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险发展的阻力

保险本质是一种风险管理模式，中国传统家庭一直也有规避风险的方式，最初的家庭风险管理方式是储蓄和亲属支持，这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习惯。《生老病死的生意》一书中提到，现代保险基于概率论的逻辑，试图让不可控的风险变得可计算、可管理，假定人的寿命或身体的损失可以通过金钱来进行经济补偿。从这方面来看，保险销售不仅是销售一种商品，更像是传播一种理念，一种借助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理念。

理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所以保险遭遇了很多来自文化的抵抗。《道德与市场》一书记录了美国市场发展初期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和人寿保险的理念针锋相对，当时盛行的社会观念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无价之宝，这种看法与人寿保险为生命定价的逻辑相互排斥，人们很难接受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类生命。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愿谈论不幸的事情，认为不吉利，认为凡事要往好处想，不要往坏处想，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那么倒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造就了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尤其关于意外死亡的话题，人们既不想去谈论它，也不愿想到它，突然死亡令人畏惧，这种文化禁忌与人寿保险“对死亡投保”的概念背道而驰，形成了一股文化抗拒力，让人们拒绝选择那些在死后才理赔和受益的产品。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死观里“善始善终”的含义也和人寿保险的逻辑有所不同，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够善终，并不会遭遇意外，这种观念使他们对致命风险选择性关注，对重大风险选择性忽视。“善始”是指衣食无忧地生活到生命终结，“善终”意味着度过圆满的一生后死去。“善始善终”的观念传递了不同代的家庭成员之间抚养和赡养的经济义务，导致很多人对于养老，第一时间考虑的是社会和子孙养老。

《生老病死的生意》一书中提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买保险的人口比例越低，家族宗族的发达也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对外部金融工具依赖性低一些。随着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由村镇到楼层小区，邻里关系不断减弱，很多年轻人结婚后往往离开父母，独自居住，数代同堂的家庭也越来越少见，每个家庭都变成了一个小的“孤岛”，家庭变得相对独立，自己有困难时，很难指望得到邻居或亲戚的支持和帮助，核心家庭现在更多的是要靠自己。人们开始承担越来越高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生病、养老等大额支出更多靠自己。疾病支出之外，人们逐渐意识到死亡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从而接受人寿保险，将它视为一种人身风险管理模式，也逐渐意识到死亡承载的家庭经济责任，购买商业寿险可以从中得到保障，支持其他家人继续生活。由此可见，人们转嫁风险的意识在增强，从最传统的人身管理方式如亲友协助、子女赡养等，慢慢地转为个人储蓄或借助金融工具转移风险，由依赖转为独立。

源于文化理念的影响，具有理财性质的保险在国内更接地气，老一辈很多人将储蓄作为风险管理的首选，现在也是如此。很多人愿意接受购买人寿保险不是为了应对意外事故，而是为了储蓄和投资，把保险当成投资理财产品，淡化和“死”挂钩的寿险属性，因此，人寿保险和理财产品的组合在国内更受欢迎。如果人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很少有人会把人寿保险视为生活的必需品，人寿保险的发展需要坚实的经济增长和人们购买力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购买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适应环境变化，借助保险这个金融工具转移大额医疗风险、给老年的自己存养老金，以此来应对未来生活的变数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