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叙事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试图找出叙事作品之下起决定作用的一整套原则。但术语森严且热衷于严格叙事语法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严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在文化理论思潮日益取得突出地位的时代已经显得“陈旧过时”，尤其在80年代跌入低谷，甚至有人断言，叙事学已经死亡。因此把结构主义叙事学用作进一步的研究范式已经面临重重阻碍。

90年代以来，叙事学充分吸纳了文化转向、伦理学转向以来的成果，形成了多种叙事学，出现了叙事学的“复兴”，统称为后经典叙事理论。后经典叙事理论诗学建构与批评实践并重，既注重叙事话语系统建构，也充分重视个体文本解读，已经演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工程。

叙事学从经典叙事学转向后经典叙事理论，这一现象已是学界共识，但对这一转向的源起与理论借鉴语焉不详，因此有必要阐述其转向的理论渊源。本书提出“话语”在从经典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具体论述了“话语”在后经典叙事理论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中的功能、作用和具体体现。

我们把话语看作为叙事理论中的重要因素有两重意义：一是叙事学的“话语”分析工具在后经典叙事理论中仍然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没有这些话语工具，叙事理论的意识形态分析的独特性也体现不出来；二是叙事理论在分析叙事文本的过程中，都贯穿着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它具有约束功能，能够产生话语暴力。“话语”在叙事学的理论阐述中不甚明显却又贯穿始终、不可或缺。

本书中的话语在叙事学意义上使用时称为“叙述话语”，单独使用话语时主要指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如言语禁忌和真理意志等。概括地说，“话语”是一种隐性的权力运作方式，而“叙述话语”指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层面，即表达故事的方式。而只要是公开发表的“叙事话语”就不得不受到隐性的话语运作方式的支配，因此叙述话语也渗透着权力的因素。本书将概念的历史沿革纳入具体语境中，同时注重批评实践，把个案与理论结合起来，说明叙事文本中所蕴含的话语暴力和伦理约束。

我们首先在具体阐述话语概念流变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话语在后经典叙事理论研究中所体现出的约束功能。上编从叙事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文本、叙述者和视角——着手，从比较突出的研究范式如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和文化叙事中，提炼出“文本与话语”“叙述者与话语”及“视角与话语”的关联、功能及两者结合之后所能产生的意义。下编结合好莱坞电影所映射的中国形象问题提出，中国形象背后蕴含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殖民话语；结合黑色幽默小说探讨现代性话语的消解。最后指出，话语在叙事理论研究中无疑体现出批判力量，但过分局限于经典文本中则在政治上显得保守和清静无为。上编偏重理论探讨，下编侧重文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