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第一章 巴赫金的诗学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一 从巴赫金研究到巴赫金诗学研究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思想文化界有巨大的震撼力。近十年来，巴赫金独到的学术术语“对话”、“复调”、“狂欢”、“杂语”、“双声语”等在我国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频频出现，对我国文艺学界、美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来说，巴赫金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然而，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巴赫金？我们对巴赫金的认识是不是终结了？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是歌德的一句名言，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是“说不尽的”，其中也包括巴赫金。他们是“说不尽的”，因为这些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本身是博大精深的，他们的创作和思想具有无比丰富的潜能和底蕴，就像一口深井，我们可从中源源不断地取出清澈的井水。他们是“说不尽的”，也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经历和人生体验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拿巴赫金的话来说，这些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既要和自己的同时代人不断展开对话，也要和自己身后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展开对话，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将永远活在“长远时间里”，并且不断激活人类的思想，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

几十年来，从俄罗斯本土到西方，到我国，对巴赫金都有一个不断发现和不断认识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一切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思想家和作家，总是受到压抑的，他们或者被杀害，或者被流放，或者被驱逐出境。巴赫金的命运也不例外，他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长期被埋没，巴赫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从事学术活动，写下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学术著作。1929年，他的重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出版，同年据说因宣扬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被判刑五年，后被流放，从此，巴赫金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消失了，整整三十多年，苏联的报刊和论著中看不到他的名字。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赫金的名字才开始在学术讨论会上被人提到，他的学术著作也才开始“出土”。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读到了巴赫金20年代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并查到了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期间几经周折，经过巴赫金不断认真修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更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于1963年出版，《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更名为《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于1965年出版。这两本专著的出版成了苏联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奠定了巴赫金在苏联文艺学界的地位，并使得他获得了世界声誉。70—80年代，巴赫金的文集《文学美学问题》、《语言创作美学》、《文学批评论文集》相继出版，20年代用友人姓名出版的专著《弗洛伊德主义批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也重新出版。到了90年代，七卷本的《巴赫金全集》开始出版，研究巴赫金的专著和传记也大大增多，在白俄罗斯甚至出版了一种专门研究巴赫金思想的刊物《对话、狂欢、时空体》。从60年代到90年代，近三十年时间俄罗斯本土对巴赫金的研究已成规模，对巴赫金的认识和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研究者在研究作为文艺学家、语言学家的巴赫金的同时，也开始研究作为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历史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巴赫金，巴赫金的本来面目正丰富多彩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巴赫金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在苏联出版，很快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作迅速在西方传播开来，研究工作也很快展开。据统计，从60年代下半期至1982年，西方各国学者研究巴赫金的著述就有120多种。[1]据俄罗斯学者马赫林统计，1988年至1992年西方出版了40多部研究巴赫金的专著。西方如此对待苏联时期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家，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思，西方学者为什么看中巴赫金呢？撇开难于回避的政治因素，他们主要看中巴赫金思想的独创性、丰富性和多面性，看中他对人类生存方式、人类思维方式、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刻见解，他们被巴赫金的对话思想，被巴赫金对欧洲文化的精深研究震撼了。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对巴赫金的接受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有人看中他的对话思想，有人看中他的文化理论，有人关注他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有人关注他的语言学符号学思想。正如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著的专著《米哈伊尔·巴赫金》（1984）所指出的：“西方不同的派别如新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分别把巴赫金引为同调，这不足为奇。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2]应当看到，西方对巴赫金的接受是同西方多元化的文化语境相联系的，他们对巴赫金的发现和认识也正经历着一种复杂的过程。西方学者中难得有人全面把握巴赫金，然而他们在某个方面深入的研究却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比起俄罗斯本土和西方，我国对巴赫金的认识和研究却要晚得多。巴赫金的两本专著虽然在60年代中期已在苏联出版，但限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整个60—70年代，我们竟然对巴赫金一无所知。直到80年代，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国外各种思潮的涌入，我们才开始认识巴赫金。1982年，夏仲翼在《世界文学》第4期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时，介绍了巴赫金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译了该书第一章。1983年，钱中文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做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的报告。198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出版。从此，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和文艺界开始有更多的人了解和研究巴赫金和他的理论。到了90年代，国内的巴赫金介绍和研究可谓进入高潮，其标志是三件大事：一是有关巴赫金研究的博士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如张杰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等；二是有关巴赫金的研讨会先后召开，其中有1993年的“巴赫金研究：西方与中国”研讨会，1995年纪念巴赫金诞辰100周年小型座谈会，1998年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三是1998年钱中文主编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国内的巴赫金介绍和研究比起俄罗斯和西方来起步虽然要晚一些，但80—90年代以来进展相当快。从对巴赫金的认识来看，文艺界和学术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一阶段，最早是关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并就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展开讨论，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复调小说所引起的作家艺术思维和叙述方式的变化，而对复调理论的实质则缺乏深入的了解，有些作家甚至把复调简单理解成情节的双线索。第二阶段关注的是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巴赫金多元的文化理论，尤其感兴趣的是运用巴赫金狂欢化文化理论来阐明我国转型期的文化现象。第三阶段关注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体悟到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的背后是巴赫金毕生追寻并为之付出重大代价的对话精神，认识到不理解对话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复调和狂欢。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也是对话。对话精神正是巴赫金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根基，也是巴赫金思想最有魅力和最有震撼力的精华所在。

抓住了对话，我们总算从整体上掌握了巴赫金思想的核心，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对巴赫金有了全面深入的把握，因为巴赫金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符号学和文艺学、美学各个领域，我们还必须从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发现巴赫金和认识巴赫金。如果从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我更关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目前我们仅仅是分别研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等，实际上还很难窥见巴赫金诗学的全豹，很难了解巴赫金诗学的全部内容和内在体系。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问题，在我看来，这部专著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是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的。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的就有社会学诗学、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当然还应当包括文化诗学。有别于其他文艺学家的诗学研究，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总体性的诗学研究，他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一的诗学，而是在各种诗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对诗学进行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把握这一特征对于研究巴赫金诗学是至关重要的。

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我为什么要先从文化诗学入手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文化诗学是巴赫金诗学研究的核心，在巴赫金诗学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和最突出的地位。

巴赫金在考虑文艺学和诗学建设时，始终认为文艺学和诗学的严重缺陷是没有同文化史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无法从文化的角度深刻了解文学现象，深入阐明创作的本质。巴赫金在一生中花了最长的时间，下了最大的功夫研究欧洲民间狂欢化文化同作家创作的内在联系，他的两部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其重要贡献就在于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内在联系，拉伯雷怪诞的现实主义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同类似的研究相比，由于视角的独特和材料的扎实，巴赫金这两本专著真正揭示了这两位大家的创作之谜，把对这两位大家的研究推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对欧洲文化发展的线索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

第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在20世纪世界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和独特的地位。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卢卡契、葛兰西开始就走向文化哲学的美学，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本雅明的文化生产思想和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都属同样的潮流。从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社会批判走向文化批判，他们着重从文化角度来把握社会整体，并用它来分析精神文化现象，这就结束了从60年代开始的由结构主义诗学发动的“语言学转向”，使美学研究向历史文化转轨。其中的代表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美学、杰姆逊的文化阐释美学等。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中，就认为文学批评家必须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的产物，才有可能认识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本质。杰姆逊也自称是“文化批评家”。如果拿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同西方当代的文化研究作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不少共同之处，它们都突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但我们也发现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它更少一些外在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更多一些历史感，它强调从文化史角度来阐释作家作品，同时也更注重具体文本的分析。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文化诗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第三，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反映了20世纪诗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

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文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是以社会历史研究为特色，那么20世纪文论从一开始就从社会历史转向作品文本，其间经历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经历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世间万事总是物极必反，到了20世纪末期，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文论又回到了历史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批判又成了时髦，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论研究从内部研究又回到了外部研究。而这个历程在巴赫金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所从事的文化诗学研究中早已完成了。

现在有人认为倡导文化诗学研究，似乎是使文论研究又从内部研究回到了外部研究。这种看法是很难令人同意的。就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而言，它既是一种外部研究，也是一种内部研究，而且是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有机统一。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重点研究的是作为体裁形式的复调小说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研究；同时，巴赫金又深入揭示这种复调小说体裁产生的文化历史根源，它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内在联系，这又是所谓的外部研究。在巴赫金那里，文化诗学研究是同体裁诗学研究、历史诗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既有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又有客观的历史文化分析，这种文化诗学研究可以说是反映了20世纪诗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是很值得我们细细揣摸的。

本书是研究巴赫金文化诗学的一次尝试，全书的研究是循着以下思路进行的：

第一，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一种总体诗学研究，应当在巴赫金诗学研究的大语境中来研究文化诗学，关注文化诗学同其他诗学的内在联系。

第二，重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实证研究，具体看看巴赫金是如何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拉伯雷小说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内在联系的，并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揭示巴赫金文化诗学丰富的、多层面的理论蕴含。

第三，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同俄罗斯诗学传统有密切联系，要揭示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民族特色和研究方法的优势，并阐明巴赫金文化诗学在世界文化诗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贡献。

第四，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思想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当代文化和文学有很大的影响，要十分关注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和对我国文艺学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