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底层纽约：城市悲歌

第一节 不真实的城市：《新财富危机》

1888年，威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要决定，辞去《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主编一职，举家从波士顿搬迁至纽约，但仍然继续为一些杂志撰稿。离开波士顿的贵族文学圈来到粗俗混乱的纽约文学社会，除了女儿维尼（Winnie）身患重病原因外，作家自身也认识到纽约这个大都市对全国各方面的辐射性影响。“豪威尔斯重新迁移与纽约作为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历史兴起同时发生。”[74]由于他广泛的文学影响力，此次迁移的象征性影响是：文学首都从波士顿迁移至纽约。在南北战争前，波士顿是早期开拓移民的主要聚集地，是美国历史上清教传统的发源地，是全国文化精神重镇。19世纪后半期，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开始转向纽约和芝加哥，纽约逐渐上升为全美第一大城市，正如《新财富危机》 （A Hazard of New Fortune，1890）中的福克森所说：“只有一个城市属于整个国家，那就是纽约。”[75]同时纽约也是美国当时唯一的国际城市。他到纽约第二年创作的《新财富危机》“是纽约的新权威地位的证词”[76]。从作家自身的文学事业发展来说，定居纽约标志着其生活的深刻变化。这位传统的阳光作家原来一直都享受着美国中产阶级普通而快乐的生活，现在发现自己的思想无所归属。纤弱的良心和对人类本能的同情使他痛苦地意识到改造美国生活的各种巨大的新兴力量。他失去了同乡们的平静和快乐，而这正是他艺术和成功的充沛来源。芝加哥干草市场暴乱事件后，几位无政府主义者被吊死的事件对豪威尔斯影响很大。他曾带头签署请愿书，要求改变原判，但无济于事。城市冷酷的现实与积极乐观主义相矛盾，令他很苦恼。在美国，豪威尔斯最先提倡文学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要求文学忠实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因此他受到了来自浪漫主义的联合攻击，成了文坛风暴的中心。19世纪90年代，他的文坛声誉开始下滑，直至最后完全被许多优秀的自然主义作家所取代。

在定居纽约后，“豪威尔斯把这个美国大都市看作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77]。他每天游荡于城市街道，体验喧嚣混乱的城市生活，参观展览会、马戏团和剧院。他徘徊于包厘街（Bowery）、莫特街（Mott Street）、华盛顿广场和意大利餐厅。这是波士顿所不能提供的生活。1900年，在写给詹姆斯的信中，豪威尔斯表达了他对纽约复杂而矛盾的感情，它就像一位女性，“有时候像一位老妇人，但有时候又是粗野的、淘气的，像女人般甜美，在它的空气中，总有一种集权的乐观主义在空中弥漫”[78]。1888年，他写信给坎布里奇的朋友说：“纽约是十分有趣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否驾驭它。我现在51岁，你知道的。这里有许多有趣的年轻画家和作家，并且这个地方气派十足地自由……波士顿似乎属于另一个行星。”[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