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查玉强先生来自金庸故乡，同乡、同族，知根知底，加以研精覃思，撰成《闲坐说金庸》一书。查先生还编有一部《同学眼里的金庸》，将金庸各位中学同学的回忆文章搜罗、整理，汇为一编，蔚为大观。两部大著，凡我“金粉”世家，不可不读。

1994年，金庸在香港大学作《大众传媒与开放社会》的演讲，谈及：“我本人在三十四年的《明报》主席任内，一贯要求编辑部的员工谨记一句格言：‘评论是自由的，事实是神圣的。’多年来我们都在《明报》的‘自由论坛’版刊登这句格言（‘意见大可自由，事实不能歪曲’）。”查玉强先生的两部著作，是第一次由金庸的海宁故乡人以“事实不能歪曲”的诚实态度，对海宁查氏及金庸的亲友做系统性的研究与整理工作。

李敖早年就读台湾大学，许倬云教授即已发觉“李敖在《文星》上写文章，其中涉及我的老师们，我熟悉老师们的事情，发现文中有些东西完全出于李敖的编造”，殷殷劝诫：“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

可惜，李敖始终不肯嘉纳雅言。此人毁于“太聪明”。

我与查先生对金庸的解读，有很多不同处，这是“君子和而不同”，是“意见大可自由”，但我们都不会歪曲事实，不会编造故事。

总有人喜欢往牛肉里注水，为有限而珍贵的金庸资料，编造、“填充”数不尽的细节、巧合与奇情、奇闻、奇事。真搞不懂，他是何居心，所为何来，何苦来哉。

真假参半，真伪难辨，这样的传记类作品就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一文不值！一本书，读过几十页，看出作者不能“立其诚”，我便弃之不读。读下去，徒乱人意，无益有损。

我更多是为他惋惜，而不是指责。

我为金庸写传，深知自己作为局外人，对海宁查氏以及海宁查氏查文清、查枢卿、查良镛祖孙三代的家庭情况，缺乏深入了解，乃敦请查先生帮我匡正，总为求一个“真”字，总要极力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当非故意歪曲事实，金庸本人关于其家事的描述也有讹误，也是可能误导读者的。金庸“少小离家”，对于海宁查氏的家史、家事，很多也并不了解，并不了然。

在《连城诀·后记》中，金庸说祖父查文清因“丹阳教案”挂冠而去，“便在故乡闲居，读书作诗自娱”，又说祖父为查氏“义庄”购置数千亩良田，还在编印《海宁查氏诗钞》。此二事皆需耗费大量钱财。我就一直以为，查文清就算不是贪官如韦小宝，却怎么也称不上清官。看金庸的描述，其祖父辞去丹阳县令后便在故乡闲居，只能理解为买地、印书所需的大量钱财，皆是宦囊所积。

读了查玉强先生的文章，才知大谬不然。实则，查文清辞官后，并不如金庸所说，“便在故乡闲居，读书作诗自娱”，而是投身商业，开办茧行、丝行、酱园，还建了一座当铺，做起典当的营生。他买地与印书的资金，出于商业盈利，主要是当铺的盈利。查玉强先生收集到金庸的长兄查良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给金庸的一封信，信中查良铿对金庸说起他们家院子里一棚神奇的木香花：“传说是明季之物，赫山公（查人英）建基时栽的，据说关系我家枯荣，报应不爽，传说文字之狱前后十年无花，濒于死亡。焚当毁家，前一年及当年无花，是我亲闻的。”雍正时代查嗣庭的文字狱（查玉强即是查嗣庭二哥查嗣瑮后人）、查文清开办的当铺1923年遭焚毁，查家这两次大劫难发生时，这株木香都是长久地不肯开花。

“焚当毁家”，当铺遭焚，金庸家的家业就败落了。查良铿这封信，从侧面印证了查先生所言：查文清主要是凭着商业经营致富。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查文清不是清官。

书信中，查良铿还对二弟娓娓道来，谈起一部书：查文清葬礼及追悼会之后，查枢卿兄弟三人在先父的亲旧故交帮助下，所印制的《查公沧珊哀挽录》。这部《哀挽录》，金庸此前从未见过。金庸逝世前是否读到此书，都是有疑问的。

去年，我从查玉强先生处获睹此书。

90年代，金庸对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说，其父查枢卿毕业于震旦大学。《查公沧珊哀挽录》上却写得清楚，查枢卿曾就读的实是复旦大学。虽不能完全确定，感觉还是《哀挽录》所记更可信一点。

关于海宁查家几代人的情况，一直存在很多误解，有些误解甚至是金庸本人所造成。查玉强先生编撰的这两部著作，正本清源，澄清了不少误解、误传与误会，于金庸研究，功德不浅。

今已将届金庸百年诞辰，金庸封笔不写小说已逾五十年，金庸逝世也已是五年前的事了。五年来，世界扰乱，世事扰攘，世局多变。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世界和未来。

幸好，有华发查生，为我们，闲坐说金庸。

刘国重[1]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