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讲 “高能”人民币：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

企业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家庭有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央行作为一个国家“银行的银行”，当然也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央行通过管理资产与负债，能够影响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这种调控能力也使得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信用体系的基础，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

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像是一张张记录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老照片，当我们细数过去，发现“香港金融保卫战”捍卫港币、2003年“国家队”之一中央汇金公司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外贸热”、2024年的“淘金热”等事件，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均有体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和背后的推力，实际上是在向大家讲述中国经济变革的故事，其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波动，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或者终结。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一项项货币政策的推出，货币调控工具的变迁，看似与我们相距很远，却息息相关。当央行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降低贷款利率时，一个家庭的两个负担——“房贷”“车贷”会减轻，但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人们的生活成本就会提高。而当资产负债表处于“缩表”阶段时，市场流动性紧缩，借贷成本上升，而长时间的信用紧缩会让债务过重的企业减少投资、无法扩张，最终导致利润下降、降薪裁员，社会出现“失业潮”。接着会引起信用的缺失，人们为了“保本”，纷纷存款进银行，而银行又很难找到优质的贷款项目把钱用出去，导致钱在银行“空转”，流不进真正的实体经济，经济进一步下行，形成恶性循环。而当信用缺失，央行再想要“扩表”，释放流动性的时候，通常效果甚微，社会上会形成被动“缩表”。厘清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我们认识和分析货币流动性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尝试从央行的角度理解经济运行，主要从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历史变迁、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端和负债端三个部分进行讲解。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历史变迁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最早可以追溯到1985年，但当时央行承担了一部分政策性信贷的职能，所以过去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和现在差别很大，具体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当时没有向社会公开。到了1994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央行和政策性银行职能上的分离，确保了央行的独立和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权，这时央行才正式对外公布了按年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of Monetary Authority）。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该手册规定了各国编制资产负债表的统一口径和依据。因此，2002年，中国央行公布了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比如将之前的“轧差净值”科目调整为两个独立的“其他资产类”和“其他负债类”科目，删除了“非金融机构存款”，增设了“国外负债”，这也使得新表与1994版资产负债表数据不统一。2002年后，央行资产负债表还有过一些细微调整。比如2011年，央行采用了IMF对于货币储备的定义规则，境外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不再计入“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而是计入“国外负债”科目。2017年，央行新增了“非金融机构存款”科目，用于体现支付机构交存至央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不过在2017年以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没有出现过较大的改动了。因此，像企业会计准则不断修改一样，央行资产负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2017年之后的资产负债表，表1-1展示的是央行官网上公开的资产负债表结构^[18]。可以看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一共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总）资产，另一部分是（总）负债。资产与负债的增减是同步的，资产一共包括6个一级科目，分别为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对非金融性部门债权，以及其他资产。其中，国外资产这一科目在资产端占比最大，国外资产下设3个二级科目，分别为外汇、货币黄金，以及其他国外资产。

负债端共分为7个一级科目，分别为储备货币、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以及其他负债。负债端占主导位置的始终是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又细分为3个二级科目，分别为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以及非金融机构存款，如表1-1所示。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整体规模以及增速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5年以前，由于之前出口强势造成的大量贸易顺差，叠加中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19]，带来了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其中以外汇占款扩张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2015年—2018年，这个阶段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表速度减缓，主要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顺差现象开始扭转，还有2015年“811汇率改革”的影响，使得中国资产端国外资产这一栏的扩张速度降低。

第三个阶段为2018年以后，由于外汇占款和央行公开市场业务都日趋稳定，所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处于相对平稳的态势。接下来我们将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和负债端为大家逐一介绍。

央行的资产：人民币的“锚”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4年1月至6月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总资产部分如图1-6所示。

国外资产——外汇

长期以来，国外资产在资产端占比高达五成，国外资产中占比最高的是外汇。外汇占款记录的是央行为了获得外汇资产所付出人民币的历史成本，也就是为了获得外汇而投放的人民币总额。图1-7所示为国外资产项中不同科目的数额变化。

外汇占款和央行对外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在数值上不完全相等。因为外汇占款使用历史成本法核算，汇率的值是固定的。而外汇储备以市值计算，总体价值会随着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美元汇率的变化会影响外汇储备数值，但不会对外汇占款产生影响。而隐藏在外汇占款规模变化趋势背后的是中国几十年来对于外汇管控制度的演变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经历了朝鲜战争，外部受到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制裁，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开局就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所以多方面原因造成了中国在外汇上的严格管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的单位与社会人士无权保留或使用外汇，全国也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与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集中所有外汇进口先进的工业设备与原材料等。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工业化水平。

1978年改革开放，当时过重的外债转化成了恶化的财政赤字，因此，1979年开始实施外汇留成制度^[20]，鼓励能够出口创汇部门的积极性，允许此类单位能有一定的外汇留成。同时在国内也开始了外汇券制度。外汇券是国家印发的一种票证，票面上印有美元、英镑等外汇具体可使用的数额，外汇券只允许在专门的外汇商店购买一些国外进口商品，所以外汇监管依旧严格。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强制结汇制度，当时中国经济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进行，此举为当时的中国积累了足够的外汇储备，也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

紧接着，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多数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外汇制度监管严格，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不直接对国外资本开放。索罗斯（George Soros）与其量子基金打遍东南亚无敌手，在泰国可以通过做空泰铢的方式将其资本市场“收割”到崩盘，让泰国多年积累的外汇储蓄化为乌有，但用同样的方法却冲击不进中国。1998年，著名的“香港保卫战”捍卫了人民币和港币汇率，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充足，保全了香港金融市场。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快速增长。这里先解释一下“双顺差”的概念，资本账户顺差指的是国际资本投资时，流入中国的资本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流出的资本；经常账户顺差指的是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大于进口的差值。在强制结汇制度下，双顺差会带来大量外汇资产囤积，造成资产端的快速增长。为了平衡资产负债表，央行需要在负债端被动投放人民币，增发的人民币会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强制结汇制度和双顺差高速增长实际是在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2001年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200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最高的国家，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在2015年之前，由于外贸持续强劲，中国的外汇占款增长过快，虽然中国整体产能充足，甚至有些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但因为外汇占款导致人民币“被动”投放过多，国内仍然有较大的通胀压力。

2008年后，央行采取过多种手段抑制增长过快的外汇储备，比如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汇率改革、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等。2014年后，资产负债表“被动”扩张速度开始降低，中国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开始出现逆差，这使得外汇占款在资产端的占比显著下降。外汇作为人民币发行的“锚”失灵时，央行便主动开始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对特定行业定向投放人民币，以此来弥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额外流动性，这些方式在2015年后取代了外汇占款，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但失去了外汇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支撑，也会遇到一些小波澜，尤其在2015年“811汇率改革”后，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贬值的市场预期逐渐加强，国内外资本开始用人民币兑换美元，国内资本流向国外，这又让外汇占款短期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汇率“保7”的担忧。

2017年后，随着外汇管制的继续加强和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国内资本外流的压力逐步减缓，央行外汇占款基本维持在21万亿人民币左右的稳定水平，整体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趋于稳定。总之，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模式和政策方向的变化。

国外资产——货币黄金

国外资产中的货币黄金科目记录的是央行为了购买黄金而投放的人民币数量，央行在国内黄金市场购买的黄金用人民币计价，在国际黄金市场购买的黄金用外汇储备购入，在资产负债表上需要换算成人民币。黄金科目和外汇占款一样也是按历史成本计价的，即黄金科目的总值并不会随着黄金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当黄金升值时，资产负债表中的黄金资产通常存在低估的情况，无法反映黄金资产的实际价值。从图1-6中可以看到，2024年上半年，货币黄金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不到1%，其变动频率很低，对流动性的影响也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1月至2024年3月，中国央行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黄金在中国官方储备资产^[21]中的占比也从2022年10月的3.19%升至2024年3月的4.64%。各国央行也被视作2021年至2024年全球黄金价格持续飙升的重要推手之一。

中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有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从央行国际储备多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来看，增持都是有利的。新冠疫情后美联储持续扩表导致美元信用出现“裂痕”，黄金的“去法币化”属性凸显。另外，在美国国债收益率波动加大的背景下，黄金可被看作“零息债券”，对美国国债实际利率的敏感性低。因此央行增持黄金，可以起到让储备资产保值增值、对冲风险的作用。虽然黄金不再是过去金本位下的唯一国际货币，但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国央行增持黄金能够起到让本国货币增信的作用。

第二，在“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黄金的避险属性再次凸显。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2023年的巴以冲突都表明全球正在从缓和走向对抗，这促使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关注自身储备资产的安全性，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开启了一个危险且糟糕的先例，俄罗斯的经验告诉各国，在国家储备资产中过度依赖单一货币在政治上存在巨大的尾部风险^[22]。

国外资产——其他国外资产

其他国外资产主要包括央行持有的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寸、特别提款权（SDR）、其他多边合作银行的股权、其他存款性公司以外汇缴存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等。总体来说，其他国外资产在央行资产端的占比很低。2024年，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显示，6月其他国外资产规模为9233.60亿元，在资产端占比约为2.12%。2007年后，其他国外资产的增幅开始明显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2005年的汇改，央行要求其他存款性公司用外汇缴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2007年8月，央行开始要求总部驻京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必须以外汇进行存款准备金的缴存，主要目的就是在人民币回流的同时，减少央行外汇储备压力，所以，2007年8月后国外资产这一科目大幅攀升，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外汇兑付压力随之缓解，其他国外资产规模也逐步走低，如图1-8所示。

对政府债权

“对政府债权”记录央行持有的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2024年6月，“对政府债权”在资产端大约占到了3.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所以中国央行是在二级市场完成对国债的交易，而非一级市场。

如图1-9所示，2007年，“对政府债权”出现了“跳涨”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财政部在2007年8月和12月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发行了总计1.3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这两笔国债当时由央行利用外汇储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的“通道”向财政部认购，如图1-10所示。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当时央行认购的这1.35万亿元国债仅在资产端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说，是从外汇储备中减少1.35万亿元，在“对政府债权”科目中再增加1.35万亿元，所以并未对资产负债表的总量产生影响，因此也没有释放出额外的基础货币。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主要记录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再贴现、再贷款、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其他存款性公司指的是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专门将储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储蓄机构。在图1-6中，2024年上半年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占到了央行总资产的40%左右，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如图1-11所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项资产规模的增大，不仅折射出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与力度，而且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与转变。这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2012年。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在这段时间还不够成熟，虽然央行也引入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但调控多为被动选择，货币政策不能做到精准、高效地投放。对外来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大多数亚洲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各国货币纷纷贬值，导致中国出口形势严峻。对内而言，改革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受到人民币汇率下行的影响，多数投资者对中国投资持迟疑态度，这也导致国内物价持续走低，货币供应量下降，内部市场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1998年，以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与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变为间接调控；同时央行开始积极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用再贷款、再贴现和信贷政策等工具。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央行外汇资产规模快速扩大，国内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国内经济面临通胀压力。为了收回过剩的人民币流动性，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正回购、提高准备金率等，被动调控货币政策。

第二阶段：2013年至今。央行加大公开市场业务，通过主动投放基础货币让货币政策调控更为精准。2013年6月和12月，市场两次经历“钱荒”。同年6月20日，资金市场几乎失控停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全线上升，隔夜利率飙升578.40个基点，达到13.44%，比6%左右的商业贷款利率高出一倍，创下历史新高，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央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自21世纪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快速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余额稳步增长，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规模不断扩大，这为央行公开市场提供了大规模操作工具。所以，央行在2013年开始创设并频繁使用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以及逆回购等货币政策工具，这些工具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不同时限的流动性，还能引导市场利率。

2018年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种类以及功能逐渐丰富。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投向特定领域和行业时可能会出现传导机制不畅、政策效果不达预期、货币资金无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等问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就是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设计的一系列工具，比如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十余项，这些工具可以做到精准“灌溉”。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总体不断走高、外汇占款逐渐下降，这显示了央行货币调控政策由“量”向“价”的逐步转型，货币政策工具箱不断充实。央行主动出击，调控的主动性与精准性提高，不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中的其他金融性公司指的是除央行和商业银行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比如信托、租赁、保险、证券、养老基金、资产管理、担保、期货等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主要记录央行为了维护金融业稳定而发放的金融稳定再贷款。如图1-12所示，“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在历史上一共有三次比较明显的上涨：第一次在2000年，当时为了支持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央行对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超过1.2万亿元的再贷款支持，用于收购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第二次在2004年至2007年，当时央行再度向四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发放了8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用于认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的可疑贷款，为国有银行在海内外上市扫清障碍，这也让“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余额大幅走高。此外，在2015年“股灾”期间，央行还曾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过2000亿元规模的再贷款，使得该科目小幅回升。不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对其他金融公司债权”的规模占总资产比重不到1%，该科目对市场流动性影响较小。

对非金融性部门债权

“非金融性部门”涉及民企端和居民端。该科目主要记录央行为了支持经济落后地区开发所发放的贷款。不过，这是央行早期的操作模式，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且在2019年以后央行就不再更新这个科目了。根据2019年3月最后一次数据，“对非金融性部门债权”不到总资产规模的万分之一，对流动性的影响极小，可以忽略不计。

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科目是未单独列出的资产科目的集合，主要是一些杂项资产项目和应收暂付项目。每到年底，该科目就会呈现出季节性波动，“其他资产”占总资产的5%左右。从图1-13中可以看到，2003年时该科目出现过明显涨幅，因为当时国务院宣布成立国有独资投资公司——中央汇金公司，该公司是投资者心目中的“国家队”之一。2003年中央汇金公司成立时，就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当时这450亿美元就是由央行资产端的外汇储备拨付到“其他资产”科目的。2007年，中投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向央行收购了中央汇金公司的股权，该科目出现下跌。2015年7月，国家用外汇储备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注资时也曾使用该科目。由此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在某些特殊时期，央行会通过“其他资产”这个科目向银行间投放适度的流动性，以稳定市场。

以上部分主要讲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历史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端的6个一级科目，接下来将继续探索负债端的具体内容以及背后的故事。

央行的负债：“高能”人民币

如果看企业的报表，企业向别人借的钱、别人放在企业的钱等，都是企业的负债，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央行也一样，央行发行的货币（打的白条）、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钱（为了满足存款准备金要求和银行间清算需要）、政府存放在央行的钱（央行代经理国库）等，都是央行的负债。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一共包括7个一级科目，分别为储备货币、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和其他负债。在负债端始终占主导位置的是储备货币。

2015年之后，储备货币的规模占比基本稳定，但有些科目的变化巨大，比如，发行债券这一科目从2007年最高占比27.79%，到2022年底降至0.25%左右，从整体看，对资产负债表已经不再产生巨大影响了。如图1-14所示，截至2024年6月，中国央行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中，在负债端占比最高的是储备货币和政府存款，这两项占比分别是85%和9.5%左右。

储备货币——货币发行

储备货币作为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负债中占比最大的科目，主要由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备金）和非金融机构存款组成。货币发行是储备货币下设的二级科目，主要由“流通中的现金M0以及商业银行库存现金”组成，如图1-14所示。“货币发行”指的是央行发行在外的实物货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纸币”“硬币”。用通俗的话来说，这部分货币就是央行对外打的实物“白条”，拿着纸币，就意味着纸币持有人拥有央行资产的一部分所有权。比如，你持有7元人民币，意味着央行可能要“还”你1美元左右，货币的本质是债务凭证，所以归类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项下。商业银行从央行提现出来的现金被客户取现使用，这部分叫作M0（流通中的现金），仍然保管在商业银行部分的（如银行ATM机里面的现金）就是库存现金。

截至2024年6月，中国央行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中，货币发行（全社会的人民币，即纸币和硬币）规模约为12.25万亿元，占总负债端的28%。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央行并不能直接对社会公众发行货币，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到央行“提现”进行转化，比如商业银行可以向央行申请再贷款，通过抵押资产的方式获取人民币，即商业银行可以将银行持有的国债抵押给央行，央行再发行人民币给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就获得了人民币，央行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债权人。

前文提到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本质上都是央行作为资金融出方放出的抵押贷款。商业银行拿到这些贷款后，再将这些资金借给有需求的居民或企业，最终让人民币流入社会。因此，货币发行其实是由居民、央行和商业银行多方共同完成的，货币发行衡量的就是从央行流入社会的货币减去回流到央行的货币差值。

央行官方曾经指出过四个影响央行现金货币发行的因素。

第一，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的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对现金的需求就会持续提升。

第二，消费的增加也会导致对现金需求的增加，人们对现金的首要需求就是现实生活中消费的支付，消费越活跃，现金的需求就越高。

第三，货币政策的松紧也会影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进而对现金供应产生影响，货币政策趋紧，现金供应也会随之降低。

第四，自然的通货膨胀率会让资金需求以相同的膨胀速度增长。比如，我们平时去买水果，假设两年前一个苹果2元钱，价格以每年10%的幅度在上涨，我们每年花在苹果上的现金需求也会以相同的比例上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流通中的现金 M0，其大小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比如在春节前居民有大额取现发红包的需求，M0的环比变化就会出现明显的增长，而春节后随着现金的回存，M0环比又会出现明显回落。但是，随着移动支付普及，日常生活中的信用卡，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付款软件使用越发频繁，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便会加速形成对现金需求的替代，抑制M0的增长规模，但电子支付也会放大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

储备货币——金融性公司存款

金融性公司存款下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这一项，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根据央行公布的2024年6月资产负债表数据，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的规模大概为22.5万亿元，占央行总负债的51.65%，所以金融性公司存款是目前储备货币下规模最大的二级科目，也是整个央行负债端最大的科目。

存款准备金又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指的是商业银行按规定比例向央行缴纳的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放在央行中超出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外的那部分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清算、头寸调拨或者作为资产运营的备用资金，是金融机构中流动性最强的资产，也是商业银行支配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活期存款。

因为业务原因，有些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数额超过央行的要求，这些商业银行就会把多余的准备金借给准备金不足的商业银行，比如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上与其他银行进行隔夜拆借。拥有超额存款准备金的银行通常会把准备金拆借出去，换取一些比存在央行账户上收益更高的资产（截至2024年7月1日，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只有0.35%）。

按照“贷款创造存款”（Loan Creates Deposit，简称LCD）理论，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的方式创造存款。企业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放出贷款就会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增加一项债权资产，同时在负债端产生一笔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对企业的负债），在贷款产生的瞬间，存款也跟着产生了。从历史数据来看，社会融资规模与存款和贷款增速之间的走势基本一致。银行在投放信贷或购买现有资产时会创造新的存款（虽然可能不是同一家银行的存款），这些存款和实物货币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信用创造的过程，该过程使银行能够创造货币。

可以看出，现代商业银行不仅仅是大家普遍认为的“金融中介”或“资金掮客”，而且是现代货币（信用）创造的绝对主力。而银行的贷款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基本面、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信心。比如，当经济处在上行周期时，一方面，贷款需求强劲，另一方面，抵押物的价值会增加（房价、股价等），这就会派生出更多的存款（货币供应量增加）；在经济下行时，通常伴随着信用扩张放缓，抵押物的价值也会下降，这会导致存款派生力度不足。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如果地产市场低迷，居民到银行贷款的需求就会受到抑制，信用的扩张速度也会降低，传导到社会融资规模上，社融规模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国楼市不仅仅是货币超发的“蓄水池”，更是货币超发的原因，是人民币的“印钞机”。

储备货币——非金融机构存款

非金融机构存款是指支付机构交付给央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该科目在2008年被删除，2017年又被恢复。伴随着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的兴起，2017年央行对客户备付金的重视度进一步提升，并且在2021年1月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接收的客户备付金应当直接全额交存至央行或者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至此，非金融机构存款科目的规模再次大幅抬升，如图1-15所示。

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

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指的是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例如，在总资产“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中提到的信托、保险、证券等公司，这些机构为了满足支付清算需求，在央行开立账户所存入的款项就是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这部分货币不像银行准备金可以作为基础货币进行派生，这也是和储备货币下“金融性公司存款”的本质区别。该科目在总负债中占比较低，所占规模常年低于2%以下。

国外负债

国外负债就是外国央行或者外国金融机构在国际清算时在中国央行存放的资金。从2011年开始，央行的统计方法发生了变化，之前外国银行在中国央行的存款算作储备货币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调整后算为国外负债。所以，从图1-16中可以看到，2011年时这个科目的规模出现了跳涨。2012年，国外负债的小幅上涨是因为其他国家与中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带来的外汇存款被计入国外负债。2016年，中国央行认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其中四分之三是用人民币支付的。当时这笔清算对应着资产端国外资产的增长和负债端国外负债的同金额增加。

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这一科目记录了央行发行的票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央票”，央票就是央行为了调节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贷款，相当于把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活期存款变成定期存款，以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央票期限从最短3个月到最长3年不等。所以央票也是央行的流动性管理工具之一。

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央票作为流动性工具也有不同的存在意义。1997年，央行为了置换农村信用社改革中的不良资产曾发行过专项央行票据。在2002年至2011年，央票作为回收流动性的基础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规模过大的风险。

2018年11月，央行在人民币离岸市场交易中心香港发行了200亿元的央票，这是央行第二次发行离岸央票（2015年10月，央行就曾在伦敦发行央票，随后离岸人民币利率显著上行）。当时这200亿元央票的用途就是收紧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从而达到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的目的。2019年以后，央行逐渐使央票的发行常态化，但因为发行地在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所以对境内银行的资金影响十分有限。从图1-17中我们也能看出，2013年后，由于中国外汇占款规模增速逐年走低，用发行央票的方式去对冲外汇在资产端增速的边际效果已经开始减弱，而且还需要支付一定的利息，所以该科目在2013年后逐步走低，在2024年上半年稳定在1400亿元的规模，仅占负债端的0.4%左右。

政府存款

政府存款可以理解为国库存款，其中包括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发行政府债券而储蓄在央行的资金，以此履行央行作为“国库”的角色，它为央行提供了现金支持。从比例上来说，政府存款在负债端占比较大，2023年11月，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规模为6.06万亿元，占负债端总体的14%，相比于同年10月的4.4万亿元，环比增长了大约1.6万亿元的规模，主要由2023年10月开始逐步发行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所致。由此可见，国债的发行会影响到国库存款，进而影响到央行负债端的政府存款科目。政府存款规模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动趋势，因为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是缴税大月，政府存款因此有环比增加的变化，而3月、6月、9月和12月是财政支出的时间点，所以有环比下降的变化，如图1-18所示。

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指的是央行资本金，也就是央行的初始资金，因为央行是国家资本的一部分，央行的资本金全部由国家出资。不过在2002年的时候，自有资金科目曾出现过一次明显的下降，因为当时国家批准转结了以前历年的亏损。但在2002年以后，自有资金科目始终保持在219.75亿元的稳定规模，在负债端占比微乎其微。

其他负债

其他负债科目包括正回购、金融机构以外汇形式上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还有一些经营负债。逆回购是央行向大型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等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的行为，目的是释放流动性。所以正回购是逆回购的反向操作，也是央行将债券抵押给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用来回收流动性的操作。从这些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回收的资金就被计入其他负债。

其他负债变动主要是正回购引起的，但2014年后，随着央行正回购逐步退出了常规性操作工具箱，它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此外，从图1-19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到，2005年—2011年，其他负债这一科目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是因为这一时期央行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当时央行为了缓解这一现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并要求总部在京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以外汇的形式上缴，这部分资金最后被划为其他负债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