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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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诗人教授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出版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些老师是诗人,穆旦、卞之琳都很有名气。在中文系授课的老师,可以算作诗人的也有几位。朱自清、闻一多在当时则是老资格的诗人了。大学生活比汪曾祺想的要有趣得多。虽然是联大,条件亦差,可感念的东西却使之念念不忘。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也许会影响人的一辈子。有的可能作为精神的前导,有的则在趣味与学识上暗示着自己。西南联大的几年,汪氏感到可记忆的东西颇丰,沈从文大概属于前者,闻一多或许属于后者吧。像闻一多这样的人,在学识上影响了他什么很难说,但作为一个有趣的人,是可以言之再三的。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写道:

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19]

在西南联大的教师里,闻先生的色调很特别。他本来是学习美术的,后来以诗名世,又对楚辞与中国神话多有研究。最初,闻一多的唯美主义倾向很重,当年与梁实秋讨论艺术问题,两人都认可超功利的文学与绘画,对新出的作品是警惕的时候多。他的美学理念是古典的,那些肃穆、劲健的古诗文,他才有深的趣味。从他写过的一篇文章能够看出他的偏好,那文章的题目是《电影是艺术么》,大意是,电影由声光电等技术组成,不能算是艺术。他和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几乎一孔出气了。

唯美的文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守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闻一多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不过闻先生不是抱着旧理念过活的人,早期虽和新月派关系很深,可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比一般象牙塔里的人有气度,思想是灵动而激越的。他的才高,有识见,对艺术的理解极为鲜活。你总能在他那里感到丝丝锐气,在被久久困扰的时候冲将出来,跌宕往复。听过闻一多讲课的人,对其古朴而冲荡的气韵印象极深。

这样一位先生的样子,其实有诸多难点。闻一多是诗人特征很强的人。他的诗好,画亦好,对人的心灵有敏感的悟性。他的书,是没有被污染的存在,萦绕着诗与神异之色,还有历史的旧影。他被历史长长的影子罩着,却又时时有着冲出旧影的激情。那些晦明不已的存在,在课堂上都有所体现,滋润着青年。汪曾祺很喜欢闻先生,大概是为那种洒脱的风格所吸引吧。

西南联大名师多多,但有些人汪曾祺就不敢接近,原因是他们过于刻板或严厉。比如对朱自清,他就有些疏远,朱氏的严格令青年人有点畏惧。闻先生则很随意,也多趣,上课时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对学生而言是一种享受。汪曾祺回忆道: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扬抑,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先生讲唐诗的妙语,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20]

自由环境里的互动,我们今人已难以感受,那是联大历史上不灭的一页。闻一多式的教学方式,在今天未必能被校方认可,所谓野狐禅者正是。在青年学生看来,却恰恰是他有趣的地方。一是有感情,能从枯燥里得到赏心悦目的刺激,把沉睡的思想激活了;二是益智,由趣味这条路,把人引入新奇的世界,精神是飞扬的。

青年初入学校,接受大学教育,固然有程式化的一面,但最终还是精神的自然游走,知道思想的亮点在哪里,美丽的闪光何在,能进入那个有趣的创造过程。

应当说,闻一多的授课,不属于什么教育流派,他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诗人与思想者的本然。因为心是热的,又能理解历史的明暗与黑白,引起共鸣是必然的。久处书斋,未必就不谙现实,情怀总是在的。学问家如果是个诗人,就有飞起来的冲动,创造性也含在其间。对此,中文系的同学多有感触。联大的风气,在古朴中还有灵动的情思的漫游,拥有美的光环。

今人谈那段历史,也能体察出那时候办学的仓促、师资的短缺及知识结构的不平衡。坦率地说,闻一多授课的方式,可能受古人影响甚深,陈述的理论似乎有些问题。那时候的中国诗人教授们,精神大抵还没达到鲁迅的境界,对域外小说与诗学的理解都还是单面的,不能从各个学科来对比为之。连后来在别的大学授课的冯至,阐释诗学的文字都有点平淡,甚至不及他崇拜的里尔克、雅斯贝尔斯丰富,不知道是审美的问题呢,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海德格尔阐释诗歌时的冲动,哲学与诗意都得以攀升,是有大眼光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文学教育最好的时期,空白点却是明显的。像朱自清这样懂诗、为诗的人,学术著述则有些平淡,都属于这样的问题。青年人那时候未必会认识到这一点,有几个诗人气质很强的人做老师,大家很是兴奋。汪曾祺后来对联大独说佳处,鲜提遗憾,大约是过度爱怜自己的母校的缘故。

教育学理论讲到师生互动的时候,使用了许多概念和事例,意在讲知识与精神承传的最佳途径。就中文系而言,讲文学史与作家作品,没有文学的体验,或说缺乏审美的经验的演绎,则会使文学的意味遗失掉,是很可惜的。诗人教授们大概可以避免这些,如果他们真有学问的话。文学史要有知识,还要有诗意的体验,至于后者,闻一多这样的人容易完成。当知识无法抵挡诗意的来袭时,师生的互动一定是美的。许多回忆闻一多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差不多都集中于此。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宗璞在《东藏记》里就以他为原型,写了那些丰富的年月。不管是儒者流,还是现代派的追随者,都不排斥闻一多。近读何兆武《上学记》,其中有关于闻一多的片段,与汪曾祺的描述庶几近之。何先生不仅写了唯美主义的闻一多,也写了反传统的闻一多:

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的吧,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里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认同。[21]

何兆武的回忆比汪先生的文字有思想的力度,不愧是学过哲学的,思考问题就深切得多,与张中行颇为相似;只是没有汪曾祺的文字传神,少了点趣味。汪曾祺看人还是诗的因素多,不太从精神的层面讨论问题,这就和明清文人的文字相似,士大夫的因素也是有的吧。汪先生对闻一多反传统的一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愿意深谈,大概对此有所保留也未可知。不管闻一多那代人看人看事如何怪,可是还存有真的诗意,那就大不容易。至于对旧的遗产的看法不同,在汪氏眼里,则并非怪事。西南联大本来就是思想多元的地方,在那个并不齐一的时代,总还是趣多苦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