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育的决策机制

生育决策机制主要是关注影响生育行为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系统化、理论化运行方式。梳理有关文献后，我们可以将生育决策机制分为：成本-效用分析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决策机制；供给-需求分析基础上的生育均衡机制；财富流动分析基础上的家庭收入平滑机制；生命周期理论下家庭风险最小化的生育行为决策机制；人口转变理论的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作用机制；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经济和社会三个自我强化机制。

最早采用成本-效用分析方法研究生育问题的是H.莱宾斯坦，其认为家庭将从子女带来的成本和效用的均衡来决定生育的子女数。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以此为基础，提出从新古典框架解释家庭微观生育行为决策机制，即家庭会在收入、时间、养育成本、知识水平等有限资源和个人偏好约束条件下，通过对比成本与收益的效用最大化来进行生育行为的决策[32]。

伊斯特林（Easterlin）采用供给-需求均衡理论分析生育行为决策。供给主要是指受自然生育率影响的家庭潜在的生育数量，一般家庭自然生育供给是能够满足生育需求的，因而主要从需求端来分析家庭生育数量的决策，即家庭收入、市场商品的价格和孩子价格影响家庭的生育需求，从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来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会改变对孩子的偏好，即从数量偏好转变为质量偏好，家庭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商品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孩子，抚养和教育孩子成本上升降低了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家庭生育决策变化最终导致社会生育水平下降。

考德威尔（J.C.Caldwell）从代际财富流动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平滑下的生育行为决策机制，其认为传统社会缺乏风险抵御机制，在社会的低流动率和传统赡养义务下以家庭为单位的财富流动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损失，如养儿防老观念，成年子女向年老父母财富流动需要大家庭、高生育意愿和高生育率；而现代社会中个人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降低了对家庭内部财富流动的依赖性，随着社会生存成本上升，甚至出现家庭财富逆流动，即年老父母财富流向成年子女，加之育儿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低生育意愿、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水平[33]。在传统社会，家庭净财富主要是从下一代流向上一代；而在现代社会，家庭净财富主要是从上一代流向下一代。这两种不同的代际财富流向形成了不同的家庭生育决策。在家庭生育决策是家庭财富流向的经济理性反应假设下，在净财富向上流动的传统社会，家庭倾向于生育较多的孩子，而在净财富向下流动的现代社会，家庭倾向于生育较少的孩子，家庭净财富流从向上到向下的转变导致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34]。

彭希哲结合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会在风险最小化原则下做出最优的生育决策，即根据不同社会环境下家庭养育子女的风险和成年子女的抗风险能力大小来综合考虑生育的最优数量[35]。如在传统农村社会环境下，家庭会通过更多的子女来分散养育风险；根据家庭对成年子女在抵御年老父母养老风险能力大小的认知来调整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

人口转变理论解释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成本-效用”、“文化-实践”、“结构-行为”、“压力-从众”和“场域-惯习”五种研究范式。其中，“成本-效用”和“结构-行为”可以简单理解为影响生育行为的经济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文化-实践”、“压力-从众”和“场域-惯习”可以简单理解为影响生育行为的文化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转变的动力机制包括社会结构变迁、文化嬗变和技术革新，其中文化嬗变是最为核心的推力[36]。其外在表现为婚姻、家庭、生育的变化，而内在表现为个人价值观的转变，将文化因素视为改变人类婚育行为的内驱力。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下，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安全制度的完善使个人降低了对国家、教会或家庭的依赖性。从文化嬗变来看，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的“无声的革命”体现在崇尚宽容、自由、权利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在此背景下，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受到离婚、同居和同性恋等新模式的冲击，两性关系从传统的女性依附变为趋于平等，强调双方应维持和延续个人独立的生命历程，保持家庭和职业双重角色，一旦这种期望难以实现，婚育就会推迟。从技术革新来看，人员流动的加速、信息传播的发达和避孕方式的便捷直接影响了人们关于性和生育的观念与行为[37]。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三个自我强化机制会导致1.5以下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得到回升。具体而言，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内涵包括：人口学机制把出生人数的下降解释为高生育风险育龄妇女规模的不断减小，属于宏观层面的解释；社会学机制是指现实家庭人口规模减小的趋势会通过社会化降低下一代关于理想家庭规模（ideal family size）的生育意愿；经济学机制认为预期收入能力的下降和渴望消费水平的上升等会约束家庭实际生育行为。后两者都属于微观层面的解释[38]。

总的来说，以上生育决策机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家庭生育行为背后的逻辑并有着一定的解释力，如结合中国的社会发展，利用财富流动生育决策机制可以很好地分析生育率的区域差异，即欠发达地区家庭财富主要是从子女流向父母，对家庭来说，多子女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生育意愿相对较高；而发达地区家庭财富主要是从父母流向子女，多子女意味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分层次来看，宏观层面对生育行为的理论主要关注育龄妇女数量和包括年龄的婚育结构变动等人口要素本身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微观层面影响生育行为的机制可简单分为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可以理解为育儿成本与效用的变化和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文化因素则是代表传统观念的生育惯习在压力-从众机制下和特定场域中的变迁和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