史官专门编撰史书。史官自古就有自己的操守规范，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所以，每朝每代都有当事者记录留存。今日史家所做的只是按照现代的史学概念将历史的真相再做剖析而已，史实并无大的问题。

然而，古代埃及却没有史官，只有书吏。书吏负责税收，记录尼罗河水位，估算收成，分配食品，调查人口、牲畜数量，管理法律事宜，负责设计、监管大的工程，有的本人还是祭司、法官、医生或教师。12然而，书吏就是不记录历史，更不书写历史。古埃及没有史官，也没有历史的概念。无论谁是因谁是果，在古埃及人眼里，时间就是永恒。书吏不记历史，而我们要书写古埃及的历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古埃及历史持续多长，距今多久。简单地说，要书写一个文明的历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为它建立一个时间框架。没有这个时间框架，历史便无法建立。

古埃及历史历经三千多年，终于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曼涅托。对于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者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迈克尔·赖斯（Michael Rice）在《古埃及人名词典》中称曼涅托是一位托勒密时代的祭司和编年史家。13他写了许多东西，但却因为《埃及史》一书而为后人所知。《埃及史》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我们所有书写古埃及历史的人都遵循曼涅托的《埃及史》，将古埃及的历史划分成30或31个王朝。不管他划分王朝的根据是什么，曼涅托的《埃及史》让古埃及的历史有了框架。但遗憾的是，曼涅托生活的年代已是古埃及人统治历史走向结束，进入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期。他既改变不了古埃及无史官无史书的历史，也无法像中国史官记录当下事件那样留给后人翔实的史料。毕竟埃及的古王国时期的历史对于曼涅托来说就相当于秦始皇时代的历史对于我们一样遥远。

有人说曼涅托撰写《埃及史》是受了希罗多德的刺激，因为希罗多德作为一个希腊人，在自己的《历史》当中专拨一卷记述埃及，这是件史无前例的事件。曼涅托作为一个埃及人无法忍受自己的民族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问世，于是写出了《埃及史》。我们且不去论传言真假。曼涅托的《埃及史》较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像一部史学著作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希罗多德被称“历史之父”，但他在《历史》中对埃及的记述却更像游记。在史料的运用上，曼涅托较希罗多德至少有一个优势，即曼涅托是埃及人。尽管他的《埃及史》是用希腊语写成，但他作为一位祭司，可以利用神庙中保存的一切文献资料研究古埃及的历史。

曼涅托建立古埃及历史框架所用资料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王表。王表是古埃及人为了向祖先献祭而列出的先前的国王名字列表，保存下来的有“巴勒莫石碑”“都灵王表”“阿比多斯王表”“卡尔纳克王表”与“萨卡拉王表”。因诞生时代不同，所记王名也不尽相同。巴勒莫石碑是一个残片，上面刻写的是皇家年历，所涉国王从第一王朝直到第五王朝。都灵王表应为拉美西斯二世时记，从神的时代一直列名至第十九王朝。该王表最初只是个税收记录卷宗，但它的背后却列下了国王的名字。阿比多斯王表刻写在第十九王朝法老塞提一世的阿比多斯神庙的墙壁上，是塞提一世与其子拉美西斯二世向前辈献祭的结果。卡尔纳克王表原在卡尔纳克神庙一个厅中西南角落的墙壁上，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书写。其最初用意亦为献祭。萨卡拉王表也是第十九王朝时书写的，1861年在一位拉美西斯二世大臣的陵墓里发现。14

尽管这些王表记录的最晚的法老才到第十九王朝，以后一千多年都是空白，但至少为我们恢复此前古埃及的历史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加上曼涅托的《埃及史》提供给我们的古埃及历史框架，至此，古埃及历史的年代学框架已成雏形。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先说曼涅托的《埃及史》，虽然他在撰写这部历史著作的时候距其记述的古埃及第一次统一已有近三千年，但他所能用到的材料毕竟比我们今天距历史更近。他用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王表，外加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见到的一些神庙中保存的材料。但遗憾的是，曼涅托的著作却没能留存下来，早已亡佚，让我们无法见到其庐山真面目。所幸的是，古典作家对曼涅托的《埃及史》多有引证，这样他的著作就随着这些古典作家的著作的存世而保留下来，虽然有点破碎不堪，但有胜于无，总是值得庆幸的。后人想要研读曼涅托的《埃及史》，就只好到约瑟夫斯（Josephus）、阿弗里卡纳斯（Africanus）、辛塞鲁斯（Syncellus）等古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了。因为都是引用，所以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各引用者会断章取义，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甚至篡改曼涅托的文字。后世在将不同的引用版本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发现，有些内容互不相同。15

除了亡佚造成的缺失之外，曼涅托的《埃及史》还有一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埃及学学者至今无法理解曼涅托当年撰写《埃及史》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原则划分王朝的。为什么将古埃及的历史划分成31个王朝？王朝的改朝换代是否由于统治家族的改变？血统的改变？抑或是统治地点的改变？这一切标准在曼涅托的《埃及史》中都无法贯彻。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共18位法老，似乎看不出他们之间血缘的改变。曼涅托在两个王朝中各分配9位法老，有点像是平均分配的结果。此外，第十八王朝的第一位法老是阿赫摩斯，而他却是第十七王朝最后一位法老卡摩斯的弟弟。虽然有人认为第十八王朝的第三位法老图特摩斯一世并不是前任法老阿蒙霍泰普一世的儿子，但二者所处朝代没有改变。如果说第十八王朝第三和第四位法老是父子的问题还只是可能的话，那卡摩斯和阿赫摩斯之间却绝对是亲兄弟。是什么标准让曼涅托在法老血缘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划分出两个王朝呢？难道他划分王朝的标准中还有一条是一个时代繁荣的开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第十一王朝法老孟图霍泰普二世就应该成为第十二王朝的开创者，因为他已经结束古埃及的分裂，将古埃及再次统一起来，并迎来一个繁荣时代。可孟图霍泰普二世却依然被安放在第十一王朝之中，致使后人在将古埃及历史分成四个王国的时候，将第十一王朝一分为二。第十一王朝的前半部属于第一中间期，而后半部却属于中王国时期。

无论曼涅托对古埃及历史的划分有多大的问题，因为其划分已成经典，为人普遍接受，所以想要改变也几无可能。现在要梳理出令人信服的古埃及历史年代框架，埃及学学者们需要做出什么天才的构想和勤奋的努力呢？

现代古埃及年代学方法大体有考古的和文献的两种方法。虽然两种方法一直互相补充印证，但无法孤立完成构建古埃及历史框架的责任，各自贡献的时期也不尽相同。史前史以考古为主，王朝史则以文献为主，考古辅之。

经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然后进入王朝史，古埃及历史的宏观框架当如是。石器时代属史前史范畴，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只能依靠考古来给出大体的时代脉络。王朝时代开始出现文字，因此也纳入历史，以区别于没有文字的史前史。埃及史前史只能有个大致的时间，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什么绝对年代学的技术也还无法将史前的时间确定得非常精确。于是，古埃及考古学家皮特里首创序列年代学断代的方法。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陶器，因其为人造产品，故其色彩、工艺、形状和纹饰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皮特里根据这些特征将在埃及不同地区挖掘出来的陶器进行归类，以其典型遗址命名，这样就划分了由石器时代向王朝时代转变的历史。经过巴达里文化、内伽达I文化、内伽达Ⅱ文化和内伽达Ⅲ文化（第零王朝），然后进入王朝时代。

王朝时代古埃及历史框架的建立主要还是依靠曼涅托《埃及史》提供的王名顺序与古代留下来的王表。这些王表提供了法老的顺序和在位时间，这就为通过王名建立可信的历史框架提供了可能，但王表所提供的时间框架会出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根据这些王表建立起来的古埃及历史框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即这些王表所提供的王名齐全，顺序正确，统治时间无误。如果这些前提条件都毫无问题，那么我们只需将古人留下来的王表按顺序排列出来，统治时间一个一个地相累加即可得出整个古埃及从第一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的时间长度。又因为托勒密王朝与古埃及的王朝前后相接，这样一直持续到公元后的国王序列就可以与现代人所用公历纳入一个时间框架体系。于是由后向前推，每一位法老登基到死去的时间就完全可以用公元前的准确纪年标记清楚了。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古埃及王表存在着很多问题，让我们无法这样推算。托勒密王朝因为一直持续到公元后，其时间的推断误差较小，拿不准的也就几年的时间。越往前误差越大，直到古王国的断代与其他证据证明的时间相差六七百年之久。

古埃及王表让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古埃及人没有一个统一的纪年体系，每一个王表都是单独成章，既不与以前王表相接，又不管以后王表的承接。王表只将法老的名字堆积在一起，加上各自统治的年限。于是出现两个问题：第一，王表上前后相继的两位法老各自统治时间如果都是15年，加起来就是30年。但前位法老去世到后一位法老登基是否中间毫无间隙却没有标明。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前位法老去世后两年后一位法老才登基，那他们两人的统治时间相加就应该是32年，而不是30年。第二，古埃及从中王国开始出现了共治现象，即老法老还在位的时候就将继任者扶上法老的王位，两位法老共同治理国家。而共治的情况在王表中根本不予记载。还是用王表中两个前后相继的法老各在位15年为例，如果他们共治时间是7年，那么两人统治的总时间就只有23年。后一个问题尤为重要，因为最初的埃及学学者按照王表的统治时间，从托勒密王朝开始，一位法老一位法老地向前累加统治时间，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古埃及王朝的起始年代远比我们可以想象的要早。比如在布雷斯特德的推算中，第一王朝到第二王朝的时间是公元前3400年至公元前2980年，比我们现在大多数埃及学学者所接受的时间早了四百多年。16

古埃及王表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多王表都有破损，有的没有破损内容却不完整，就是说没有将所有的法老都记录在王表上。这样，给出的历史框架就不完整，即使所缺时代非常短暂。第三个问题是几乎每一个王表中的法老的统治时间都没有得到非常准确的记录。一位法老统治时间长度的不精确可能只有一年或几个月，但累积起来构成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大框架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要解决这些问题，新的科学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碳14断代法便是最常用的一项考古年代学技术。只要遗址中发现有机物，科学家就可以用测定其碳含量流失的程度判断其死亡的时间。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半衰期。地球上的生命结束时，其活着的时候机体中吸收的碳14同位素开始衰减。衰减到总量的一半的周期是5730年。但该方法断代并不绝对准确，上下最大可有60年的差异。但这已足够让我们对古埃及历史的时间框架有一个基本的修正。另一种方法是年轮年代确定法。这种方法需要建立一个木质文物年轮的对比谱系，然后根据文物的年轮特征的比较，较为准确地判断其所系年代。然而，这些方法都只能在已有的大框架下进行修正，单凭这些方法还无法单独建立起整个历史的大框架。

建立历史时期的大框架需要有若干个绝对准确的时间点作为支撑，然后以该时间点为基础进行推导。如何才能确定这样的时间点呢？埃及学学者首先使用的是同期年代互证。同期年代互证是指在文献中寻找与其他文明相关联的事件，并以此得到古埃及某一法老统治的某一年相当于其他文明某一年的方法。如果与之对比文明的这一年已经确证相当于公元前的某一年，那么古埃及的这一年与公历的认定也就完成了。古埃及同期年代互证文献出现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后半期和第十九王朝。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泰普三世于其统治的第十年迎娶了米坦尼国王舒塔尔那二世（Shuttarna Ⅱ）的女儿吉鲁西帕（Gilukhipa），而他的继任者阿蒙霍泰普四世即埃赫那吞又迎娶了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Tushratta）的女儿塔杜希帕（Tadukhipa）。这些历史事件将古埃及的时间框架与两河流域文明的时间框架勾连起来，让古埃及的时间有了参照与互证。这些事件都被记录在阿玛纳文献中，379块泥板文书是当时两地的皇家通信。

另外两个时间互证出现在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在他统治的第五年，古埃及与赫梯帝国在卡叠什（Kadesh）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当时赫梯的统治者是穆瓦塔里二世（Muwatalli Ⅱ）。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战车之战，有五六千乘战车参加战斗。之后两个帝国争夺该地16年之久，最后陷入僵局，拉美西斯二世在统治的第21年与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Ⅲ）签订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条约。双方对此都有文献记载，记载中都有具体的统治年代，这样就将两者的年表统一起来。时间互证再次成为可能。17

准确时间点的确定还要借助天文现象的文字记录。两河流域文明的泥板文献中有日食的记载，比如阿舒尔丹三世（Ashur Dan Ⅲ）统治的第十年发生过一次日食，经过天文学的推算，这次日食应该发生在公元前763年6月15日。此外两河流域还有许多金星泥板被发现，尽管其中有些抄本给最初记录时间的确定造成了一些麻烦，但仍意义重大。古埃及文献中虽然没有发现关于日食或金星的记载，但古埃及历法所依靠的天狼星偕日升的天象记载却在埃及学学者当中催生出一种新的年代学方法——天狼星偕日升周期年代确定的方法。

古埃及人的历法将一年分成3个季节，每季4个月，共12个月。每月30天，在每年的末尾加上5天用于节庆。每月3周，每周10天。每年都有一天，当太阳照常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消失了很久的天狼星再次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尼罗河水经历了长时间的静静流淌之后也随之再次越过堤岸，开始泛滥。这一切似乎都像神的召唤一样那么巧合，于是古埃及人将这一天定为新的一年的开始，这一季节便是古埃及历法中的泛滥季或，读作Axt。然而，像一些其他古老历法一样，古埃及历法所记载的时间并不准确。因为太阳与地球转动轴的倾斜，真正一年的时间不仅仅是365天，还要多出5小时48分46秒的时间。而在古埃及历法当中不是短时间可以被发现的，只有经过了几百年之后人们才发现新年的天狼星偕日升现象不再与尼罗河水的泛滥同步。但这并没有影响古埃及人按照自己的历法生活。

天狼星偕日升现象由于古埃及人的历法每年要少5小时48分46秒的缘故而越来越提前，要想让该天文现象与上一次发生人们所看到的完全一致需要1460年。这就是埃及学年代学研究中著名的天狼星偕日升周期。该周期最初由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于1904年发现，然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梳理了古埃及人留下来的所有文字材料，试图寻找古埃及人直接或间接提到天狼星偕日升的记录。结果他共发现六个这样的记载。在一位古典作家西索里努斯（Censorinus）的著作中有关于埃及新年第一天出现天狼星偕日升现象的记载，而这一年应该在139年和142年之间。记录的时间是140年7月21日，但按天文学的计算实际上应该是139年7月20日。有了这个时间，迈耶就将古埃及的历法与公历衔接起来。他在古埃及第一王朝杰尔法老统治时代的一个象牙小牌上发现迹象，认为它记载了天狼星偕日升现象，于是进行时间对算。既然139年至142年间埃及出现过此种天文现象，那么上一次出现就应该是从这个年代往前推1460年，即公元前1321年至公元前1318年。再上一次埃及人看到该天文现象的时间就应该是再前推1460年，即公元前2781年至公元前2778年。迈耶分析第一王朝的时间应该更早，那么就再向前推1460年，结果是公元前4241年至公元前4238年。这样，迈耶就得出古埃及历法初创于第一王朝杰尔法老统治时期，它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4241年至公元前4238年。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第一王朝最早也不可能早于公元前3100年。如果迈耶的推算正确的话，那第一王朝就要向后推一个天狼星偕日升周期，即公元前2781年至公元前2778年。而这个时间对于第一王朝来说似乎又有点太晚，于是有人提出疑问，这个象牙牌可能记载的并非天狼星偕日升现象。

如果第一王朝杰尔法老的象牙牌作为第一次记录天狼星偕日升现象还有疑问的话，那第二个记载的应该无疑就是天狼星偕日升。这次记录的该种天文现象发生在第十二王朝法老辛瓦瑟瑞特三世统治的第七年，观察地点应该是当时的首都伊茨–塔维（Itj-Tawy）。据此可以推出第十二王朝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963年至公元前1786年。都灵王表记载的第十二王朝共213年，而根据这一天文现象推断，第十二王朝的时间减少到206年。显然，这一修正对于整个埃及历史大框架走向精确意义重大。第三个天狼星偕日升观测发生在第十八王朝初期阿蒙霍泰普一世统治时期，一般认为观测地点是当时的首都底比斯。根据这个天文现象，埃及学学者确定阿蒙霍泰普一世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525年至公元前1504年。然而，这只是建立在观测地是底比斯的推测基础之上。如果观测地是在孟菲斯、赫里奥坡里或三角洲的其他地方，第十八王朝的整个年表都会因此发生改变，要多出二十年左右才行。18

后来的埃及学学者对天狼星偕日升周期断代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观察地点的不同对时间的断定影响很大。但问题是本来古埃及文献中对这种天文现象的记录就不多，要想弄清楚它的观测的准确地点很有难度。一般情况下，只能根据当时都城在哪儿便大体认定观测地点应该在此。观测地纬度不同，它的时间会有很大差异。在无法确证某一观测是否确切的时候，以天狼星偕日升周期推断时间的做法还需谨慎。

对于新王国时期以后的历史，我们没有古人留下来的王表可资利用。除了曼涅托的《埃及史》外，我们还有一个途径计算新王国时期之后的年代，这就是阿匹斯葬礼。阿匹斯是古埃及人崇拜的神牛。尽管阿匹斯神牛从第二王朝就开始受人崇拜了，但在新王国时期之前记录很少。该神既有孟菲斯普塔赫神的更新生命的力量，又有人们坚信死后成为奥西里斯的阿匹斯的传统。法国埃及学专家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于1851年在萨卡拉发现了塞拉皮雍（Serapeum），即阿匹斯神牛丧葬神庙与陵墓。六十多个神圣动物丧葬陵墓陆续被挖掘出来，其中的祭司石碑铭文对阿匹斯神牛死去时的年龄及出生年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对于新王国时期之后的年代学特别是对于第二十二王朝以后的年代框架的建立意义重大。

年代框架还有待完善，然而，即使是完善的框架，对于古埃及历史的研究而言也才是为高楼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地，以后的工作还有很多。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神系的梳理，日常生活的复原，都需要考古成果和文字文献作为基础。古埃及神庙、陵墓及石碑上的铭文都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金字塔文、棺文、亡灵书、政令以及刻写在大臣陵墓中的传记铭文也都为丰满古埃及历史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