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把二看成三才能跳出二分法的陷阱

现代人的思维法则，受到西方的影响，喜欢采用“二分法”。把一件事物加以分析，“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再从中选择其一作为答案。看起来清楚、明确，好像是非十分明白，而且简单明了。

例如唯心、唯物的争论，便是将本体分析再分析，结果产生“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不同的主张（见图2-2）。哲学家如果从二中选一，那么不是唯心论者，便成为唯物论者。

西方的管理沿用这种思维法则，把人“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将管理的方式划“分”为人治和法治（见图2-3）。

中国人的思维法则本来不应该如此。由于太极的启示，中国人擅长在“一分为二”的分析之后，“把二看成三”，在相对的两端找出中间的灰色带，也就是二“合”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形成第三个概念（见图2-4）。

例如唯心、唯物是两个极端的概念，中国人看出两个之外的第三个概念，叫作“心物合一”，因而统合了唯心和唯物成为“心物合一论”。

中国式管理承袭太极思维法则，把人看成三种。老板是管理者，员工是被管理者，而介乎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干部，则一方面是管理者，一方面也是被管理者。

至于管理的气氛，中国式管理不主张在人治和法治之中选择一种，却十分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说起来实施法治，运作时却有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见图2-5）。

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长久以来成为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借口。西方人重“分”，喜欢用分析法，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直分析下去，弄得支离破碎。专业化的结果，很难找到整体化的解决方案，正应庄子当年所说：“天下的人多各执一察以自耀。”一察就是一端，看到一个部位，便要以偏概全。好像耳、目、鼻、口一般，各具相当功能，却无法互相通用。

中国人原本的想法，既然二分法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设法避免？一分为二之后，当然可以二合为一。中国人不反对分析法，只是在分析以后，必须加以综合。中国人重“合”，以综合法来统合经过分析的东西，称为“全方位的观点”。

中国式管理，同样讲求全方位。庄子说：“万事有所分，必有所成；有所成之后，也就必有所毁。一切事物，若是从通体来看，既没有完成，也没有毁坏，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把二看成三，便是分析成为二之后，不要二中选一，因为“二选一”的结果，往往趋于极端。梁漱溟指出：“把一个道理认成天经地义，像孔子那无可无不可的话不敢出口。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就不合乎中。”他认为“事实像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往下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结果就是走不通”（见图2-6及图2-7）。

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主张，即把“可”与“不可”这两个极端的概念看成三个。把二看成三，才看出一个“无可无不可”。

依西方二分法的标准，无可无不可根本就是是非不明、不敢负责、不愿意明说的表现。受其影响，现代中国人不了解“无可无不可”，竟然也跟着鄙视起来。

中国式管理依据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凡是两个概念都能看出三个，无形中又多了一种选择，所以弹性更大、包容性更强，其实就是“合”的效果（见图2-8）。

例如西方劳资对立，员工是劳方，资本家是资方，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很难达成协议，更不容易建立共识。各说各话，划“分”出不同的立场，然后讨价还价才勉强和解，但是其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在劳资之外，看出一种“介”方，也就是媒介的意思。平时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沟通，尽量采取间接方式，通过干部的承转，养成习惯之后，一旦劳资有不同的看法，自然也会通过干部，让老板拥有回旋的余地，比较容易化解问题。不像现在这样西方化，劳方遇有问题，都要与老板面对面直接沟通，弄得老板不像老板，失去应有的尊严，干脆一气之下关门不当老板，结果还是员工更加倒霉。

有问题必须解决乃是西方式的管理心态。西方一分为二，问题只有“解决”和“不解决”两种选择（见图2-9）。于是解决的视为负责、尽职、有担当，而不解决的视为不负责、不尽职、缺乏担当。中国式管理把二看成三，知道不解决不行，问题一直持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恶化，以致无法解决，或者更加花费成本。但是解决也不行，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势必引起其他问题，甚至爆发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岂不悔恨已晚？

在解决和不解决之道中，有一条“合”的途径，称为“化解”（见图2-10）。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是在无形中既“解决问题”，又避免后遗症，或者把它减到最少的地步。“化”的功夫了得，是中国人的太极功法。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化解掉，化到好像没有问题要解决，这才是把二看成三的实力。

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

西方人一直拿“二分法”没有办法，摆脱不掉二分法的陷阱，不得已把它称为“必要的罪恶”。

中国人讲阴阳，很简单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轻易地破除了二分法的思考障碍。

阴阳并不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的不同变化。阴可以变阳，阳也能够变阴，一切无非是阴阳消长的结果。由于阴阳消长的动态表现，使得宇宙万象时刻都在变易，也助长了中国人脑海中“不一定”的观点。“不一定”如果和“一定”相对峙，那就是二分法的思考。因此中国人的“不一定”，实际上包含了“一定”在内，而一定的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可能性。可见中国人的不一定，其性质也相当不一定。

有一位老板很热心地自己开车送笔者回新竹。那一天我们在车上谈了很多问题，快到新竹的时候，他问：“究竟是运气重要，还是努力要紧？”

笔者回答：“当然运气要紧。”

他非常高兴，接着说：“果然如此，运气好的时候，好像挡都挡不住；运气不好时，再努力也没有用。”

笔者又说：“但是，不努力怎么证明运气好不好？所以还是努力比较重要。”

他刚开始愣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起来：“对！对！努力和运气两样都重要，不努力不知道运气好不好，运气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中国人的《易经》素养，毕竟随时可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

当前社会上的万般乱象，说穿了不过是“二分法”同《易经》的“三分法”之争。

“二分法”的主张，是非必须明确，一切都要透明化，大家把话说清楚，并且把这些作风当作现代化的指标，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谈现代化。

“三分法”则认为“真理往往不在二者之一”，是非当然要明确。但是人不是神仙，怎么能够分辨得十分正确，一切是非，不过是自圆其说，常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阵子的是，很快就会变成非，怎么可以草率地论定呢？何况“真理在二者之中”，是非中间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既非“是”也非“非”，既有“是”，也有“非”，难道可以轻易地忽略掉吗？

是非难明，并不表示是非不明。在是非尚未明确化之前，又怎么能够不顾一切地透明化呢？大家就算有心把话说清楚，也得顾及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言语的局限性，根本就说不清楚，又该怎么办？

其实，现代化的西方，也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他们正努力地提倡后现代主义，希望以三分法来代替僵化的二分法。可惜许多人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接近《易经》的三分法，否则也就不会花费那么多心力，来做无谓的抗争了。

二分法毕竟比较简单易学，而且条理分明、结果十分明确，符合大多数不喜欢动脑筋或者不会动脑筋的人，所以拥护者不在少数。

三分法不但复杂难懂，而且采取圆周式思考法，结果又不明确，难怪很多人大伤脑筋。不是不喜欢它，便是错用了它，无论过与不及，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果。

过去大家比较客气，不敢自我膨胀，也不敢过分武断，虽然也是二分法和三分法明争暗斗的局面，却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无事。现代自由民主，大家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不但自我膨胀，而且十分武断，二分法和三分法还没有搞清楚，便抓住麦克风不放，反正说错了自己也不知道，哪里会脸红呢？

现在和过去，都是阴阳消长的变易。换句话说，都在明争暗斗。所不同的，不过是过去明少暗多，而现代明的成分多、暗的成分比较少而已。

看清楚三分法的人，对事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看起来有点冷漠，实际上十分理智。只知道二分法的人，凡事很快就要分辨是非、对错、善恶，越热心就越容易情绪化，看起来很有正义感，其实非常冲动。还有一种看不懂三分法的人，误以为三分法便是一切走中间路线，扮演骑墙派的角色，随时靠左、靠右，自认为是左右逢源，不料却成为投机取巧的小人。

整个社会，被这三种人搞得昏天暗地，以致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公论：任何新闻，都出现相反的论证；一切活动，都具有正反不同的看法。美其名曰多元化，实际上是乱七八糟。

中国人讲不讲理？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讲道理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生气的时候经常很不讲理，甚至恶劣到蛮不讲理的地步。偏偏中国人的情绪浮动得相当厉害，常常生气，所以显得十分不讲理。

这样说起来，中国人究竟是讲理的，还是不讲理的？答案应该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很难讲”。

很难讲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在“讲理”和“不讲理”两者之间，选择其中之一。否则的话，为什么很难讲呢？采取三分法的思维方式，把“讲理”和“不讲理”两者合起来看，形成“情绪稳定时很讲理而情绪不稳定时十分不讲理”的第三种情况。由此可见，情绪稳定与否对中国式管理非常重要。管理以“安人”为目的，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安定大家的情绪呢？先把情绪稳定下来，然后才从事管理的相关活动，可以说是修己安人的深一层内涵。情绪管理对中国人十分重要，不能够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