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八里庄旧事（四）
国庆七天假期后，鲁迅文学院校园里的十几株银杏的叶子由入学时的深绿变成浅黄，与蓝天白云搭配成绚烂的画面。原本白色的果子也一批批掉落，像小鸟蛋砸在地上一样溢出淡黄的果汁。梧桐叶也渐次零落，飘舞于风中。这可苦了几位年轻的保安不时清扫。说到鲁院的三位保安，那真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其中一人竟然痴迷于诗歌写作，也有几分诗人气质。难怪学校的一位后勤管理老师曾在课堂上“告诫”大家不要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因为“连鲁院门口的保安都是诗人”。
北京的四季是很分明的，十几天的时间内，酷热已经消失，凉意逐渐袭来。而此时，丽江的亲朋发来的图片中依旧是艳阳高照、天朗气清，还说热得很呢。同学们在顺应自然中又继续聆听各位大作家、专家、学者的教诲，精神抖擞地投入学习中。只是自我介绍时显得羞涩、客气，迎新联欢会上还你推我让、躲躲闪闪的这群人，显然已经越来越放松甚至有些放纵起来了。食堂内、校门外、课堂中、宿舍里、大街上、乒乓球桌边、象棋盘前、“聚雅亭”下，逐渐多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或文人禀性：或高唱山歌、或吟诗畅饮、或笑语连篇、或相互挖苦、或“刺探情报”、或眉来眼去、或孤芳自赏，也有高深莫测的、足不出户的、装聋作哑的、冷若冰霜的，甚至有浅薄无聊的。以我的感受，大家基本上都遵守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但不自觉的地域性划分慢慢显露，大致是说“北方的”“南方的”。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人为的区别，我倒不屑一顾，这大概可以归因于和得益于丽江是“中国的丽江”“世界的丽江”。确实，丽江的名气在我们班里也挺响亮的。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五六个坦率愚笨的弟兄倒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胡夷，惺惺相惜，珍视缘分，以至结业前夜还像娘儿们一样相拥而泣。言归正传。10月8日到14日的课程依次有：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文学评论家吴义勤讲授“先锋小说与中国当前文学评论”；中国作协副主席、戏剧理论家廖奔讲授“从汤显祖、莎士比亚论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之异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著名学者和作家白庚胜讲授“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坚持文化自信，勇攀创作高峰”；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评论家李敬泽讲授“作为方法的边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赵塔里木讲授“如何认识不熟悉的民族音乐文化——从维吾尔族木卡姆谈起”；《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彪，编辑安殿荣、石彦伟，鲁院培训部教师谭杰共同主持“文学对话”，大致内容是“如何做一位好作家”“编辑谈改稿”“学员提问”；一次小组研讨。另外，举行了历时一天的隆重的鲁迅文学院学术论坛——“多彩的旋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写作实践（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研讨会）”，吉狄马加、白庚胜等作协领导出席并讲话，李一鸣、邱华栋、张亚丽、白描、刘大先、杨庆祥、刘琼、舒晋瑜等名家和鲁院老师，丛书入选作家方思进、向迅、马绍玺、巴兰华、杭福柱参会。其中马绍玺是我省的回族作家，是我就读大学时的学校系主任秘书，后来与我亦师亦友。据说这套丛书的入选者从几千人里挑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视野广阔、知识储备足够。既有文化自信，传承了文学传统，又有政治理想，具备着文学眼光。他们的大作是“民族思维”“文化意义”上“与汉字文化碰撞交流而成”。我们既深感钦佩又欢欣鼓舞。
在上述课程中，白庚胜书记的授课对于我而言是无以言表的奇妙，对于同学们而言满是激动、震撼。大家从课前的大屏幕介绍中知道他是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也姓白，纷纷问我认识吗。但是，当白书记完全不用讲稿，如数家珍、逻辑缜密、连接时空、激情四射地谈到历史、现实中文化自信的经典例子和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如何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创作文学作品等课题时，大家已经不再关心此前问我的话题，把我撂在一旁，弃如敝屣。绝大多数同学全神贯注地聆听，甚至鲁院的不少老师也在旁听，也有“不太安分”的同学边听边发微信，认为他是“我们少数民族的骄傲”“令人钦佩的老头”“口若悬河的大师”。可是，他们应该不会知道，这是我与白书记之间第二次以师生的身份在同一间教室共度美好时光（第一次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课堂上）。他们恐怕更难以想象，白书记现在的举重若轻、厚积薄发、滔滔不绝，是如何建立在夙兴夜寐、“头悬梁、锥刺股”“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非凡的刻苦付出之上的。在一点也不夸张的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课后，同学们深为他的渊博和大情、大气、大义倾倒，纷纷向他索签名、留合影。鲁院的老师几次催促他到食堂吃便饭，但他执意自费请我们云南的四位学员到外午餐。据我所知，每一期参加鲁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云南学员他都要自费招待一下，没有例外，除非他真不在北京。
我是在“文学对话”课上第一次认识“副刊式的作品”这个名词的，突然觉得我的工作犹如一位朝夕相处的熟人倏忽间不认识了。以我愚蠢的理解，这个专有名词是略带歧视的，大概是说报纸副刊上的文学作品终究算不得“纯文学”，离“真正的”文学艺术较远。这个令人费解的名词可以说有一定道理，毕竟报纸的首要职责是舆论引导，但我以为也不能绝对化。多的不说，近代、现代、当代的不少标杆性的大文豪就与报纸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出发于此、成名于此、关爱于此。因此，在“小组研讨”上表达了自己的以上观点，居然也有同学表示要“投奔副刊”“支援丽江的报纸副刊”。也是在小组研讨中，我粗谈了几点学习心得：一、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觉和自信，坚守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家园，珍惜和珍视民族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及深厚底蕴。具体说，就是深入学习掌握纳西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向守望民族精神家园的传承人学习、消化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二、坚守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家园与广泛学习借鉴地域外、民族外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不冲突，努力靠近一座座文学高峰。纳西族的发展进步自古至今就与汉族、藏族、白族等民族的交流交往交汇密不可分，今天甚至与全世界牵手了，我们不能夜郎自大、闭门造车。三、坚守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人品即是作品”，哪怕作品再稚嫩也要诚实创作、原始创造，抵制剽窃抄袭行径，远离低级庸俗趣味。人格修行上不断绳愆纠谬、改过不吝，不因五音五色迷失人生方向。四、坚持以“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为编辑和创作作品的原则，不断补充完善自身各方面的知识体系，活到老、学到老，用老老实实的付出增强实际工作能力。五、终极追求是做一个“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具备“民族情怀、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襟”的文字工作者。这些心得并不新鲜，回到丽江后，友人问我鲁院归来的收获，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更加坚定了对文学和做人的一些原有观点。但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起来可不会那么简单，有时难免也将面对惨雨酸风，需要水滴石穿的坚韧。
本周，我们还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周年的难忘日子；在纷纷猜测中等到了出乎大家意外的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美国著名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奖。这个诡谲的授奖事实是屡次猜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邱华栋先生也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