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良瑶碑》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意义

有关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太多，给人们的印象是宋代以后海路才繁盛起来。幸运的是，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方《杨良瑶神道碑铭》[1]，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唐朝与黑衣大食交往的人所不知的史事。

《杨良瑶碑》发现后不久，就被移存泾阳县博物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1998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世民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方碑刻在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价值，撰写了《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一文，发表在唐史学会主编的《唐史论丛》第7辑上[2]，但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周伟洲先生留意到了这篇文章，在讨论唐朝与南海诸国关系史时，曾经依据张世民的文章，对杨良瑶的事迹进行了简要介绍，见其2002年发表的《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一文[3]和2003年发表在《长安与南海诸国》一书中的部分段落[4]。2005年，张世民先生又发表了《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据拓片录出全部碑文，并对其中丰富的内容一一做了考释，再次强调了杨良瑶下西洋、出使大食的事迹[5]。

2012年，笔者在张世民先生大作的引导下，与张建林先生一起，前往泾阳县博物馆，探访原碑，制作拓本，回来后经过仔细校读，撰成《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奉献给《文史》杂志百辑纪念特刊[6]。有关杨良瑶聘使黑衣大食的一段记载，经过校勘后的《杨良瑶神道碑》文字如下：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效也。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在文章中，笔者参考相关史籍和前人研究成果，对于这段记录做了更加仔细的分析，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唐朝遣使黑衣大食的背景和缘由，是建中四年（783）十月唐朝都城长安发生泾原兵变，兴元元年（784）正月，唐德宗急忙派遣秘书监崔汉衡率杨良瑶等出使吐蕃搬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泚，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但七月叛乱平息，德宗返回长安。吐蕃遣使来索要安西、北庭之地。德宗听从谋臣李泌建议，没有兑现诺言，唐蕃关系破裂。贞元元年（785）四月，唐朝派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实施李泌的联合大食、回鹘、南诏、印度的战略计划，谋求与大食共同对付吐蕃。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大军入寇泾（今镇原）、陇（今陇县）、邠（今彬县）、宁（今宁县）。

（2）由于吐蕃占领河西陇右，杨良瑶使团一行选择海路前往大食。走海路去大食，最佳的出发地点就是广州（南海）。杨良瑶一行到广州的时候，杜佑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正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而杨良瑶选择广州作为出发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了解杜佑的侄子杜环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和他回程所经的海路情况。

（3）杨良瑶出发之前，曾经在南海祭波。这个地点，应当就在广州的南海祠，也就是今天的南海神庙。隋唐两朝都把祭祀南海神列为国家祭祀等级中的“中祀”，是“岳镇海渎”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由地方长官按时祭祀。天宝十年（751），唐朝还进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地位更加重要。这里是杨良瑶下海之前，必定要举行祭祀的地方。

（4）根据古代下西洋所遵循的季风规律，杨良瑶出使往返的时间，用公历来算，应当是785年6月从长安出发，8月到达广州，10月从广州乘船出发，786年4月到达马斯喀特港，5月到达巴格达。在黑衣大食停留数月后，786年9月离开波斯湾，787年5月回到广州，787年7月返抵长安；如果他们在广州逗留时间长一点，则到长安时已是下半年了。

（5）杨良瑶的经行路线，正好和《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所录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吻合。贾耽和杨良瑶同在长安，他在贞元十七年（801）编成的《皇华四达记》，很可能用的是杨良瑶的航海记录。

（6）杨良瑶的出使黑衣大食，大大促进了通过海路的东西文化交流，似乎从贞元初年开始，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兴盛起来[7]。

2013年6月，拙文提交给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但笔者没有到会，文章由会议主办者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的两位学生译成英文，题为“New Evidence on the History of Sino-Arabic Relations：A Study of Yang Liangyao's Embassy to the Abbasid Caliphate”。据说2015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8]，拙文在239～267页，但笔者迄今没有收到。

在此之后，《杨良瑶碑》引起了更广范围内的关注。2013年，张世民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杨良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根据张建林先生提供的拓本，对《杨良瑶碑》做了进一步校释、研究[9]。2014年，萧婷教授用德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曰《785年杨良瑶出使巴格达哈里发：早期中—阿力量联盟的证据？》[10]在笔者文章的基础上，略有阐发，包括对这次出使在中文和中东史料中为何没有明确记载的问题，她认为杨良瑶是秘密出使，所以没有记录，而从相关历史背景和其他文献的信息对证来看，杨良瑶使团应当是被派出去了，而且可能取得了成功。2015年（实际刊出时间要晚），萧婷教授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Yang Liangyao's Mission of 785 to the Caliph of Baghdad：Evidence of an Early Sino-Arabic Power Alliance？”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上发表[11]，内容没有什么改动，影响进一步扩大。

2017年，张世民主编的《杨良瑶与海上丝绸之路——〈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解读》一书出版[12]，他把此前有关《杨良瑶碑》的所有文章收集到一起，包括萧婷教授文章的汉译本，还特别发表了周伟洲先生的新论——《唐〈杨良瑶神道碑〉补考》[13]。周先生对此前关于杨良瑶出身、事功的考证做了补充，至于杨良瑶出使没有记录这一点，他认为杨良瑶当时官品不高，因此他的活动似乎没有重要到需要史官记载下来的程度。他还强调了杨良瑶乘坐的应当是唐朝自己制作的船只，而不是萧婷倾向认为的阿拉伯船；最后对张世民等所用“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的说法提出异议，因为从西汉以来就不断有中国使者进入南海和印度洋，所以不能说杨良瑶是第一个下西洋的使者。

同一年，英国学者Stephen G.Haw发表《占婆的伊斯兰教与虚假历史的伪造》一文，最后提到了萧婷的论文和她引述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并对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提出质疑，他根据中文史料对此重要事件没有任何记载认为这样一个使团是极为反常的，因为在13世纪晚期伊利汗国经海路遣使元朝（据《马可·波罗行纪》）和15世纪早期郑和下西洋之前，没有任何相似的事件发生过。在唐朝，中国船只绝不可能航行到阿拉伯半岛。另外，他认为785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文史料说772年、772年、772年、791年、798年有大食使者到唐朝，以后终唐之世再也没有，所以8世纪最后三十年，唐朝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因此，Haw质疑石碑和碑文的真实性，理由是张世民、荣新江的论文没有认真研究碑文的真实性问题；没有任何清晰的照片发表，无法判定真伪，所以有待考察；石碑发现已三十多年、张世民的论文发表已十八年，中间没有任何人提及这方重要的碑铭，直到荣新江2012年的文章才受到关注，这说明中国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最后，他质疑为什么碑文内容许多细节没有写出，还说碑中没有提到广州。他说即使碑文是真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使团成功完成任务；可能出使是计划了，但没有实施，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何史料没有记载[14]。

笔者认为，这位学者对于中文史料不太熟悉，对于中文碑志的写作方式也不了解，他说8世纪最后三十年唐朝和阿拉伯人没有联系，是对791年和798年大食使者的到来视而不见。他不知道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伪造碑志的风气，而即使在最近20年，伪造墓志比比皆是，但伪造神道碑者很少见。而一方在1984年就被发现而且随即收藏到博物馆的碑石，怎么可能是伪造的？他用多少年中国历史、考古学者没有提到它为理由，这是不知道中国80年代以来出土的碑志数不胜数，而关心中外关系史的人并不多。他完全不懂神道碑的写作规则，其中主要是碑主最辉煌的事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任何细节都要写出，而且神道碑是立在墓前让人看的，所以没有必要隐讳什么。Haw说没提到广州，是因为他不知道“南海”指的就是广州，天宝年间就曾改名“南海郡”。他完全不懂中国文人在写作时喜欢使用不同的名词，甚至古代的名称来指代当时的地点，不需要一一写实。最后，他对碑文清楚的记载视而不见，非得认为使团没有成功，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出发。笔者认为，他这样理解一篇古代碑文，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杨良瑶神道碑》的碑石是立在墓地之上的，人人可见，它不是像萧婷理解的那样埋在墓里的墓志，而是竖立在墓外的丰碑，所以碑文所述事迹必定是具有真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