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从保护到拯救
“拯救发烧的地球，就是拯救我们人类自己！”这是习珈维先生在他的力作《拯救发烧的地球》中发出的最强劲的呐喊！过去我们听到的或认可的一些环保人士经常说，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但习珈维先生从他的观察、研究和总结中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成为人类新的危机。如果仅仅呼吁“爱护、保护”显然显得消极和被动，大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傲慢眼光与态度，我们必须从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未来之命运出发，尽快实现低碳转型。拯救发烧的地球，刻不容缓。
实际上，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经历了从自然科学研究、政治家们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形成法律文件，到各国及其社会各界开始付诸行动等漫长的四个历史阶段。早在1859年，爱尔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气象科学家约翰·廷德尔经过多年的观察与研究认为：水蒸气对保持地球大气的温度十分重要，其他气体（如二氧化碳和氧气）同样十分重要。他的结论是：增加像二氧化碳这样的能大量吸收太阳辐射的气体会对地球的气候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变暖，亦称为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现象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地球有了适合人类及万物生存的温度、水分、氧气、二氧化碳等各种条件，进而形成了完美且脆弱的生态系统。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19世纪中叶，约翰·廷德尔等人通过实验发现，改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改变大气层温室效应的强弱，温室效应的强弱会影响地球温度的变化。从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开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气候变暖问题及其可能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也在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后成立了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和燃料化学工业部等九个部委为主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1982年，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目的是实现城乡规划、建设、环境保护三统一。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我国主要的工作重点是治理污染，并未涉及气候变化方面。
1988年，联合国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因、影响和应对措施。历经2年多的研究，此委员会于1990年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此后发布了5次评估报告，使得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提高。基本结论是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大量燃烧化石能源造成了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以工业化200多年来，化石能源的大量燃烧是地球大气温度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扭转，将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政治家们依据这些科学认知，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对应各自能力的原则：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世界各国应依据自身的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和能力担负起相应的责任。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签定，世界各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和对应各自能力的原则，就温室气体减排达成一致，其中规定了到2020年发达国家减排的目标。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在21世纪末，要将地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为控制在1.5℃而努力的政治目标，并把21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活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大自然的吸收相平衡，即气候中性（又称碳中和）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具体措施。要求世界各国在2020年提交国家面向21世纪中叶的低排放发展战略，以适应全球21世纪下半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是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再到具体行动不断深化的体现。碳达峰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阶段性目标，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目标。
中国参与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二次时间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时逢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时期。首先是1992年第二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继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大会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96年召开了第二届联合国人居大会，会议正式提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目标，这标志着宜居城市理论逐渐迈向成熟，可持续发展由此也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和评价标准，形成了以建筑节能减少能源消耗来应对气候变化的21世纪人居议程。在这个框架引导下，中国先后与英国、加拿大、丹麦、瑞典、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以及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等国际机构，开展了建筑能效、供热计量、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城市与建筑应用、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合作。
中国和英国于1992年开展“中英建筑节能合作项目”。该项目历时4年半，先后开展建设节能示范建筑、建设建筑节能检测基地、学习英国建筑节能技术、科技人员培训等项目，并提出《建筑节能政策建议书》。建议书内容包括把城市新建住宅建筑当作重点，以及按照节能30%的标准分三步走，以最终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末的节能水平；建议书还明确提出“先新建、后改造，先住宅、后公建，先城市、后农村”的工作策略。坦率地讲，中国后来的建筑节能工作在2010年之前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策略展开的。
中国和加拿大开展了“中加建筑节能合作项目”。该项目从1996年开始，历时8年，先后从建筑节能政策、建筑节能技术与标准、建筑节能人员培训与能力建设、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建筑节能成果宣传与扩散、建筑节能妇女参与等方面全面开展合作，这使中国充分积累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建筑节能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有：①开展建筑节能工作要靠原有的工作管道。②政府部门要做建筑节能的表率。③要与政府、协会、企业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和德国合作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从2006年正式开展“既有住宅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到“中小学校医院建筑节能改造”，从2010年开展的“高能效建筑与被动房”项目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中德建筑节能合作为中国探讨超低能耗建筑、建设低碳建筑开辟了全新的技术领域。
中国和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同期开展的“城市供热改革与建筑节能项目”“城市可再生能源与建筑节能项目”，对于中国学习发达国家建筑节能政策、法律、经验、技术等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上可见，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它也一直是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下展开的。中国后来还开展了一系列的碳交易的研究，有的项目还开展了方法学研究。在这些项目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有关单位结合中国实际，广泛开展了相关技术与政策研究，得以形成了全世界覆盖面最广的中国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建设了世界上最大量的节能建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节能道路。
遗憾的是，上述工作多是以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住水平的名义在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内部按照自己的工作秩序循序推进的，外界对此并不是十分了解。人们对房价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房子性能的兴趣。
值得高兴的是，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22日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从此，全国从上到下开始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特别是像习珈维先生这样从事建筑保温和节能门窗研发生产企业的产业界翘楚，深入思考，并能撰写出知识性、专业性强的大作，实属难能可贵。受我在建筑节能工作中结成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项目主任、中国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联盟终身荣誉秘书长徐智勇先生的强烈推荐，有幸提前拜读了习珈维先生的新作，我深受感动。一个时期以来，气候变化名下的研究课题和书籍数量大幅增加，与一些名人挂帅、写手上阵、拼凑而成、空洞乏味，甚至如同嚼蜡的效果完全不同，习珈维先生的《拯救发烧的地球》显然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结合他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深入的思考加工，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心声，读起来令人受益匪浅。
道固远，笃行可至。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特别是读了习珈维先生的书，我对低碳转型发展的紧迫感陡增，对拯救发烧的地球的信心爆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原副司长
202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