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乡试资格之争

所有人都认为，风流倜傥的唐伯虎并非一只虫（虎），而是一条龙，乃旷世之英才！他年方二十八，英姿勃发，更关键的是他的天资要高出常人许多，所以在府学里，他的同学们都可以涉险过关的考试，对他而言，应该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

错！

恰似晴天一声霹雳——这位“天才”秀才唐伯虎，竟然出人意料地栽倒在“自家”门槛上：在苏州府学举行的最后一场考试“科试”中，他就这样蹊跷地落榜了。

这里需要补白一句：明朝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必须通过岁试和科试，才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唐伯虎科试落榜，就意味着他只能在三年之后重新参加选拔。

苏州府的知识分子有数万之众[1]，原本翘首期待唐伯虎能拔得头筹，闻得此讯，个个目瞪口呆，茫然不知何以至此。这届乡试的大比鼓点敲响，方才启幕，岂料主角却跌倒在登场的台阶上。大家因此满腹狐疑，议论纷纷，甚至对此义愤填膺。

由此，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考试，惊动了苏州府的知府曹凤[2]。

此事发生在弘治十年（1497年）。弘治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时在明朝中期。

按理说，苏州府学的这轮考试，由朝廷委派督学南畿（南直隶）的提学御史方志负责。考试之事，由他全权决断，苏州知府无权干涉。

苏州知府曹凤是位能臣，“时称贤有司”[3]。这位有正义感的官员处事有担当、敢负责，一向有着勤政爱民的好口碑。虽然他在苏州府任职已到了第四个年头（一共在任六年），对整个苏州地区的教育情况应该了然于胸，但此刻他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坐卧不安。

在明朝，全国的科举教育典范就是苏州府。这里不仅风光旖旎、经济繁荣，而且是人文荟萃之地，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以科举教育而论，苏州府不光坐上了江南四府[4]的头把交椅，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吴中小志续编·吴郡二科志》卷首名言曰：“天下惟东南为最，东南惟吴会为最。”这个吴会之地，指的就是苏州一带。苏州距离南京应天府不远，属于南直隶管辖，与杭州犄角相望，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指的就是苏州与杭州相邻的这一片江南区域。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迁往北京（顺天府），将南京称为留都，置官留守旧都，保留了与新首都北京几乎平行的另一套中央政府机构。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直接管辖14个府和4个州，包括应天府、苏州府、扬州府、常州府、松江府、镇江府、淮安府、凤阳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以及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其管理区域之广大，大致相当于今日江苏、安徽和上海三地。以上地区的生员，通过了科试之后，均须赶往南京参加类似省一级考试的乡试。但是参加南京乡试的，还包括了来自全国各地、在南京国子监读书的监生。这些人被称为“太学生”，属于高等秀才，因此，南京的乡试考生众多，且考生素质优良，其规模和质量位居全国之首。而要检验苏州府的科举教育成果，首先要看它在南京乡试中的中举人数，所以苏州学子比拼的对象，不仅是南直隶兄弟府、州的学子，还包括南京国子监的优秀监生。

明初，苏州府平均每届有5人考中进士。景泰元年（1450年）以后，考中进士的人数迅速攀升。苏州状元吴宽回忆说：“宣德、正统间，士益向风，争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星列云族，焕然以相辉。”[5]成化二年（1466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间，总共举办了52场殿试，苏州有799人名列进士榜，占江南进士总数的42.5%。也就是说，在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中，平均每届有15名来自苏州府的学子通过殿试，成为进士。[6]苏州府成为进士的最重要来源地。[7]当然，要成为进士，必须先通过会试成为贡士，而能通过会试者，又必须是通过了乡试的举人，所以苏州府每届考中举人、贡士的人数颇为壮观，位居全国之首。

这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观其社会影响，大概跟现代人的高考相差不大。苏州府看重每届考中进士的人数，更注重考试的名次，所以对明星考生更加珍爱，因为这关系到本地人的尊严和体面。

可眼下，苏州府的“明星选手”唐伯虎却折戟落马，所以苏州文坛对主持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提学御史方志极为不满，认为他存心打压苏州读书人。作为苏州知府，曹凤肩负着保护当地读书人权益之责，也因此有点急火攻心。

这一事件的焦点人物唐伯虎，年轻有为，在当地已经非常有名。试举一例：苏州人去世，其亲属多会按照传统风俗，礼聘当地名人为逝者撰写墓志铭，歌功颂德，以借金石传其声名，而唐伯虎就常常为他人撰写墓志铭。不仅如此，唐伯虎的诗歌还蜚声文坛，传诵一时；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更为行家们所津津乐道。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即使在文风鼎盛的苏州，也属于凤毛麟角，怎么会栽倒在自家科试上呢？苏州文人认为这太不可能了！

说来也巧，就在这次苏州府学的科试开考前夕，发生了一件事，使得知府曹凤不仅认识了青年才俊唐伯虎，而且对他印象深刻，极为赞赏。

曹凤在苏州城里有位同僚好友，名叫文林，是南京太仆寺丞，比他年长十二岁，这年已经五十三岁。

文林于成化八年（1472年）考中进士，是苏州状元吴宽的同年知己，又是一位宽厚、能干、睿智的官员，深得苏州士林的景仰。此人有个特点，对《易经》很有研究，擅长看风水和卜筮，善于察人断事。就在这次风波之前，正在苏州故里养病的文林，接到了吏部委任他为温州知府的任命。而此时的文林，沉浮官场多年，已深感疲倦，再加上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所以想辞官退休，归隐田园。

这个时候，家乡有位青年文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上文林书》，竭力劝其赴任。文林读罢，深受感动，并为这位年轻人的文采拍案称奇。当好友曹凤前来拜访时，文林手举此信让他过目，赞叹后生可畏。

曹凤读罢也引以为奇，赞其“文甚奇伟”[8]，并预言说：“此龙门然犀之鱼，不久将化去。”[9]也就是说，曹凤深信此人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很快将金榜题名。

这位上书文林的青年才俊，就是唐伯虎！

万事就是这么巧合。提学御史方志督学南畿，偏偏要为难唐伯虎，令其落榜，恰似一滴水滴在油瓶里，叫苏州文人们情何以堪！

苏州有人曾预言：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南京乡试大比中，唐伯虎似一支响箭，必将代表苏州府的文运再次声震四野。人们盼望他过关斩将，连中三元，甚至像吴宽那样直取状元！可眼下，他们闻知唐伯虎居然在科试中折戟，如遭当头棒喝，弄得灰头土脸，因此抱怨纷纷，皆大不以为然。

作为正四品高官的知府曹凤，是苏州府最高行政长官，代表朝廷总领各属县，治理着百万民众，同时也肩负着抚慰社会的职责。这个官不能白当！苏州府学的这轮考试，已经激起了文人阶层的愤怒，不光影响到苏州府的人心稳定，还将影响科举考试的成果——如果这届南京乡试成绩不佳，这势必会影响到随之而来的会试、殿试，而这三场考试的成绩榜，不仅关涉苏州府的传统声誉，也显示出这届苏州府官员的治学水平和教化成果，难免影响他本人的政绩。

文林惊悉此讯，也觉得御史方志督学蹊跷，疑判卷不公，可他已被委任为温州知府，自觉不方便出面斡旋，于是悄悄安排儿子文徵明去拜见了曹凤，“周旋其间”——当然是替唐伯虎说情。[10]此时的文徵明已经拥有乡试资格，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前往南京参加过一次乡试，可惜未被录取。

曹凤当然理解苏州文人的不满情绪。他本人就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进士，深知这次考试的重要意义：科举考试不仅是国家、地方的大事，更是每个读书人的头等大事——对于有了秀才身份的读书人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三场大比，就是乡试、会试和殿试。若能过关斩将，拿下这三场考试，便可高中进士，自此飞黄腾达，然而若在科举天梯上一脚踏空，考生的命运必将发生巨大变化。

曹凤考虑再三，决定亲自过问此事。他本是一位老练的官员，慎重起见，先是派人去打探情况，问问唐伯虎到底为什么会落榜。

一般人认为，唐伯虎的倒霉是有理说不清，大致可归咎于他自己的文学偏好。当时的苏州文坛兴起了一场古文辞运动，以中年人都穆、祝枝山为健将，青年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等人为追随者。而此次科试的主考官方志是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讨厌这种复古文风，所以借着主持考试的机会刻意刁难唐伯虎，弃之不取。

事实果真如此吗？未必可信。

御史方志是一位言行合一的正人君子。他崇尚“先德行而后文艺”的治学理念。他的观点是：才华出众者，若品行不端，那么他的能力越大，官位越高，给人世间造成的祸害也越大。这是儒家学说里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此可另举一例。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殿试中，常州人杨廷鉴在太和殿上回答崇祯帝的提问时说：“取士先品行，而后文辞；用人贵朴诚而贱浮，竞论邪正，不论门户。”崇祯帝深加叹赏，亲擢第一。杨廷鉴因此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状元。而且，方志本人身体力行，对自己的门生要求甚严，遂“门下士咸厉风检”。他虽说做事刻板了一点，但为人端正，并无私心，不应该把他视为胸襟狭隘、心怀叵测的官员。

这样看来，方志在考试中未放唐伯虎过关，并非随意为之。他在苏州督学之际，曾躬身下问，已经对府学生员唐伯虎、张灵之流的种种放诞不拘行为有所耳闻，并且经过核实，认定传闻属实。

明朝是由文人集团管理的一个庞大国家，被当作社会典范的读书人举止理应恰当，以垂范世人。方志不让唐伯虎、张灵之流上榜，并非心胸狭隘的轻率之举，而是有先例在前。

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浙江乡试，拟定余姚人王华为第一名。他在考试后去拜谢主考官，只因身穿了一件白色衣袍，就被主考官认为衣着不成体统，举止轻浮，遂被降为第二名，改推李旻为第一。这个王华也是饱学之士，他的儿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王阳明。而且，“吾苏（苏州府）一郡八州县……（生员）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11]，就是说，每三年被允许参加南京乡试的新入选的苏州府生员人数不到20人，再加上往届落选、再次参加乡试者，两者总共不到50人，所以方志必须严肃对待科试，要优中选优，这不失为公平之举。

知府曹凤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不避嫌疑，亲自出马拜访了这位提学御史，为唐伯虎的事从中斡旋……

如果说方志以王华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的话，那么曹凤也会以王华的例子反击：王华乡试被黜置为第二，可在成化十七年的殿试中，他依旧被皇帝钦点为当朝状元。这说明，即使读书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不可剥夺其参加考试的机会。

明朝的御史直属中央，虽然权力很大，但方志只是正七品官员，比起四品高官曹凤，还差了好几个级别，所以知府曹凤的意见，方志也须慎重对待。

当代人回溯历史，自然要比古人看得更清楚：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只有3800多年的历史有文献典籍记录，而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已知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更早的时候，还有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这些都没有文字记录。在这茫茫无疆的时空里，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者，俱为幸运人。这些历史人物像是悬挂在夜空里的星星，既照耀着过往漫长的岁月，也成为我们后世人认识自己生命意义的参照物。

这样看来，苏州府学的这场考试，不仅对唐伯虎的一生意义重大，而且对后世而言，也是一个了解古人的非常有趣的窗口。

那么，这位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风流才子的明代画家唐伯虎，在青年时期到底是怎样一个放诞不拘之人？

在曹凤的干预之下，方志究竟是不是一块铁板？他能不能通融一下，将枪口向上抬高一寸放唐伯虎一马，重新为他打开通向南京乡试之门呢？

此处暂留悬念，且放在正文详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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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学者柯律格记述，明初五十万苏州居民中，约有两万五千名受过传统教育的精英分子，见柯律格著《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3页。而此时已经到了弘治中兴时期，苏州人口远超五十万，或已经达到一百万。

[2]曹凤，字鸣岐，号西野，河南新蔡人。明成化十三年举人，成化十七年进士。初任安徽祁门知县，后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苏州知府。曹凤在苏州任职六年，政绩卓著，受到朝廷的表彰。正德四年五月卒，葬于新蔡县城西门外路北。

[3]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52页。

[4]江南四府多指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位于今苏南地区。

[5][明]吴宽：《匏翁家藏集》（也作《匏庵家藏集》）卷三十二《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

[6]郑彩娟、傅蓉蓉：《明清苏州府进士数量及分布特征探析》，《文史月刊》，2012年8月。

[7]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3—276页。

[8]《唐寅集》，第652页。

[9][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子畏知己》。

[10]《唐寅集》，第225页。唐寅《又与文徵仲书》曰：“徵仲（文徵明）与寅同在场屋，（唐寅）遭乡御史之谤，徵仲周旋其间，寅得领解。”指的正是此事。

[11][明]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五《三学上陆冢宰书》。文徵明《甫田集》主要有两种版本：其一为嘉靖二十二年编纂的四卷本，系按创作年份编纂的诗集，可鉴他写作的具体年代，现藏上海市图书馆；其二为嘉靖三十八年编纂的三十五卷本，集凡诗十五卷、文二十卷、附录《行略》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