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云南诗学研究综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清代云南诗学渐渐受到学界关注，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论著迭出，推断中肯。以下为其观点概略。
一 批评史著作中的云南诗学
纵观种类众多、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类著作，古代中原汉民族的主流文论话语被反复言说，而对于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都处于边缘的云南文学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却付诸阙如，近年来，才渐渐为人所关注，虽然为数不多，但对清代云南诗学却意义重大，至少这意味着清代云南诗学开始走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一）《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
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运熙、顾易生主编，黄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其中给予云南诗文理论一定篇幅，设方玉润、朱庭珍一节，介绍两者并对其批评态度、批评方法、识见、勇气等予以相当评价。
方玉润论《诗》的另一特色是强调读者当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开动联想的机器，展开想象的翅膀，与阅读对象（作品）进行思想交流，以进行新的创造。《诗经原始凡例》第一则即指出，读诗在“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上窥古人义旨所在”的基础上，“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然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凭藉这种默会贯通，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意境。他对《芣苢》一诗的批评就典型地贯彻了这一主张……方玉润认为，此诗为读者留有广阔的想象余地，若读者涵咏此诗，与作者之心思默会贯通，就必然对这首诗的意境有所领悟。他说：
“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则可与论是诗之旨矣。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焉。”
这段论述，不仅在《诗经》研究史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意义。它不是司空见惯的由读者感悟而作点睛式的品评，而是对读者与作品主客观交融后产生的一种新意境的阐释，这种文学批评对原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开拓和升华。而方氏所用的文笔又是那么生动、优美和富有诗味，故这段批评本身也可谓是“千古绝唱”了。[3]
这里，方氏的批评无疑有着某种现代意味，显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著者给予积极认可与高度评价。除了“对读者与作品主客观交融后产生的一种新意境的阐释”之外，方氏这段文字透露出的另一重要思想也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对虚、实问题的讨论。他认为《芣苢》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按之，兴会索然矣”。可见，无论对于诗作者或者内容，方氏并不太重视证实，似乎也无意通过考证作者生平来读解作品，而是通过想象活动，与作者心意“默会贯通”，设身处地、同情式地“涵咏”诗意。这似与他“原诗人之始意”的宗旨相违背，因为，绕开诗人本身去追究诗人作诗之本意，理论上讲并不太恰当，而实际上，对诸如《芣苢》之类作品而言，适时的“默会贯通”与“涵咏”，恰恰更能贴近诗之本来面目。尽管如此，其读解标准也明显地表现出游弋性，即是说，“无法指实作者时，就不必硬要去找。反之，倘若他觉得能找时，他也不会放弃拉一位作者来亮相的机会”。[4]可见，一面是“佳诗不必尽皆征实”的审美标准，一面是“原诗人之始意”的学术自觉，游弋于作品与作者之间，方玉润之夹缠正在于此。但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而言，他对虚、实问题的探讨显然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这也是清代云南诗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批评的声音依然存在。
不过，必须指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尽管在摆脱《序》、《传》的桎梏，用文学、心理学的眼光批评《诗经》的道路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比之晚明孙明、孙矿、锺惺等人的评点更为系统、严谨、详密，但他的经学思想还是相当浓重，很难完全摆脱旧传统的沉重束缚。在《诗经》研究史上，真正“认真把它当文艺看”（闻一多《匡斋尺牍》之六），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了。[5]
这与蓝华增先生对方氏的评论似有交集：“总之，《诗经原始》瑜瑕互见，成败均甚突出，并不像他所自评的‘以为二千余年说《诗》疑案，至是乃可以息喙而无争耳’。”[6]尽管如此，在经学笼罩下的有清一代，而能有如此眼光、识见与勇气，也的确难能可贵，作为滇云批评家的方氏，尤为难得。
黄霖先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亦给予朱庭珍《筱园诗话》相当笔墨。朱氏对历代诗话曾做过系统钻研，在批判继承前人诗论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融会众妙，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他的诗论特点就是观点较全面和平允，多折中、辩证之见。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歌的特质，他认为当是言志与缘情的结合，情志与声辞相统一，其灵魂在于真。（二）关于诗人的条件，他认为当才、学、识三者并重，而识为先。（三）关于论诗的标准，他并不偏执一端，‘自然’、‘超妙’、‘温柔敦厚’、‘中’、‘有我而无我’等都是他标举的诗歌极诣，多角度地表述了他的美学理想。”[7]黄氏所论可谓的评，也道出了朱氏文论的重要特征，也正因为朱氏生活在道光辛丑（1841）至光绪癸卯（1903）之间，其近代性亦表明了他可以统观中国古典诗学全貌、考察其得失，得出相对而言更靠近诗学规律的认识，所以也更“全面和平允”“辩证”。至于说“多折中”，恐怕得依据《筱园诗话》的诗学思想详加考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他关于“中”的论述来分析。
孔子曰：“过犹不及。”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尚书》亦曰：“允执厥中。”释氏炼妙明心，归于一乘妙法；道家九转功成，内结圣胎，同是一“中”字至理，盖超凡入圣，自有此神化境界。诗家造诣，何独不然！人力既尽，天工合符，所作之诗，自然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从心所欲，纵笔所之，无不水到渠成，若天造地设，一定而不可易矣。此方是得心应手之技，故出人意外者，仍在人意中也。若夫不及者，固不足道，即过者，其病亦历历可指。是以太奇则凡，太巧则纤，太刻则拙，太新则庸，太浓则俗，太切则卑，太清则薄，太深则晦，太高则枯，太厚则滞，太雄则粗，太快则剽，太放则冗，太收则蹙，皆诗家大病也，学者不可不知。必造到适中之境，恰好地步，始无遗憾也。（朱庭珍《筱园诗话》）
先来说“中”。张国庆先生通过“执两用中”考察“中”的含义，认为：“‘中’是‘正确’之意，那么‘中’也便是‘两’端间的正确之点。既是正确之点，就不必是‘两’端间的正中央之点或某一固定之点，依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和变化，它在两端间的位置是变化着的、移动着的。此种情况下，它可能在两端间的正中央处，如孔子所主张的不退不进、亦进亦退的正确处世态度，就可说是处于‘退’与‘兼人’两端间的正中央处（《论语·先进》）。彼种情况下，他又可能极大地偏向两端中的某一端，如‘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在善与不善两端之间，‘中’显然靠向一端而远离另一端。”[8]也就是说，“中”乃一动点，在两个端点之间移动，其具体位置的决定因素就是“正确”，在此，“正确”是和朱氏“必造到适中之境，恰好地步”中所云“适中”与“恰好”意义相通。显然，朱氏亦是在对历代诗歌盛衰变化细致考察基础上，标举“适中”这一诗家极境，由此而来的十四个“太”字，也恰恰道出了诗歌美学的一般规律。即便如此，要达到他所说的“恰好地步”“天造地设”“超凡入圣”的“神化境界”，却并非易事，故此，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解决方法：“大约朴厚之衰，必为平实，而矫以刻划；迨刻划流于雕琢琐碎，则又返而追朴厚。雄浑之弊，必入廓肤，而矫以清真；及清真流于浅滑俚率，则又返而主雄浑。典丽之降，必至饾饤，则矫以新灵；久之新灵流于空疏孤陋，则又返而趋典丽。”[9]如此看来，朱氏确实“折中”[10]众说，虽未能摆脱循环论的嫌疑，“但在理论上标举‘适中’，对于矫正偏颇，追求和谐，还是有意义的”。[11]
朱氏这种“后设式”的诗学理论和“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认知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思维模式上却似乎有互逆之处。遍览其诗话，朱氏求“中”，“中”而有“化”[12]，化而有境，并不具备本体论的意义，而是诗歌创作中的工具化技巧，也是诗人“成家”的前提之一。
清代滇地诗话多不涉佛经，朱筱园算是援引佛语稍多的一个。其求“中道”不落两边的思维架构与《坛经》最后一品“付嘱”颇有相通处：“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13]虽然两者“中道”胜义各有不同。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给出的评价简言之即为《筱园诗话》渗透着艺术辩证法的思想，颇能道中诗歌创作的奥秘，论述的范围相当广泛，从诗歌本质到具体技法几乎都一一论及。作者似乎有对前人诗论做一总结的意图，但由于才力时代所限，未能达到圆满的境地，不少观点也只是承袭前说。不过，从总体来看，它不失为一部有分量的诗话，值得我们重视。
（二）《中国诗学批评史》
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陈良运先生的《中国诗学批评史》，主要就两个方面来谈朱庭珍的《筱园诗话》：一个是“作诗之人”；另一个是审美创造。
关于“作诗之人”，陈良运先生认为朱庭珍受宋诗派影响，认为诗人重在“积理养气”的“根柢”修养[14]。在此基础上，朱庭珍进一步按创作实绩把诗人分为“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四种类型。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鱼龙百变，风雨纷飞；又如昆仑之山，黄金布地，玉楼插空，洞天仙都，弹指即现。其中无美不备，无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盖才学识俱造至极，故能变化莫测，无所不有，孟子所谓“大而化，圣而神”之境诣也。
大名家如五岳五湖，虽不及大家之千门万户，变化从心；而天分学力，两到至高之诣，气象力量，能俯视一代，涵盖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耳。
名家如长江、大河、匡庐、雁荡，各有独至之诣，其规格壁垒，迥不犹人，成坚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罗万长，兼有众妙，故又次之。
小家则如一丘一壑之胜地，其山水风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悦目；特气象规模，不过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观，及重岭迭嶂，千崖万壑，令人游不尽而探不穷也；然其结撰之奇，林泉之丽，尽可擅一方名胜，故亦能自立，成就家数也。（朱庭珍《筱园诗话》）
家数之别，中国古代文论早已有之。如，以“才”言，钟嵘《诗品》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说。《诗品》上溯各家源流，并分上、中、下三品，然后编进人伦秩序，以辨优劣。在方法言，与朱氏以自然界之高妙大小，兼诗人才、学、识之造诣深浅区分诗家家数，异曲同工。
本体意义上，“大家”、“大名”家是“黑暗的黑暗，阳光的阳光”[15]。
此外，他还将历代各家加以列举，除对“不止冠一时一代”的“大家”给予至高评价，对“小家”也多有肯定。于生发意义，他似乎更重视独创性，不屑于“专学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并无本色，以及杂仿前贤各家，孰学孰似不能稍加变化者”。之所以有机会总结历代诗歌创作规律并不乏创见，还因朱氏偏居滇南一隅，“与内地直接的联系交流不多，《筱园诗话》中有很多独立思考而得的创见”[16]。说《筱园诗话》“有很多独立思考而得的创见”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考察朱庭珍生平，发现他到中原的游历以及与中原诗家之交游联系却还是不少。[17]
关于审美创造，陈良运先生对《筱园诗话》做了重点分析，并给予较高评价[18]。总体看来，主要是认为朱氏论诗，虽然“学与悟”的话语系统并不一致，但理论上多处与严羽诗论自觉对接，如其理论基点“积理养气”和严羽的“兴趣”“妙悟”“读书”“穷理”等概念，其本质实有诸多交叠之处，尤其关于情景虚实、有我无我、有法无法等的论述，颇多精彩之笔，比如关于情景虚实的论述云：
夫律诗千态百变，诚不外情景、虚实二端，然在大作手则一以贯之，无情景虚实之可执也。写景，或情在景中，或情在言外。写情，或情中有景，或景从情生，断未有无情之景，无景之情也。又或不必言情而情更深，不必写景而景毕现，相生相融，化成一片。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如镜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泼玲珑。其兴象精微之妙，在人神契，何可执形迹分乎？至虚实尤无一定。实者运之以神，破空飞行，则死者活，而举重若轻，笔笔超灵，自无实之非虚矣。（朱庭珍《筱园诗话》）
事实上，关于情景的论述已是老生常谈，很难出新意。朱庭珍的情即景、景即情以及上文所论“情在景中”“情在言外”或者“情中有景”“景从情生”等，显然并未脱离中国古典诗学情景说的藩篱，其稍后的王国维“一切景语皆情语”可谓与其一脉相承。
由于凭借的理论资源有限，朱氏论情景两端，新意不多，入手多从法，高妙多从悟，也是不得已，倒是情景与律诗形式美的结合反而见其匠心。不过，陈先生认为，朱庭珍把“神”引入诗论之中，见解也“不失一分精彩”[19]“神”这一概念的引入确是自出心裁。这里的“神”，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灌注了作者性情的诗的内在生命与灵魂，如此为诗，方能达到“超妙天成”。“超妙天成”，可解读为：“诗之妙谛，在不即不离，若远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间。即严沧浪所谓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会，难以迹求，司空图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也’。盖兴象玲珑，意趣活泼，寄托深远，风韵泠然，故能高踞题巅，不落蹊径，超超玄著，耿耿元精，独探真际于个中，遥流清音于弦外，空诸所有，妙合天籁。”（朱庭珍《筱园诗话》）此境界，如画家之“神品”“逸品”，乃是“神来之候，其著想立意，用笔运法，无不高妙”。（朱庭珍《筱园诗话》）而这显然又和诗的“有我”“无我”联系起来，也和他标举诗的独创性密切相关。其他精彩之笔甚多，留待下文详述。
在清代大量诗话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论诗的审美创造比较系统的，要数朱庭珍的《筱园诗话》。这部诗话的理论价值，庶几可与叶燮的《原诗》相并列”。[20]陈良运先生给予《筱园诗话》相当高的评价，而考察朱氏的诗学体系，这种评价显然是较为恰切的。
（三）《清诗话续编》
从辑录诗话文本本身来讲，对清代云南诗学的关注，出版较早的著作就是郭绍虞先生所编选，富寿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清诗话续编》。该书搜罗甚广，其中收入了滇人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和朱庭珍《筱园诗话》。在序言中，郭先生提及《筱园诗话》，并将之与贺贻孙《诗筏》、吴乔《围炉诗话》等相提并论，认为其“颇有真知灼见，足资参考”[21]。郭先生是较早关注清代云南诗学中这两种诗话的学者，《筱园诗话》亦可谓《清诗话续编》的压卷之选，一方面可能是因其晚出，另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其独特的诗学价值。此评价显然比较含蓄，但“真知灼见”本身也可以见出其独特价值所在，实际上，也正因郭先生的搜罗之功，这两部诗话尤其《筱园诗话》才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者也与日俱增，沉寂已久的清代云南诗学也才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综观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黄霖著《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陈良运先生《中国诗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所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我们发现，研究者所关注的有方玉润《诗经原始》、朱庭珍《筱园诗话》、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其中，交集即为《筱园诗话》。《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和《中国诗学批评史》就其一些重要诗学问题加以探究分析，《清诗话续编》则将诗话本身录入其中。这使得清代云南比较有分量的诗话著作得以置诸当下诗学研究，从而为清代云南诗学全面走进研究者的视野创造了某种可能，也为系统开展云南古代文论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 当代云南学者及其他学人的研究
上文谈到，《清诗话续编》搜罗之功使得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和朱庭珍《筱园诗话》日益受到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后者。随着张国庆先生《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出版，我们才得以一览滇云诗文论著之大略。
比较集中的、与论题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见于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国庆先生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以及同年《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张国庆先生发表的《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概览》一文。二者对云南古代文论做了全景式的概览。另外，张文勋先生文集里也有关于许印芳的专著及论文。[22]而从对云南文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成果有：《明代云南文学研究》（孙秋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张福三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章“诗歌理论”）；《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蓝华增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此外，尚有张文勋先生主编、1992年出版的《滇文化与民族审美》第十二章“汉文化浸润的滇云文学理论”。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云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情况均有一定程度的分析，对云南古代文论产生的渊源、原因、影响及其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为本论题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来源，可资从整体上了解、把握清代云南古代文论的情况，同时也为下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更为广阔的运思空间。
（一）《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
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庆先生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从该书可以看出，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中诗话占有相当突出位置，其价值亦是多方面的。
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反映出云南古代文化发展状貌；它保存了明清时期滇中乃至全国众多诗人的大量诗作、轶闻、掌故；它在对众多诗文的品评赏鉴中清晰地展现出了自己的艺术眼光；它通过对文学艺术规律和文学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并以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无论从云南地方文化史、文学史还是从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史的角度看，云南古代诗文论著都有着十分宝贵的价值。[23]
显然，滇中地处西南一隅，空间的阻隔使得他们与中原诗学的交流极其有限，这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其害在于，也正因为交流有限，很大程度上，他们未能及时感知主流诗学的发展变化，未能敏锐地捕捉来自诗学浪潮前沿的鲜活气息；其利在于，他们可能更有机会独立思考，从而使其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品位与审美判断。此外，也正因云南诗学晚出，他们更可以纵观历代诗学的升降浮沉、兴衰更替，总结诗歌发展数百年的审美规律，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见解。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云南诗学才显示出了一定的独创性。在综观云南诗文论著的基础上，张国庆先生给予了其恰切评价。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我们与滇中历代先辈贤哲相遇，走进他们的精神产品，感受其思想、情感的碰撞、交流与律动，触摸其诗思世界独特的审美理想与品位，倾听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袅袅哲思与歌吟。
（二）《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概览》
张国庆先生此文发表于2001年第4期《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文章全景式地呈现了云南古代文论的概貌，对于清代云南诗学研究较为重要。文章认为，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有一定的规模，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其中一些特出的论述，置于整个中国文论史上亦是“富有特色的佳作”。
张国庆先生进一步指出云南古代文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而，“却并非其应声或影子，它有着自己丰富多彩的理论内容和相对独立的理论价值。对于诗文艺术、美学方面的问题，例如对于诗文的本质、诗文创作与主体胸襟性情、阅历学养的关系，诗文的章法布局，诗文的艺术表现，诗歌艺术风格，诗境诗律，诗歌的继承与发展创新等问题，有更广泛的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24]。
总之，这篇文章为我们了解云南古代文论的发展概况、大致规模、数量、思想基础、重要的美学问题等，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三）《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
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也有着古老文化与灿烂文明。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世代生息繁衍的人们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样也留下了情感浮沉的历程，而这即表现在历代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无疑它是滇人的一部精神史。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呈现在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也为清代云南出现独具特色的诗文论著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
无论如何，文学理论的发生、发展建基于文学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清代云南诗学亦莫能外。已有千年历史的中原文论，至清时期，其文学理论本身已经极其成熟甚至正趋末路穷途，诗学话语亦几乎为历代论者道尽，而清代云南的诗学却像山寺桃花，在中原诗学的流光余韵中次第绽放。
张福三先生主编，199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先是对各种文学艺术现象加以叙述，而第十章“诗歌理论”，则是对云南诗学的大致发展脉络加以勾勒。
云南诗歌理论的相对繁荣，是出现在清代乾嘉以后。当时已获得持续、稳固、长足发展进步的云南汉文学，为这一相对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与中原相较，云南古代诗歌理论发展繁荣既迟，而结束得也晚。它的尾声，大致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现在所能见到的云南古代诗歌理论，基本上都是乾嘉至本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期间的产物。[25]
传统诗歌至清末，其道已穷，传统诗学之道亦穷。若不在诗歌中注入新“消息”，不在诗学中注入新生命，便无法“陈言务去”了。[26]
接着本书又具体介绍了清代云南出现的几部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论傣族诗歌》、师范《荫椿书屋诗话》、严廷中《药栏诗话》、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许印芳《诗法萃编》、朱庭珍《筱园诗话》，为我们勾勒出几部重要诗话的轮廓，也让我们得以了解云南古代文论中一些重要的美学命题。
当然，清代云南诗学的繁荣，离不开明代汉文学的发展，这为清代云南诗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10年7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秋克教授的《明代云南文学研究》，是云南地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一项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个性的成果。除了文学史的地域性视角，这部专著另外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对明代云南文学理论的探讨、分析和研究，史论结合，颇见功力。在内容提要里，作者认为：
云南文学崛起于明代，并以诗文的繁荣为标志，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明代滇云文坛群星丽天，这时期文学的空前成就，是各民族精英的共同创造。本书共八章，在全国文学视野中，立足于明代云南文学的特点和实际，以诗文为主体，以宦滇职官、宦游仕子、隐逸诗人、谪戍文士、遗民作家、文学家族为基础，构建论述的基本框架。从历史语境与文学发展、个案研究与综合阐述、传统内涵与当代视角、文学交流与地域特色等角度，把文本赏析、史料考辨和理论概括作为三个重点，立体地呈现明代云南文学的基本风貌。最后以二十首绝句作为结束，对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的人格与风格，进行了简明形象的概括。[27]
在明代云南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才有清代云南诗学的发展和繁荣，表征着在多种地域文化、多种民族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中，其诗学呈现与传统诗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独创性。这种判断看似矛盾，实则建基于其诗学理论实践，与其实际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其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新思路、新方法。
（四）《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
蓝华增先生著《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198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赵藩活动于1851—1927年，这一阶段，实属清代云南诗学发展的夕照余晖。论诗诗始于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此后仿效者不绝，大致分品评作家作品和表达理论见解两种。该书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的突出优点概括为四点：一、热爱祖国，维护统一；二、寥寥数语，准确中的；三、勾勒意境，以境状诗；四、不囿俗见，心裁自出。其中，第三、四两点颇能道出赵藩论诗诗的美学特征及鲜明个性，第二点显然是历代论诗诗的共性，体现了其简洁、精要的特色。由蓝华增先生对第一点的分析不难看出，其品评艺术的标准多少带有时代及政治色彩，然而，在“热爱祖国，维护统一”这一大前提下，亦为我们暗示出基本事实：蓝氏是在对云南历代文学艺术梳理考察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这至少也表明两点：一是云南自秦汉以来，受汉文化影响，文学艺术不断发展，唐至清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繁荣，云南诗学也悄悄萌生、滋长，及至开出一些闪烁着个性光彩的小花；二是所梳理出的脉络只是云南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事实，披着“热爱祖国，维护统一”这一华服延宕至今。蓝华增先生对滇地文学、诗学的热爱及其多年来对滇诗滇文的搜罗、研究与评介之功非常值得肯定，通过这种努力，这些封藏已久的“精神史”才得以次第展现于我们面前。
（五）单篇研究
此外，尚有一些单篇个案研究可供借鉴，现以时间为序简要介绍。如：《担当大师的艺术观》（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丑与怪诞：担当暮年的审美倾向》（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论朱筱园〈论诗绝句五十首〉》（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朱筱园的“气论”内涵与溯源》（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海天波浪翻银屋，一缕焉能掣巨鳌——读兰茂的论诗诗》（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从李含章的〈论诗〉看其审美倾向》（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概览》（张国庆《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论袁嘉谷的〈卧雪诗话〉》（杨恬、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论〈筱园诗话〉的诗学价值》（陈良运《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赵藩的文艺思想》（杨开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何世剑《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自然无处不有真我在”谈“筱园诗话”的诗法辩证观》（李正爱《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许印芳的诗歌理论》（张文勋《张文勋全集》卷1，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筱园诗话和近代诗话的过渡性》（秦秋咀《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论朱庭珍对严羽诗学的接受》（何世剑《理论月刊》2008年第1期）；《清代滇人学者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及诗法主张》（徐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朱庭珍“杜诗学”综论》［何世剑《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论〈升庵诗话〉对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修正》（张明明《皖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朱庭珍诗歌创作浅论》［侍静睿《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朱庭珍〈筱园诗话〉的修辞特色谈》（刘毛娟《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诗论》（蓝华增，云南人民出版社，多篇个案研究集成，2010年）等。
以上所列，或概览全貌，或就思想性、艺术性加以探讨，或就某一诗学思想详加阐释，或对诗格诗法品评鉴赏，或从修辞和语言看其审美倾向，等等，多重视角对云南古代文论加以研究，除张国庆先生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概览》和孙秋克教授的《明代云南文学研究》之外，基本属于单篇个案的研究，是一些散的闪光“点”，至于这些点如何成“线”成“面”，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那么，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本论题力争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
较为集中探讨的研究成果，目前笔者检索到五篇相关硕士论文：《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肖力，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朱庭珍诗学理论研究》（司保峰，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方玉润诗经原始〉研究》（李春云，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担当诗文中由儒入释的思想精神和艺术观》（胡佳，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云南古代文学理论对中原文论的接受与发展》（郭林红，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这些研究在深度上有所掘进，整体上比较薄弱，有待从全面动态角度系统地认识云南古典诗学的价值。
总的看来，目前对云南古代文论的研究数量较少，大家所关注的也往往多集中于朱庭珍、许印芳和方玉润担当的论述上，而对清代云南古代文论作家群这一整体研究还不够，有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面上的探讨，缺乏区域性的深入研究，以致有人怀疑清代云南诗学的存在，甚至质疑云南古代文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目前学界对清代云南诗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不妨试举两例：譬如大家往往只注意到袁嘉谷记录性的《卧雪诗话》，而对其文集里诸多闪光的论述视而不见，但正是这些蕴藏了他对经学和桐城派文论的精彩论述；[28]再比如，云南古代文论的发展离不开科举时文的作用，这在云南古代文论里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是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研究论著涉及这一方面的问题。
纵观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的清代云南诗学研究，我们发现，成果虽然不太多但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代云南诗学引起了学界更多地关注，尤其受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的滇地专家、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云南古典文学、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存在的问题。通过以上叙述不难发现，清代云南诗学的事实层面和理论层面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研究话语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转换。由于体例原因，在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方玉润、朱庭珍也仅为其中一节内容；同样，陈良运先生的《中国诗学批评史》中，朱庭珍及其《筱园诗话》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蒋寅先生的《清诗话考》里提到的清代云南诗学著作数量上相当全面，对每部云南诗话也做了颇为简要精当的介绍与恰切评论，因作者重点在“考”，研究深度似乎没有进一步展开。由今视之，清代云南诗学的理论化研究仍处于基础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尚没完全敞亮，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没有把清代云南诗学放诸现代学术谱系中去观察。传统转换的乏力，研究对象事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就难以跃出，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建构就会缺乏抽象角度方面的微观性结构支撑。如果说历史研究不应该忽视民间地方历史或口头历史，那么文学诗歌的研究也同样不应该忽视地域性的存在，虽然其在体量上不够庞大，但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构成上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同概念不只是线性的存在，而应该是空间的存在一样，清代云南诗学也是有其空间性的范畴网络。在此情形下，本论题将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云南诗学相关问题做一番深入探讨，以整体性研究来认识清代云南诗学的发展状况，以期为深入认识清代云南诗学提供新的视角、新的维度。
鉴于此，本书将在前辈和同行研究的基础上，希望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宽阔的视野观照清代云南诗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索：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云南诗文论著进行深入细致地梳理；二、对清代云南诗学中突出而重要的命题以及一些突出的审美范畴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三、对清代云南诗学的发展脉络、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四、对清代云南诗学的批评观加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