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就支撑门户的长子

1907年11月19日，我父亲在云南昆明出生。当时，爷爷的胞兄石家铭在昆明云贵总督锡良处作幕僚，石家铭曾随我太爷爷仲簪公习申韩刑名之学，后赴云南昆明谋生。当时云南边界连接的越南、老挝、缅甸是法国、英国的殖民地，交涉频繁，文书往复极多。石家铭对边防要塞及通商各国的法律条款均熟悉、精通，能随方应付，因此颇受重用，从县丞擢升至开化知府。1906年我爷爷投奔他，经他推荐做些文字工作。我父亲出生的第二年冬天，爷爷被提升到云南腾冲任迆西道电报局长，筹办电报局。这是爷爷一生中任过的最高职务，那段时间应该也是他生活最稳定的时期。1911年冬，辛亥革命后，我爷爷失业，只得带着妻小从腾冲翻越野人山跟随一位湖南同乡由缅甸仰光经海道（因当时轮船公司经理，福建旅南洋华侨林振宗给他们免票）先抵上海，于1912年底才回到湖南。我父亲唯一的姊妹，我两岁的姑姑在艰辛的旅途中病死。回到湖南后，除了极少的一点衣服外，行李都丢光了，只得先寄住在长沙乡下家族的“公庄”(4)，以穷本家身份伴食田庄饭。所谓“伴食”，即只给饭吃，其余所需，如穿衣、看病、学费等一律无人过问。还得经常看人脸色，受尽屈辱。数年后，族人又找借口让他们迁出公庄，自立门户。我爷爷只得带着妻儿搬到长沙城里租屋居住，生活更加艰难，从此我爷爷只得到处漂泊谋生。

我爷爷37岁才得子，对我父亲十分钟爱，自然也对他寄予极高的期望。父亲出生时因脐带断得不好，几乎死于破伤风，后来一直体弱，周岁时方能倚被而坐，两岁半才能走路；四岁时颅顶又患皮肤结核，拖了两年多才痊愈。爷爷常担心他夭折。对父亲，爷爷除从小就亲自教他读四书五经外，还放手让他读书。体弱的父亲不能作任何需要体力技巧的游戏，也不能合群嬉戏，唯以笔砚为娱，也自然把读书当作最大的快乐，对线装书产生了浓厚兴趣。父亲除诵读大量的古诗词外，五岁就开始接触四书五经，进小学前，父亲已读完《诗经》《左传》。爷爷还将自己擅长的书法、篆刻教给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亲兴致勃勃地仔细阅读了他能找到的每一本书，实在无书可读时，就读《康熙字典》。这段时间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他都读过好几遍。

童年时代的经历，决定了父亲独特的性格特点。由于家穷，在封建大家庭中没有地位，处处要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从忍让中求得出路。又由于祖父经常失业，为谋生长期漂泊在外，作为长子的父亲，未满十二岁就得“当家”。当家里无米下锅时，为救急，只得咬牙借高利贷；等稍微缓过来，再四处低声下气地设法借利息较低的债来还高利贷（这就是父亲在交代材料中所说的“借低利债还高利贷”），看尽各种脸色，备尝屈辱痛苦。在艰难的生活中，尚未成年的父亲不得不为安排家庭生活而伤透脑筋。他总想以个人的努力，排除困难，解除穷困，尽到长子支撑门户的责任。这使他从小就形成了极强的责任感和个人奋斗的信念。正如父亲在一份交代材料中说的：

既然是“诗礼之家”，生长、教育等等，都得按封建的旧习惯、旧风俗、旧传统安排，讲究的日常生活，繁缛交际礼仪，复杂人情世故，乃至“面子”、“架子”等虚伪无聊的东西，对于我这个身为“长子”，自幼借债还债来支应门户的穷孩子，一方面是许多痛苦的来源，一方面也是个人奋斗，摆脱困境的鞭策力量。……所谓“儒家”的理想，道德方面要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诚、正、修、齐、治、平”的一套，完全是个人努力、个人奋斗的基础。一方面发展成为“科学救国”的自许，另一方面，也发展了所谓“士大夫骨气”的倔强性格。

童年艰难穷困的生活使父亲自幼就形成了敏感细腻的性格，也自小铸就了父亲面对困难，咬牙挺住的倔强个性；更使他下定了凭个人奋斗以求出路的决心。

父亲在《忧谗畏讥——一个诗词的故事》(5)中，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做了生动的描述：

童年时候，过着大家庭中“穷房”子弟的生活；大家庭的许多细故，在记忆上，划下了许多伤痕。因为身体不健康，幼年除了读小说以外，没有什么寻乐的办法。从小说里，得了许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忧谗畏讥”的观念，也就自小占着我情感生活中重要的地位。九岁，第二遍读《红楼梦》时，许多事象都还不能真切领会，但林黛玉的《柳絮词》：

纷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飘泊一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唐多令》）

却赚了我许多伤感，而且，范定了我少年时的情感反应状态。十二岁那一年春天，因为小事，受了一点闲气，先父为了“顾全”，又严切地告诫着，不许声张。晚间在床上回想白天的事，越想越难过。三更过后，悄悄起来，点着小灯，在旧账簿翻过来钉成的日记本最后一页上，写了四句“诗”，多少有点“林妹妹气”：

春风寒雨满西楼，檐溜声残泪未收。

愁杀落花无主宰，唯将玉质委东流。

写过，总算“出了气”，也就睡了。过几天，借了一部《聊斋志异》来，（第一次读《聊斋志异》是八岁时，这是第二或第三遍，已记不清楚。）读到《褚生》一篇中的一首词：

泪眼盈盈对镜台，开奁却见小姑来，低头转侧看弓鞋。强展绿蛾开笑靥，偷将红袖揾香腮，——小心犹恐被人猜。（《浣溪沙》）

一时触起几天前的旧事来，在灯下，忍不住流泪了。先父看见，觉得诧异，过来问我，看了这首词，默然了半天，就换上钉鞋，叫我撑着伞，跟了出去。走到寄父家中，在他家厨房里坐下，细细劝解了我一番，特别把“小心犹恐被人猜”这一句，反复地解说着，叫我从忍受中学习“淡忘”。我在感动中，把那天半夜做的四句诗念给老人家听。老人家皱着眉说：“诗倒不错，太没有福泽；以后最好不要做诗。”

父亲对童年时代的全部回忆中，充满辛酸、痛苦、屈辱，极少童趣和欢乐。但由于天生就极具文人的资质，从小又受到经典文学作品的熏陶，父亲的性格中也有富于幻想浪漫的一面。青年时他曾刻过一方只有筷子头大的印章，一端刻了一个“汉”字，另一端刻了一个象形的“云”字。1936年11月，父亲在他的影集《雪泥鸿印》的扉页上题了这么一段话：“浮邪？沉邪？将为絮邪？将为尘邪？抑将为烂然之云邪？十八年春在桂林题小照旧语，此谜迄今未能解也。”我想，父亲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灿烂的云彩，才将自己的名字和“云”刻在同一方印章上。他羡慕云彩舒卷自如，能屈能伸，无拘无束；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像闲云野鹤一样安闲自在地生活，哪怕客观条件不那么理想。正如《生命新观》脱稿时所写：“闲云野鹤西风紧，已算温馨自在天。”我又想，他也许早就预见到自己的一生将像云彩一样变幻无穷，漂浮不定，命运多舛。但即使这样，他宁可成为高洁的云彩，也决不愿成为无根的柳絮、污浊的尘土。

父亲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当爷爷长期在外漂泊时，作为长兄的他就承担起教育弟弟的责任。我的几个叔叔都非常敬爱、依恋自己的长兄。

二叔在他二十四岁时赠我父亲的生日小照背面深情地写着：“哥哥，有着你，我不孤独。”当时，我爷爷去世不久，尚沉浸在悲痛中的二叔将他的感受凝集在这短短的九个字中。

我四叔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出生不到一岁，父亲就远去天津谋职，直到我十岁父亲才回家。在父亲离乡背井的十年中，我便是在汉哥的爱抚中成长的。我在孩提时他教我唱儿歌，给我讲故事；稍长，他教我背诵诗词，我记得启蒙的第一首词便是岳武穆的《满江红》；我还在小学三年级时，他就启发培养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我秉性倔强，他从未恶语呵斥，总是耐心启迪，循循善诱。”

1996年，年近八十的四叔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还记得，我九岁时，他在武昌念大学，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还买了一本聊斋故事《细柳娘》和一本俄国剧本《安那斯玛》寄给我。书和条幅在抗日战争中都已失落，只记得那首诗是《贺泰弟九龄生日》：

阿弟生九年，阿兄已十九，长弟虽十年，相邻无长幼。

忆我九龄时，长日靡所守，转眼下十龄，犹自一无有。

韶华不我留，瞬将成皓首，好自爱春光，愿祝多长寿。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今我不觉已近八旬，兄长俱亡，思之不胜欷嘘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