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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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题价值与意义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但有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和史料汇编,亦有不少针对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著作。具体到清代诗文理论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另一方面亦存在明显不足。不足主要表现在已有研究大都着眼于“主流诗学”,而“非主流诗学”乃至地域性的诗学却常处于被边缘化或被遮蔽状态,譬如云南古代诗学,就关注者寥寥。“从总体上看,云南古代文论被人们忽略了,或者说,它尚未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73]当前的情况下,要将清代文论研究推向前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对从前较被忽视了的“非主流诗学”或地域性诗学予以格外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相信这样的研究,对于清代诗文理论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文论的研究,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清代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时期,在儒学兴起、科举普及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批汉文化修养较高的知识阶层,其著述无论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著述水平上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逐步形成了比较繁荣的局面。以上几节考察了云南古代诗学在批评史著作及当代学者、学人的研究,大致勾勒出其整体风貌。清代云南诗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就像袁嘉谷所说:

夫所谓滇之文派者何耶?积理深,禀气厚,修学富;阅历宏而达,音节谐而畅,义法严而明、而正。不必不相师,而性灵自发;不必不抚古,而真我自铸。而不见夫滇池乎:汪汪然,浩浩然。荇藻交清,疑其浅也,绠而测之,几不知几寻尺矣!从流而下,沛莫之御;洄溯西郭,则势又若倒流矣。汇金、银汁、盘龙、宝象诸河之流,揽从陋、太华、金马、碧鸡诸山之胜。旱不涸,霪不潦,渔焉、航焉者不险不阻。虽雄不若东海,阔不若洞庭,秀不若西子湖,不能不称为宇内之一奇。适成为滇之水,适肖乎滇之文。[74]

袁氏本论滇文,但究其实质,滇之文论与诗学亦差可比拟。

我们知道,比较有分量的云南诗文论著出现在清代,而清代学术思潮虽在钱穆所云理学之演变环节,但清代朴学的确不同于宋明理学是无疑的,清代云南的诗歌批评家们,显然亦置身于这一学术场域。“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75]由是观之,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云南文学理论表现出独立的创造与思辨色彩,除了地理环境带来的沟通障碍因素之外,显然就与整个清代的学术背景及中国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和社会变动密不可分。这在云南相关的论述中可以约略见出。

时论尊汉魏,学六朝,廷中终以古人言情太直太浅未若后人之曲之深。又谓韩苏皆以文为诗,短于言情,刚而不柔,非诗之正格。(缪尔纾《严廷中传》)

书凡百卷,可称诗海。学诗而不沉潜游泳于其中,必为后世声律所困,习气所拘,徒驰骋乎末流,终身无出人头地之日。然古人文章,皆有为而作,乐府创始,各有来历。学者沿流溯源,得其意旨之所在,于是讽而诵之,以审其音节;摇而曳之,以会其神理。观其叙事,而知用笔之法;观其写景,而知换笔之妙。观拟者之异同,而悟参变之术;观创者之美恶,而悟制奇之方。然后酌古准今,可拟旧,可制新,并可借旧题以写新事。(许印芳《诗法萃编》)

大约朴厚之衰必为平实,而矫以刻划,迨刻划流于雕琢琐碎,则又返而追朴厚。雄浑之弊必入廓肤,而矫以清真,及清真流于浅滑俚率,则又返而主雄浑。典丽之降必饾饤,则矫以新灵,久之新灵流于空疏孤陋,则又返而趋典丽。势本相因,理无偏废。……善为诗者,上下古今取长弃短,吸神髓而遗皮毛,融贯众妙出以变化,别铸真我以求集诗之大成,无执成见为爱憎,岂不伟哉。(朱庭珍《筱园诗话》)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云南诗文理论晚出,其“登高望远”之势使之更有机会站在时间的纵深处,游历过历代文学艺术的长河,在漫溯中回望,在回望中反思,在反思中构建自己的审美理想,在历代文学艺术的风起云涌与兴衰变化中,变换、升级甚至建构或重构属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世界。总体上讲,无论文学艺术本身是萧条还是繁荣,文学理论、识见议论则日益精进,这也正源于诗道与其他学问门类一样,积累越久而越精深,自然会后胜于前。

我们先通过当代论者的观点来看论题的价值意义。

《筱园诗话》是清代最后一部理论价值较高的诗学著作,作者赋予了“积理养气”说的“理”与“气”以新的内涵,提出了“真气说”,由此从“诗贵有我”又“须无我”而标举“真我”,指出“真我”不是“自身份”,而应是具人类之心、表现人性之美的“上下古今,神而明之,众美兼备”。作者又以宏观诗史的目光,列“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为历代诗人之“家数”,此种具有审美判断的命题,优于清代已有的多种品评法,为后人沿用。……尚可以说,它是自《六一诗话》始的诗话史上,最后一部最具理论价值的诗话,其中提出的“真气”“真我”“真意”“真诗”学说,以及对诗人的分级评价,承传前人之说更有新的发挥,对于当今的诗歌理论建设,有一定的启迪意义。[76]

朱筱园以宏观诗史的目光,创造性地提出一些诸如“真气”“真我”“真意”“真诗”“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等具有审美判断的命题,陈良运先生对《筱园诗话》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它是自《六一诗话》始的诗话史上,最后一部最具理论价值的诗话”,这判断无疑是符合事实的。

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所论述的几个问题,诸如创作诗格、诗法问题、诗人性情、学养问题、主客观结合问题、批评原则和标准问题、崇尚真实自然风格的问题、诗风变迁问题等,都是中国诗歌批评史上极为重要又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很多人都谈论过,但多是散见于诗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理论深度与系统性并不足称道。然而朱庭珍的诗学理论,建立在对中国古典诗学整体把握基础上,能够辩证地看待传统的诗学问题,参悟前代诗学与当代诗学,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其宏观诗学的眼光,从而使其论述颇具近代意义。对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进行了富于思辨性的探讨,极具理论深度。研究他的诗学理论,对于了解清代云南诗学的发展状况、理论水平、研究深度等不无意义;此外,也有利于我们考察清代以来特别是作为总结晚清诗坛的文论发展,认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许印芳、方玉润的诗歌理论价值也不容忽视。

许印芳诗歌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吸取了传统理论的精华,批判了前人理论中的一些谬误。对一些重要的诗歌理论问题,有不少精到的阐发和创见。因此,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的一些见解,常为学人们所征引。[77]

许印芳对诗格、诗法的探讨,对真实、兴会问题的分析的确较有特色,亦不乏独立思考的见解,倘谈及对具体问题研究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恐怕还得让位于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似乎不在乎文本层面的鲜活生动、清新活泼的幻象世界,而是试图通过“原诗人之始意”来阐释《诗经》中所蕴含的儒家经义和诗学思想。诗人之始意存不存在暂且不论,方氏欲图由文本通道从接受主体到达创作主体,却也能建立在“主体间性”或“共在”这一现代学术话语之上。“从仁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由‘恻隐’来做说明。……他人对我的显现在这里成为存在论的关系,我与他人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而不是漠不相关的。”[78]

不难发现,在“清代云南诗学”这一大论题之下,相关的个案研究显然仅属于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一枚枚果实,或者说,对个别诗论的研究,仅仅相当于一个长链条的其中一环,对单人、单篇诗论的评价是构成清代云南诗学价值判断的基本元素,但终究无法就此对清代云南诗学下综合的价值判断。倘想一探全貌,必须进行系统、综合、深入的探讨,清代云南诗学全貌也才可能全方位地呈现给我们,从而对之做出全面综合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本论题想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试图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与比较分散的研究资料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挑出清代云南诗学中一些突出的又比较集中的问题,点面结合,以基本的诗学文本为基础进行探究归纳,以期揭示出清代云南诗学的特征和重要诗学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清代云南诗学的生成土壤、诗学观、审美创造、批评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代云南诗学仅仅是这几个问题,正如上文所云,只是这几个问题比较突出、比较集中地含蕴着其诗学规律,也是其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几个问题。

生成土壤是清代云南诗学发生的前提,它是文学艺术理论生存发展的大背景;这里诗学观即诗的本质,是其他论题的客观基础,或者说其他几个论题以此为基点,弄清楚这一点,才能保证其他论述沿着正确的方向平稳运行;当然,审美创造是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实践活动,也是文学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涉及审美情感、审美想象、主体修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另外就是批评的标准,这显然是一个比较难缠的论题,不同时代、不同修养的人、不同诗学观的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体来讲,可将其概括为两种:审美批评和道德批评。本书对清代云南诗歌批评论的考察,也主要是从道德批评和审美批评这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区域性文学理论的存在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和地位,它根植于该地域的文化与文学土壤中,为该地区的文学发展服务。云南古典诗学是清代的产物,在与主流文化与文学观念的碰撞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总体而言,清代云南文学理论有一定规模,也有着不应忽视的理论价值,其中一些特出的论著,置诸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中,也称得上是富有特色的佳作。“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它理当在后者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迄今它的被忽略,确属一个疏漏。深入发掘、整理、研究它,展现它的固有风貌并给予恰切的评价,不仅对于认识它本身,而且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都将是很有意义的。”[79]

基于这些考虑,以下我们将会从清代云南诗学的生成土壤或存在生态入手。如此,不但可以让我们见其自身独特的存在样态,还可以弥补现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某些阙如,增进对传统儒家文论的认识,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新的资源、新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