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古代索马里

由于索马里历史上长期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考古发掘尚未系统进行，所以有关索马里古代文明的确切材料至今仍很少。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材料，目前主要来自埃及的文献和神庙里的浮雕，以及古代到过索马里的埃及、希腊、罗马、腓尼基、阿拉伯及波斯等旅行家和商人的一些记载。

一 蓬特国

近代以来，在索马里北部的加罗韦、曼代拉和南部的布尔哈卡巴等地先后发现了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从加罗韦发掘出的燧斧、刮刀等石器工具来看，在距今一百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期，索马里半岛就有了人类活动。而从曼代拉、布尔哈卡巴发掘出的刮削器、钝背刀和錾刀等石器工具来看，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期，索马里半岛多处有人类活动。这些原始人三五成群，长期以采集、打猎为生，他们可能是今天南部非洲科伊桑人[1]先民的一部分。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埃塞俄比亚高原库希特人的一支索马里人开始进入索马里半岛。此时索马里人已知道使用金属工具，并饲养牲畜，生产水平高于当地的原始人群——科伊桑人。所以，在索马里人到来以后，岛上的科伊桑人不断受到排挤，有的被同化，有的向赤道以南方向迁移。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索马里人已遍布整个索马里半岛，并在北部沿海地区建立起蓬特（Punt）国。[2]有关蓬特国时期的资料很少。从古埃及的文献和神庙浮雕中可以知道，古埃及人把蓬特称作“神的故乡”和“神奇的香料之国”。在这一时期，埃及与蓬特之间就有商业往来。公元前16世纪后半期至前15世纪初期是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70～前1320年）的鼎盛时期，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公元前1504～前1482年在位）大力促进埃及与蓬特的贸易，派遣了一支由8艘商船组成的贸易船队前往蓬特。贸易船队抵达后，受到蓬特国君（一位很胖的老妇人）和当地居民的欢迎。船队从蓬特带回大批没药、乳香、肉桂、象牙、豹皮、没药树、肉桂树、黄金和白银等，此外还有动物狒狒、长尾猴等。这些有的是蓬特人作为礼品赠送的，有的是埃及人用金属器皿和兵器交换来的。在公元前15世纪，索马里出产的没药和乳香已广泛用于埃及的宫廷和寺院。

蓬特国在古希腊和罗马也已闻名，它们的航海家到蓬特观光过，称蓬特为“香料之国”（“香乡”）。古希腊人还将索马里北部沿海地区取名为“巴巴里阿”（Babaria），今天柏培拉（Berbera）城名实际上保持了“巴巴里阿”这一名字，这说明柏培拉城在上古时代就已存在。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侵占该城时，发现其郊外有一段很长的路上随处可见碎陶片和碎玻璃片，可证明过去柏培拉城的面积比此时要大几倍。在柏培拉城西北方向不远处，有一座古城阿巴斯港废墟，其年代比柏培拉还要久远。[3]蓬特国还同古印度、南阿拉伯、马其顿和腓尼基等有贸易联系和交往。蓬特国输出的主要有香料、象牙和龟壳，还有奴隶和大象。这说明蓬特国已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

到纪元开始前后，根据希腊人编写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记载，索马里沿海地区已有多个城市。这些城市类似古希腊的城邦，没有共同的统治者，由各自的首领治理。到4～6世纪，索马里北部沿海有的城邦如柏培拉、泽拉等，先后臣服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并成为后者对外贸易的窗口。

二 诸素丹国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随着阿拉伯移民一批又一批进入索马里，伊斯兰教也在索马里传播开来。在索马里居民普遍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索马里沿海各城邦和内地一些王国的统治者先后都以素丹自称。这些城邦和王国成为由各自素丹统治的国家，通常称为素丹国。[4]

阿拉伯人从沿海进入索马里是自上古以来就有的现象，但大批进入则是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由于阿拉伯帝国大肆对外扩张，以及王朝更迭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教派冲突，从8世纪开始出现大量阿拉伯人四处外迁的情况。许多阿拉伯人举家或从南阿拉伯，或从波斯湾渡海来到索马里。他们与此前来到索马里的阿拉伯人有显著不同，就是不再只是为了做生意，而是在做生意的同时大力传播伊斯兰教。他们先在沿海地区传教，继而又深入内地传教，其中不少人还同当地人通婚，逐渐形成索马里人和阿拉伯人混合的文化和社会。正由于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到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索马里一些沿海城邦和内地王国的统治者先后都以素丹自称，成为素丹国。这类沿海城邦主要有泽拉（Zeila）、柏培拉（Beraera）、摩加迪沙（Mogadishu）、马尔卡（Marka）[5]和布拉瓦（Brava），内地王国主要有米朱提因（Mijerteyn）、奥比亚（Obbia）、杜巴尔汉特（Dubahante）、瓦尔桑格里（Warsangeli）和格勒迪（Geledi）等。

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建立的素丹国中，最著名的是泽拉、摩加迪沙和米朱提因。泽拉的阿拉伯移民主要来自南阿拉伯地区。到13世纪，泽拉素丹国的管辖区扩大到索马里西北部内地，并为摆脱埃塞俄比亚的控制进行长期斗争。14世纪30年代，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访问过泽拉。根据他的记载和描述，泽拉是个商业城市，城内有大市场，从这里输出的主要有皮革、树胶、酥油、鸵鸟毛、象牙和奴隶，输入的主要有椰枣、布、铁、武器和陶瓷器皿。这里的人皮肤黝黑，饲养的牲畜主要有骆驼和绵羊。伊本·白图泰访问摩加迪沙是1337年，他将摩加迪沙称作繁荣的城市，说该市管辖着附近的内陆地区。当地生产的布匹质地上乘，远销埃及、波斯等。当地人身体强壮，食物丰富，主食往往是油焖米饭，副食有鸡肉、羊肉、鱼和青菜，水果有香蕉、柠檬和芒果等。人们还经常将未成熟的香蕉摘下来，用羊奶或驼奶煮制后食用。[6]15世纪和16世纪，摩加迪沙素丹国实力强大，控制着东非沿海贸易。17世纪初开始衰落，先后受控于阿曼素丹国和桑给巴尔素丹国。米朱提因素丹国始建于索马里东北部内地，后来逐渐扩大到东北部沿海地带，是索马里境内管辖范围最大的素丹国。它除了同邻近的素丹国有交往之外，同半岛以外的一些国家如阿曼素丹国、奥斯曼帝国等也有交往。到西方殖民者侵入前，一直保持着独立地位。

到公元16世纪，索马里境内的素丹国已增至30多个。这些素丹国的统治者，或是阿拉伯化的索马里人，或是索马里化的阿拉伯人。就生产方式而言，这些素丹国基本上是宗法封建制，并保持严重的氏族部落制残余和奴隶占有制残余。诸素丹国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来往和联系，沿海素丹国还是内地素丹国与外界通商的中介。但在政治上，诸素丹国各自为政，时而结盟，时而对立。同时，由于诸素丹国管辖的疆界很不明确，相互间常常为此事争吵，有时甚至酿成武装冲突。正因为这样，一些素丹国遭受外来侵犯时，并不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而是向地区大国求援，结果不得不从属于他国。例如，北部沿海泽拉、柏培拉等素丹国为了同异教的埃塞俄比亚和葡萄牙殖民者做斗争，积极寻求奥斯曼帝国的帮助，结果不得不从属于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又从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埃及。而东部沿海的摩加迪沙、布拉瓦等素丹国为了同葡萄牙殖民者做斗争，起初寻求奥斯曼帝国的帮助，后来又寻求阿曼素丹国的帮助，结果到18世纪中期，东部沿海诸素丹国基本上为阿曼素丹国所控制。19世纪中期，桑给巴尔摆脱阿曼素丹国另成立国家后，东部沿海诸素丹国又归属于桑给巴尔。所有这些，都便利了西方列强对索马里的入侵。

三 古代中索关系

中国人知道索马里，大约始于8世纪盛唐之时。751年，唐人杜环被大食国所俘，随后跟随大食国人西行，遍历西亚和非洲北部许多地方，直到762年回国。他根据见闻写成的《经行记》，对埃及、马格里布和东非沿海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和物产等有所记载。唐人段成式于860年成书的《酉阳杂俎》，则较详细地记载了索马里柏培拉（当时称为拨拔力国）的情况。该书中说：“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这时期中国与索马里之间的贸易基本上是间接贸易，即中国的货物先由中国船只运到东南亚或阿曼，然后再由印度或阿拉伯商船运到索马里。同样，索马里的货物先由印度或阿拉伯商船运到阿曼或东南亚，然后再由中国船只运回中国。当然，有时印度或阿拉伯商人直接把货物由索马里运到中国，又直接把货物由中国运往索马里。

到了宋代，中国与索马里之间除了间接贸易之外，还出现了直接贸易，即中国人直接将货物运到索马里，然后又将索马里的货物运回中国。随着双方贸易的发展，许多中国钱币也流入索马里。[7]1071年和1083年，根据《宋史》《宋会要辑稿》记载，摩加迪沙、布拉瓦等素丹国遣使来华“入贡”，宋神宗“念其绝远”，诏赐白金及其他财物。这是历史上非洲国家最早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由于双方交往增多，中国对索马里的了解也逐渐增多，所以宋人的一些史地著作对索马里的记载也更具体。例如，成书于1225年的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对索马里的风俗习惯是这样记载的：“申理国（即索马里——引者注），人露头跣足，缠布不敢着衫，唯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缠头以别。王居用砖甓甃砌，民屋有葵茆苫盖。日食烧面饼、羊乳、骆驼乳”，“国人死，棺殓毕，欲殡，凡远近亲戚慰问”。书中还记载了索马里处理死鲸的方法，“每岁常有大鱼死，飘近岸，身长十余丈，径高二丈余，国人不食其肉，唯刳取脑髓及眼睛为油，多者至二百余墱，和灰修船舶，或用点灯。民之贫者，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门扇”等。

15世纪上半期是古代中国与索马里友好交往的极盛时期。此时期双方除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还多次遣使互访。1405～1433年，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奉诏率领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其中在1413～1415年、1417～1419年、1421～1422年和1431～1433年先后四次抵达非洲东部海岸，直接访问了木骨都束（摩加迪沙）、不剌哇（布拉瓦）和竹步（朱巴）等地，可能还到达了泽拉和吉布提。郑和的“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长约147米，宽约60米，能载千人，载货千吨，装有指南针。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所到之处，备受人们的瞩目和欢迎。郑和对索马里沿海素丹国的访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索马里的友好关系。据《明史》记载，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416～1423），木骨都束三次遣使到中国，不剌哇九次遣使到中国。竹步也在永乐年间派使臣来过中国。随着中索之间往来的密切，彼此的了解增多，中国文献中对索马里的记载也越来越多。著名的《郑和航海图》记载了索马里沿海城邦及其他东非沿海城邦的地理位置。随同郑和出使西洋的费信撰写的《星槎胜览》一书，也记载了有关东非尤其索马里城邦文化的大量资料，其中对木骨都束、不剌哇和竹步的记载特别详细，如记载了这些城邦的气候、生活和特产等，为中国与索马里之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料。很明显，15世纪前半期中国与索马里的关系已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然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刚出现的这一崭新局面遭到破坏，并被迫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