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西方文体学研究

西方文体学（stylistics）研究源于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早在公元100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的《论文体》这样讨论文体的论著。传统的修辞学注重文体的劝说功能，从朗吉努斯（Longinus）才开始注重文体的审美趋向。巴利（C.Bally）是现代文体学的创始人，他在1909年所著的《法语文体论》中，为规避传统修辞学的主观直觉式的批评方法，将语言学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运用于文体学研究，奠定了文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5]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Spitzer）被公认为文体学之父。在德国厚重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他将文体学看作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媒介，通过把握文学作品的文体特征，来回溯作者的心路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历史。尔后，西方现代文体学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各种文体学流派的兴盛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为代表的兴起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过程。[6]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西方文体学研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有文体及文体学的概念厘清、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体裁范式研究、个人风格探讨、不同研究的有效方法以及文体学发展的未来走向等。[7]

比较的角度不同，其结果自然千差万别，如吴承学就曾指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8]这种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文学样式及其发展的特色，进而决定了中西方文体学研究范围、研究方式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