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欢乐之家”的“回眸”
与丈夫离婚后，华顿独自一人侨居巴黎，继续追寻她的文学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救援组织工作，在纽约为战争中的难民募集物资和钱财。战争促发了她对老纽约社会态度的转变和思考：比起混乱无序的战争，老纽约社会的自私、虚伪和冷漠似乎要好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远在异国的华顿对记忆中的老纽约产生了深深的眷恋情愫，遥远的老纽约是不能忘怀的，它寄托了华顿儿时幸福快乐的时光和美好记忆。华顿明白自己不喜欢的是“新”纽约即现代纽约所流行的空虚、浅显、物质至上的生活方式，她依然珍爱的是老纽约的传统情感和价值观，那个小圈子封存了所有属于她的以及她那个阶层的历史记忆。
《天真时代》出版于1920年，被认为是“华顿最优秀的作品，是老纽约社会的缩影”[38]。作家以哀婉的笔调努力再现了老纽约昔日的丰采，为其增添了最后的余晖。小说的标题也表达了作家对纽约的矛盾心态和哀挽之情：作家曾生活的天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老纽约即将被新纽约替代；而老纽约内部却自欺欺人地维护着“天真”和“纯洁”，“将自己保护起来，拒绝经验，不受任何想象的污染，无视在她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39]。梅就是“优雅体面”社会中“纯洁”的典型，她代表了老纽约社会，一个守旧、严厉、像坟墓般冰冷的社会。梅是纽约婚姻市场上最畅销的商品，完全符合上流社会及其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和标准——奢华的装饰品；但这个“完美”女性却让其丈夫纽兰很失望，在蜜月旅行期间，“他妻子为了显示在外国人面前的轻松自如，所谈的话题反而变得越来越生硬狭隘，以致尽管她的风韵令人艳羡，她的谈吐却令人扫兴”[40]。在上流社会，梅不可避免地成了宴会、舞厅等交际场合的装饰品，只有形式而无内涵。婚后的生活更让纽兰大失所望，梅没能成为可与之交流和沟通的精神伴侣。相形之下，埃伦是个有血有肉有头脑的女性，不受上流社会的偏见和规范束缚，坚持自己的意志，而这正是苦闷的纽兰所要寻找的。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立足本土》中曾概括“老纽约”社会：“它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社会阶层，极端保守，人人正襟危坐，不敢妄言，远离丑闻，害怕创新，这里的空气使人窒息，无益于智慧与文化的发展，连仅有的娱乐也变得流于形式。”[41]《天真时代》中的纽约表面上拥有华丽的服饰、喧闹的舞厅和过分讲究的礼仪，实质上只是一个自私冷酷、思想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城市。他们去国外旅游并不是真正想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非常傲慢。当一位法国青年说想到纽约找工作时，纽兰“根本想不出他生活的城市能给一个视高雅谈论为唯一需要的年轻人提供什么赚钱的机会”[42]，梅更是惊讶不已：“在纽约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人们不需要法语教师，他想干什么呢？”[43]老纽约以“体面”为最高原则，他们属于“那些害怕丑闻甚于疾病的人，那些置体面于勇气之上的人”[44]，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人都会遭唾弃。老纽约家族成员严格恪守“体面优雅”的习俗，并以克制为基础：听歌剧不能早到，结束时要尽快离开；订婚和结婚之间隔离的越久越体面；从法国订购的衣服要存放多久穿才合时宜，等等。婚姻的完整更是维持“体面”的重要方面，他们能容忍一个丈夫在外面寻找妓女，但不能容忍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离婚。埃伦从国外回来，因不满丈夫而要求离婚，人们把她当成瘟疫一样远离她，因为她大胆地挑战了上流社会的“体面”，居然敢提出离婚，这是“体面”的社会绝对不允许的。埃伦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宁愿牺牲埃伦一生的幸福，也要保全家族的“优雅体面”。奢华“体面”背后掩藏着精神的空虚：男人没有固定的职业，整日无所事事，徜徉在各种各样的歌剧院和舞会之间，过着奢华空虚的生活。女人们每天忙于筹备舞会，消费丈夫的财产。老纽约社会是“一个由习俗所联系的社会但缺乏内在的一致性”[45]，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其内部出现了多个文化势力及其矛盾冲突。这个看似坚固的实体已经暴露了许多明显的裂痕和冲突，许多成规也面临着瓦解的危机。保守的贵族势力、年轻的纵情享乐的贵族子弟和代表新经济势力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三种文化势力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得老纽约成了一个这些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不断变化的世界，“老纽约风俗小说依靠这种文化差异，把它看作历史变化中不可避免的力量”[46]。这也是华顿的纽约风俗小说和传统风俗小说的差异所在，这是一种细微的、看不到但能感觉到的变化。弗莱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纽兰的大儿子达拉斯与鲍富特的女儿范妮结婚了。
此外，小说延续了《欢乐之家》的主题：个人在以金钱为标准，以“体面”为最高原则的小社会中如何找寻本真的自我与精神的自由。莉莉采取的是不妥协姿态，以至于最后与上流社会痛苦地决裂。而《天真时代》中的主人公比莉莉幸运，他们与社会准则协调退让，最终在平稳中获得自我的实现。
在《天真时代》中，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Newland Archer）身上表现了与莉莉、拉尔夫类似的困惑。如果说，莉莉所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依附于物质财富，莉莉在老纽约社会中犹如一片浮云，没有根基；那么，纽兰的困境就在于他在这个社会里根扎得太深，被他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紧紧地束缚和控制。纽兰是上流社会里年轻一代的成员，在他身上体现了荷兰和英国后裔们寄生生活。当记者温赛特劝纽兰从政或移民来发挥他的才能时，他的回答是：“绅士是不从政的。……移民！好像绅士们还会抛弃自己的家园！”[47]即使他们中有的人以律师为业，这也只是他们维持体面和消遣的方式而已。最初，纽兰遵从纽约所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说教，为这些复杂而有细微差别的礼仪感到骄傲，也曾加入谴责埃伦的行列之中。但纽兰又有与同辈不同之处：喜欢读书，对艺术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常常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个性的软弱和社会环境的合谋把他禁锢在纽约狭窄的社会里”[48]。他面临着情感抉择的困惑：梅和其表姐埃伦。这两位女人完全不同类型，梅外表纯洁、温雅贤淑，是纽约“高雅”文化的最高体现者，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埃伦具有波西米亚气质，特立独行、自信、成熟、生命体验丰富，代表了远离纽约中心的外来文化。梅的“所有这些坦率和天真只不过是人为的产物”[49]。“她的性格特点尽管少得可怜，却都像她的面容那般姣好，因而，她便成了他所熟悉的那些传统和崇尚的守护之神。”[50]“埃伦是有活力的：她既激起了他浪漫的渴望，也促发了他精神的启蒙。”[51]对埃伦的爱让他认识到周围环境的本质面目：虚伪、冷漠、自私，这些东西又构成了他与埃伦之间无形的障碍。纽兰必须有足够的激情和想象力来突破传统习俗，然而他是如此不坚定和脆弱，以至于最终他还是回归到原先的群体当中，按旧有的传统习俗生活，做一个“好公民”。他把埃伦和有关她的记忆封存在自己心中筑起的一座圣坛里。纽兰的愿望和莉莉一样，想超越现实社会，正如他的名字（Newland）所暗示的，想寻找“新大陆”，逃离现属的文化网络。处在现代与传统、情感与理智的困境中，纽兰选择了传统与理智，放弃了埃伦以及对真爱的追求。
埃伦是华顿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她出身如同华顿，但由于父母早亡，从小就被带往法国抚养，在法国巴黎她受到了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艺术熏染，培养了独立的人格、敏锐的洞察力和活跃的思维，能冷静客观地看待周围的社会，这使得她与纽约上流社会的其他女性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埃伦同时表现了三种品质：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对爱与真理的形而上学式的追求，也饱含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与真理本身。”[52]她以特立独行挑战了纽约社会的伦理法典，对上流社会习俗造成威胁，如她的穿着完全不符合社会礼仪，不顾家族的“体面”居住在贫民街区，并与他们交往；当鲍富特破产丑闻传开后，公然驱车前去看望其妻；离婚的举动更是引起了上流社会的轩然大波。所以她被驱逐出纽约既是人们所希望的，也是群体生存所必需的。最终老纽约联合各种力量把她“遣回”了欧洲。在处理与纽兰的关系上，埃伦的决定体现了华顿对老纽约上流社会道德准则的尊敬和作家对逝去的传统的追忆。她与纽兰之间进行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为了维护表妹梅的婚姻幸福，她一直抵挡着激情的诱惑，保持着精神上的高度理性。纽兰提出要与她私奔，“在那儿我们仅仅是两个相爱的人，你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是你生活的全部，其他什么事都无关紧要。”[53]埃伦十分明白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理想的地方，现实中的那个地方“与他们离开的旧世界根本没有区别，仅仅是更狭隘、更肮脏、更乌七八糟而已”[54]。她超越了激情，克服了冲动，坚信“只有在互相远离的时候才互相接近，那时我们才能是我们自己”[55]。埃伦·奥兰斯卡是伊迪丝·华顿最理想化的女主人公，“她的历程类似于华顿自己的经历，成功地逃脱了压抑的纽约价值观并在欧洲开创了文学生活”[56]。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美国作家都感到精神的失落和迷惘，欧洲成了他们精神慰藉的避难所。他们试图在欧洲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欧洲文化价值。和“迷惘的一代”作家一样，华顿决定定居法国，但她并没有遗忘纽约，也没有因此失去与美国的联系。晚年，华顿与来自美国的朋友们只谈论一个主题：老纽约的那些人和那些事。1934年，华顿出版了回忆性的散文集《回眸》，好友亨利·詹姆斯的去世和战争带来的痛苦，使得《回眸》成了华顿精神的避难所——她称之为“秘密花园”。在追溯老纽约的儿时记忆中，华顿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华顿是幸运的，她获得了比她的任何一个主人公都要多的自由空间，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写作上。1913年与丈夫离婚使她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出版稿酬的不断增加使她获得了维持写作状态的经济保障；在巴黎结交的众多作家使她获得了很多支持和帮助。“作家与其女主人公的核心差别在于华顿对生活可能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57]在这个对女性苛求和狭隘的圈子中，她披荆斩棘，以叛逆者的勇气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获得了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