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嘉的生平与思想

第一节 王嘉的生平、交游与著述

王嘉，字子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著名的方士。王嘉早年隐于东阳谷，凿崖穴而居，“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1]，其门徒闻而时来侯之，于是迁居倒兽山。苻坚多次征召，遂至长安为苻坚出谋划策，苻坚待之如上宾。苻坚兵败被杀，姚苌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咨之”[2]。后姚苌与苻登两军相持，久不能取胜，问王嘉什么时候能够杀了苻登统一天下，王嘉回答说：“略得之。”姚苌大怒道：“得就是得，略得是什么意思？”一气之下杀了王嘉。

王嘉其人，历来争议颇多。《晋书·王嘉传》称“（嘉）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内聪慧明敏，便滑稽，好笑语，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往”。他的死更是充满了神异的色彩，本传说，“嘉死之日，人有陇上见之”。《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洞仙传》亦称：“苌先使人陇右，逢嘉将两弟子，计以千余里，正是诛日。嘉使书于苌，苌令发嘉及二弟子棺，并无尸，各有竹杖一枚。”王嘉生前，去拜访他的人，心诚则见，心不诚的，则隐身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在地，或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3]。实际上，所有这些，都与王嘉特殊的身份有关。据《三洞群仙录》《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仙苑编珠》等道书记载，王嘉是楼观派的大师。楼观派是东晋至南北朝的道教改革中演变而成的官方化的新道派之一，它的产生，源于魏晋之际关中地区出现的一个神仙道教团体。楼观道派崇奉老子及关令尹喜，以他们为教祖，但并非可靠，可能只是后代楼观道士为标榜其教“灵源弥远，仙派弥长”而编造的神话。然而，此派的传承却较为可信，这一教派在魏晋南北朝的传承大致如下：

郑法师（尹规，尹喜之弟）——梁谌——王嘉——孙彻——马俭——尹通——牛文侯……[4]

王嘉的师父梁谌，字考成，京兆扶风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附录一引《楼观传》云：“魏元帝咸熙初，道士梁谌事郑法师于楼观。……晋惠帝永兴二年，太和真人尹轨降于楼观，授梁谌以日月黄华上经，水石丹法，并授楼观先生《本起内传》一卷。”其后，梁谌遂隐于终南修道，至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告别弟子王子年飞升而去。上述梁谌事迹，虽也有神话传说成分，但大致可以相信其人为魏晋间方士。其师郑法师及神仙尹规，或亦为魏晋时人。据此可见，楼观派是以炼丹、服食为主的一个神仙道教团体，王嘉即被称为大炼师。所以，在该派的道徒看来，楼观道的大师们应该都是仙人。王嘉的卒年历来扑朔迷离，究其原因，这是该派的徒子徒孙们为了解决王嘉被姚苌所杀的历史事实，和他们所宣传的楼观大师们都是仙人之间的矛盾而编造的一个合理的理由。正因为如此，虽然《晋书》本传以及《三洞群仙录》《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仙苑编珠》等史籍对王嘉生平事迹都有记载，但所有的记述都极其简单而又充满神秘的色彩，以致其籍贯、卒年以及被杀原因等问题历来颇多争议。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王嘉的籍贯、卒年、交游、著述等重新予以考证，以期抛砖引玉。

一 籍贯

王嘉的籍贯，今存两说：“陇西安阳”说和“洛阳”说。“陇西安阳”说出自梁代萧绮《拾遗记序》、南朝马枢《道学传》以及唐修《晋书》等；“洛阳”说则出自梁释慧皎《高僧传》。现将两说有关文献材料分别摘录如下：

1.萧绮在《拾遗记序》中说：“《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

2.马枢《道学传》云：“王嘉，字子年，晋陇西安阳人也。”

3.《晋书·王嘉传》云：“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

4.《高僧传·释道安传》附《王嘉传》曰：“嘉，字子年，洛阳人。”

萧绮和马枢同为六朝时人，距王嘉生活的年代较近，《晋书》是唐修的官书，以上三说一致，应该是可信的。所以历代学人大多认为，王嘉为陇西安阳人。那么“洛阳说”从何而来呢？萧绮和释慧皎俱为南朝梁人，因此，他们对王嘉生平事迹的了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出入，《高僧传》中“嘉，字子年，洛阳人”的说法很可能另有原因。笔者认为，“洛阳”应该是“略阳”的误写。理由如下：

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籍中，往往“洛阳”“略阳”不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是当时人之误，或许是后世传刻之误）。北魏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别本十六国春秋》二书，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

1.《十六国春秋》卷八十一云：“吕光，字世明，略阳氐人也。”而《别本十六国春秋》卷十二又曰：“吕光，字世明，洛阳人，其先自沛迁洛阳，因家焉，世为氐酋。”从“氐人”“世为氐酋”等就可以推断，此处“洛阳”应作“略阳”。

2.《别本十六国春秋》卷五说：“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秦并天下以为黔中君，……及魏武克汉中，特祖父虎将五百家归魏，魏武嘉之，迁略阳，拜虎为将军。”四库本此句中“略阳”下注云：“一作洛阳。”

3.《十六国春秋》卷五十二曰：“宇文活泼，河南略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考河南并无“略阳”，此处的“略阳”应为“洛阳”。

另外，这一时期的正史中，“略阳”“洛阳”不分的情况也很多。如：

1.《晋书》卷四《孝惠帝纪》云：“益州刺史赵廞与略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陈总，據成都反。”中华书局1974年版校点本“益州刺史赵廞与略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句下注曰：“略阳”，原作“洛阳”，依《商榷》校改。下永宁元年文及《李特载记》亦作“洛阳”。

2.《宋书》卷四十七《孟怀玉传》曰：“略阳苻昭，诚系本朝，亦同斯举，俘擒伪将，独克武兴，推锋致郊，陨命寇手。”中华书局1974年版校点本“略阳苻昭”句下注曰：“略阳”各本并作“洛阳”。张森楷校勘记云：“洛阳当作略阳。”按张说是，略阳为氐族聚居之地，今改正。

3.《周书》卷二十二《周惠连传》曰：“太祖平侯莫陈悦，除景洛阳郡守，寻兼行台左丞，留守原州。”中华书局1971年版校点本“除景洛阳郡守”句下注曰：张森楷云：“‘洛’疑当作‘略’，以略阳是陇右地，而洛阳非宇文泰此时所有。”

由此可见，当时的很多史籍中，“洛阳”“略阳”时有相混。据萧绮、马枢等“王嘉陇西人”的说法，《高僧传》中的“洛阳”应系“略阳”之误。

《道学传》《晋书》以及萧绮等记述，王嘉属“陇西安阳”人，但历代所置“陇西郡”均无“安阳县”，这是因为此处的“陇西”非指“陇西郡”，而是泛指陇山以西之地，成纪一带。《陇西志·沿革志》“陇西在上古为成纪地”一句下注：“按《旧志》，成纪者，因伏羲始化八卦，而成纲纪也。其地幅员甚广，今临洮府兰州以下，凤翔府陇州以西皆是。”那么，此处的“安阳”指何处？“安阳”与上述“略阳”之间又有何联系？

对于“安阳”的归属，齐治平先生《拾遗记后序》“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下注：“案《地理志》，陇西郡无安阳县，疑是苻坚所置。”但据《晋书·苻洪、苻坚载记》，苻洪原为略阳临渭氐人，后“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又《资治通鉴·晋记二十四》曰：“十一月，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守长安，阳平公融镇洛阳，自率精锐十万赴邺，七日而至安阳，宴祖父时古老。”胡三省在“安阳”下注曰：“《晋志》：安阳县属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并荡阴，安阳属邺。又汲郡北修武县有安阳城。”邺在十六国时期属魏郡，可见安阳就在邺的附近。既然苻坚从小生长在安阳附近的邺县，且在他登上皇帝位后，于公元370年11月还曾到过那里，因此笔者以为，他也就不会在陇西郡再置一个“安阳”，齐治平先生的“陇西安阳为苻坚所置”这一推断似不大可能成立。

笔者以为，王嘉的籍贯“陇西安阳”是北魏后期北秦州地所置安阳郡所在的安阳县。而北魏后期所置“安阳郡”下属的“安阳县”，北魏初极有可能隶属于“略阳郡”。现论述如下：

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二，北周陇右地区的交州置安阳郡、安阳县（今甘肃秦安县北）。王先生在“安阳郡”“安阳”下均注：“后魏置。”至于废除“安阳郡”“安阳县”的具体时间，王先生云：“《隋书·地理志》：‘长川，后魏置安阳郡，开皇三年郡废。’”又，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安阳郡”下也说：“安阳郡，北魏置，属秦州。治所在安阳县（今甘肃秦安县北安伏乡），辖境相当今甘肃秦安县北部地，隋开皇三年（583）废。”同样，本书在“安阳县”下有一条也说：“安阳县，北魏置，为安阳郡治。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北安伏乡。隋开皇十年（590）改名为长川县。”然而查《中国历史地图集》，北魏时秦州地并没有安阳郡安阳县。然西魏时的北秦州地则设有“安阳郡”；除此之外，北周的交州地也置有“安阳郡”。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二“交州”“西魏置北秦州，后改曰交州”下注云：“《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三年正月，改北秦为交州。’”可见，西魏时的“北秦州”和北周时的“交州”属于同一个地方，隶属北魏时的秦州。这就说明历史上，陇西成纪地确实曾置过安阳郡安阳县，只是到隋代就被废除了。地图上没有标出北魏所置安阳郡安阳县，主要原因在于安阳郡是北魏后期所置，且设置后不久，北魏即分裂为西魏和东魏，所以只在西魏疆域图上标明“安阳郡”。

既然“安阳郡”为北魏后期所置，那么，建立于北魏中后期的南朝梁代，在其后期则与北朝的东魏西魏处在同一历史时期。就萧绮本人而言，他生活的年代及其身份，在其所作《拾遗记序》“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皇图帝册，殆无一存”等句中就有所影射。且据《周书·文帝纪》载：“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又，考梁代后期萧统、萧纲、萧纪、萧绎等皇室成员的名字，可以看到，萧绮与他们一样，都是两个字，且后一字均为“绞丝”旁。因此，联系萧绮《拾遗记序》的记述、梁代后期梁元帝被杀士民被掳的混乱局面以及梁代后期皇室成员名字的特点等一系列证据，笔者以为，萧绮极有可能是生活在梁代后期的皇室宗亲，与萧统、萧纲等为同辈。如果萧绮真为梁代宗室，那他也极有可能在被虏之列，且从《拾遗记序》中的记述可以看出，他整理《拾遗记》一定是在被俘之后。既然《拾遗记》是萧绮到北朝以后才做的整理，那么，他在为之作序时，也就很自然的运用了当时北周的地名，将王嘉的籍贯定为“陇西安阳”。

至于《高僧传》所说的“略阳”，实际上是指北魏前期所置的“略阳郡”。如前所述，作为一个生活在梁代的高僧，释慧皎应该相当熟悉与他同时代北魏的郡县地名。从《魏书·地形志》可知，北魏前期的“略阳郡”，下属安戎、绵诸、陇城（北周时改为略阳）、清水、河阳五县。而北魏后期所置“安阳郡”所在的“安阳县”，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看，北魏前期属于“略阳郡”。因此，笔者以为，由于王嘉的家乡，北魏后期所置“安阳郡”下属的“安阳县”，在北魏初期还隶属于“略阳郡”，所以，《高僧传》的作者释慧皎，在为王嘉作传时，说他是“略阳”人。由此可见，《高僧传》所说“略阳”是指北魏前期的“略阳郡”，萧绮所说的“安阳”则是西魏北周时的郡县名。而《道学传》《晋书》等王嘉“陇西安阳人”的说法，显而易见，是承萧绮《拾遗记序》而来的。

综上所述，以上关于王嘉籍贯的两种说法都是有现实依据的。历代学者大多认为“陇西安阳”说正确，是由于历来很少有学者探究“洛阳”与“略阳”以及“略阳”与“安阳”的关系，如果了解了当时文献中“略阳”往往被写作“洛阳”及“略阳”与“安阳”的沿革情况、隶属关系，问题就清楚了。

二 卒年

由于史料所限，王嘉的生年很难考证，因此很少有学者涉及。下面笔者就王嘉的卒年问题略加论证。

王嘉为后秦姚苌所杀，历来争议不大。梁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云：“晋太元十年，道安未终之前，隐士王嘉往侯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将及人，相与去乎？’嘉曰：‘诚如所言，师且前行，仆有小债未了，不得俱去。’”“俄而道安亡而嘉戮，可谓‘负债’乎！”[5]又《晋书·王嘉传》也说：“苌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苌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唐以后的研究者大都沿用了上述说法。至于王嘉确切的卒年，清代以前尚没有定论。

现当代学者大都认为，王嘉当卒于姚苌在位的公元384年到公元393年。但就王嘉被杀到底接近这段时间哪几年的问题，各家则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公元390年左右”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侯忠义的《汉魏六朝小说史》等从此说。

2.“公元386年前后”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等从此说。任先生认为，据《高僧传·释道安传》，安当卒于公元385年，“次年四月姚苌入长安称帝，十一月苻登亦称帝，与姚苌相拒”[6]，而王嘉正是在姚苌与苻登相拒之时被杀。据此，任先生认为，王嘉之死当在公元386年前后。

3.“太元十二年（387）”说。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等从此说。该说认为：“王嘉被杀最早也应在太元十二年。”[7]

4.“公元386年至393年之间”说。邵宁宁、王晶波的《说苑奇葩》、颜廷亮的《王嘉》等，均从此说。该说认为：“按王嘉384年冬入长安，386年姚苌攻取长安，逼嘉自随，姚苌死于393年，则王嘉之死必在公元386年至393年之间。”[8]

5.“公元384年至公元393年之间”说。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王枝忠的《汉魏六朝小说史》等，均从此说。

可以看到，以上各家立论均依据唐修《晋书》和梁释慧皎《高僧传》中的《王嘉传》，但各家对自己的说法都未作专门的论证，且大都是在简述王嘉生平事迹或论及其作《拾遗记》时提到的。就王嘉本人而言，由于史料所限，很难考证其死亡的确切年代。但其卒年到底接近这段时间里哪几年的问题，并非无稽可考。笔者认为，王嘉当卒于公元387年到公元389年8月，鲁迅和李剑国两位先生的说法较为可信。理由如下：

根据前述任继愈先生的说法，释道安卒于公元385年。386年4月姚苌入长安称帝，386年11月苻坚之子苻登也称帝，始与姚苌相持。又，根据《晋书·王嘉传》，王嘉是姚苌与苻登相持时被杀，查“相持”一词可知：“持，抗衡，对抗。”如《左传·昭公元年》：“子与子家持之。”孔颖达疏：“持其两端，无所取与，是持之也。弈棋谓不能相害为持，意亦同于此也。”《围棋义例·诠释》：“持，和也。两棋相围，而皆不死不活曰持。有两棋皆无眼者，有两棋各有劫者，各一眼活者……该取其鹬蚌相持之义。”可见，“相持”即互相对抗，不分胜负。《晋书·苻登载记》曰：“登率众下陇入朝那，姚苌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由此可见，相持的最初阶段，两军是不分胜负的。笔者以为，既然双方在这一阶段各有胜负，那么，从公元386年11月至387年1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姚苌似乎还不大可能有杀王嘉的念头。且据史书记载，姚苌入长安之初，曾对王嘉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王嘉也能像辅佐苻坚一样帮助自己平定天下，因此他“礼嘉如苻坚故事”。就是在与苻登相持有胜有败的最初阶段，对于王嘉表现出的不合作态度，姚苌也不会因此恼怒而杀了王嘉。原因在于：一方面，他占领了长安，杀了苻坚，而王嘉作为苻坚的谋臣，则做了俘虏。因此，在姚苌看来，王嘉此时的不合作态度，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在他刚刚称帝，平定天下的关键时刻，笼络人心才是最主要的。由此可见，王嘉绝不可能在公元386年被杀。

然而据《晋书·苻登载记》，两军在相持一段时间之后，姚苌开始处于劣势，且屡战屡败。“苌以登频战辄胜，谓坚有神验，亦于军中立坚神主。”[9]他求助于苻坚，想扭转战局，但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引来更大的麻烦：“苌自立坚神像，战未有利，军中每夜惊恐，乃严鼓斩像首以送登。”[10]可以想见姚苌当时无计可施、心急如焚、气急败坏的狼狈相。

在姚苌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他既然连苻坚的神像也可以立在军中，那么，询问王嘉之事极有可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姚苌求胜心切，极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王嘉的回答却“辞似谶记，不可领解”。以姚苌当时的心情，加之王嘉长时期的不合作态度，他杀王嘉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因为，此后不久，姚苌便大败苻登，且直到他去世，一直处于优势。在他屡战屡胜的情况下，由于一个无关痛痒的回答杀王嘉似不大可能，也不合情理。据《晋书·苻登载记》记载：“苌率骑三万夜袭大界营，陷之，杀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去。”《晋书·孝武帝本纪》亦曰：“八月，姚苌袭破苻登，获其伪后毛氏。”八月即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八月，也即公元389年8月。这场战争，使得苻登的实力丧失殆尽，虽然后来他也曾受郭质、雷恶地之应，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至姚苌去世，苻登很少再打过胜仗。因此笔者以为，公元389年8月的这场战争之后，苻登不再和姚苌构成相持之势，而开始明显地处于劣势，姚苌虽未能杀苻登，但此时已胜利在握，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更确切一点论，王嘉当卒于公元387年至公元389年8月。

通过对王嘉籍贯卒年的考论，可以做如下初步的推断：王嘉应为陇西安阳（即今甘肃秦安县一带）人，《高僧传》中“嘉，字子年，洛阳人”中的“洛阳”应该是“略阳”的误写；其卒年应在公元387年至公元389年8月。

三 交游

王嘉的一生，考其作品《拾遗记》及相关的史书，与他交游者不多，他早年师事梁谌，后又与释道安同在长安苻坚治下，交往甚密。苻坚兵败，姚苌入长安，“逼以自随”，直至被杀。这几个人对王嘉都影响甚深。

（1）与梁谌、道安的交游。如前所述，梁谌主要活动于西晋，卒于东晋初。从楼观派的传承来看，他虽然师事郑法师，实际上是该派的开创者。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梁谌于“大魏元帝咸熙初，事郑法师于楼观，时年十七。……至晋惠帝永兴三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轨降于楼观，乃尽弟子之礼事之……后隐于终南山”[11]。梁谌具有炼气隐形之法，水石还丹之术及采服日月黄华之法。王嘉作为楼观派的传承者，也精通修炼方术，且符箓与丹鼎皆习，并被奉送“大炼师”的美名。可见二人在道术方面是有传承的。虽然二人存在师承关系，但很少有史料记载梁谌与王嘉的交往过程，学界也多认为王嘉没有直接师事梁谌，“据《楼观道内传》及《历代真仙体道通鉴》所载，咸熙初（约264）梁谌年十七，元帝大兴元年（318）‘白日飞升’，可推知梁谌大约生于公元247年，终年71岁。这距离王嘉隐居终南山（公元348年前后）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另据《历代真仙体道通鉴》云晋惠帝永安二年（305）梁谌得道于楼观，距离王嘉隐居终南山（约348）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并无记载显示王嘉曾到过楼观，因而二人的师承关系在无其他史料明确记载下显得较为牵强。梁谌与王嘉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12]如前所述，虽然二人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王嘉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梁谌的道术，这是毫无疑问的。

王嘉与道安的交往始于二人同在长安前秦苻坚朝。道安是一位高僧，苻坚深为道安的道德学问所折服，并被誉为一国之“神器”。王嘉是一位有名的方士，他被姚苌杀害，“苻登设坛哭之，增太师，谥文定公”[13]。他们同在苻坚朝受到很高的礼遇，共同为苻坚出谋划策，交往甚深。《晋书·王嘉传》曰：“先释道安疾殛，使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嘉曰：‘师先行，吾负债于人，未果去得。’俄然道安亡而嘉戮，可谓‘负债’乎！”梁代释慧皎《高僧传·道安传》也说道安“未终之前，隐士王嘉往侯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将及人，相与去乎？’嘉曰：‘诚如所言，师并前往，仆有小债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苌之得长安也，嘉时故在城内，苌与苻登相持甚久，苌乃问嘉：‘朕当得登不？’答曰：‘略得。’苌怒曰：‘得当言得，何略之有？’遂斩之，此嘉所谓负债者也”。由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这一僧一道的挚交，也是历来被人们传为佳话。

然而，众所周知，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立稳脚跟并逐渐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佛教也开始了与道教展开争夺地位的斗争。因此，佛教徒与道教徒的关系也就变得逐渐紧张了起来。在那样一个佛道二教互相抵侮的年代，道安与王嘉的关系还能如此亲密就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如果了解了楼观道、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的具体境况以及王嘉、道安的思想，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由于楼观道派崇奉老子及关令尹喜，以他们为教祖，所以许多的楼观道徒认为，楼观道派正式形成的年代极为久远，至迟应在西周时期。然而，据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载，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核查，陕西省的周至县楼观，自三国末期起，始有道士隐居修道。继之者有其弟子梁谌，活动于西晋，接着又有王嘉、孙彻、马俭等，活动于东晋十六国时。由此可见，截至东晋末年，楼观道士仍然很少，且对社会影响甚微。表明在那之前，楼观道尚未形成一个有一定特征和一定内聚力的道派。因此，卿先生认为，楼观道正式形成一个对社会产生影响的道派，应该始于北魏太武帝时期。他进一步论证说：“据《仙苑编珠》所引《楼观传》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所编楼观道士诸传记载，楼观道士除修习上述诸经外，还传习多种上清经……和少数灵宝经和三皇文。上清经和灵宝经皆肇造于东晋中叶，至东晋末和南北朝初始广泛传播，楼观士传习上述经书，当在北朝初叶以后。由此又从另一侧面证明楼观道确实形成于北魏时期。”[14]

既然楼观道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尚未形成正式的道派，那么，王嘉楼观道大师的称谓也就无从谈起。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北魏以后的楼观道徒对王嘉的尊称。实际上，王嘉在当时只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道教方士。同时，在佛教这一外来宗教还没有完全在中国立稳脚跟之前，老子化胡说不但不是攻击佛教的理论依据，相反在魏晋时期还曾一度被看成是佛道相融合的表现而被佛教徒默认。这说明东晋十六国时期，道教与佛教之间虽存在斗争，但并不激烈，道教与佛教之间最激烈的斗争当发生在南北朝时期。所以，在当时道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的交往还是很频繁的，道士王嘉与高僧道安的密切交往也就成了很平常的事。

除此而外，《晋书·王嘉传》称：“（嘉）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内聪慧明敏，便滑稽，好笑语。”《高僧传·释道安传》也说：“（安）神形聪明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之。”然而在苻坚朝，二人均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们共同效力于前秦苻坚，说明二人在政治上的立场也是大致相同的。据此，笔者猜测，王嘉与道安的密切交往很可能还与二人特殊的相貌及大致相同的政治主张有关，正是由于他们所具有的丑陋的外形、高深的学问和大致相同的政治追求，才使得他们更加的看重对方，惺惺相惜。那么二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成为生死之交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系密切必然在思想上互相影响，王嘉道安也不例外。高僧道安在虔诚地服膺于佛教教义的同时，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道教的影响是很深的。据有关史料记载，道安对佛教教义的解释，都安置在《老》《庄》和贵无派玄学的哲学基础上，从而使佛教蒙上了浓郁的玄学色彩。他所讲《般若经》，其形式与老庄玄学实无明显的分别，从而开创了佛教史上著名的一派般若学。他的弟子慧远也是“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实际上，当时著名的佛教般若学者几乎没有不研习《老》《庄》的。而他们研究的《老》《庄》之学，同时也是著名的道教经典。道安作为佛教般若学的开创者，他用《老》《庄》思想对佛教教义的解释，也就使得佛教与道教有了很多相通之处，他本人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则更是不言而喻。

与道安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一样，王嘉在与道安的交往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佛学的影响，下文将集中探讨王嘉的佛学思想，兹不具述。

（2）与苻坚、姚苌的交游。苻坚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国中较为英明的君主，他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他仰慕王嘉的才智，多次征召，王嘉至长安，受到苻坚很高的礼遇。《晋书·苻坚载记》曰：“坚遣鸿胪郝稚徵处士王嘉于倒兽山。既至，坚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咨问之。”王嘉以冷静的眼光洞察时事，因此虽然他言如谶记，但事多应验，深得苻坚的信任。《晋书·苻坚载记》曰：“慕容暐入见东堂，稽首谢曰：‘弟冲不识义方，孤背国恩，臣罪应万死。陛下垂天之容，臣二子昨婚，明当三日，愚欲暂屈銮驾，幸臣私第。’坚许之。暐出，嘉曰：‘椎芦作蘧蒢，不成文章，会天下雨，不得杀羊。’坚与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另外，《晋书·王嘉传》及其他史料中也多记有这样的例子，苻坚与王嘉之间的交往，主要在政治领域，他更多地把王嘉看成是自己的政治谋士。

姚苌与王嘉的关系不如王嘉与苻坚那样融洽。苻坚一意孤行，坚持东征，不听道安、王嘉劝谏，最终兵败被杀。但从总体上来看，他还是一个较为英明的君主，能够礼士安民，深得人民的拥护。而在王嘉看来，较之苻坚，姚苌则更为残暴。长安被姚苌攻克时，王嘉正在城中，因此虽然姚苌“礼嘉如苻坚故事”，但王嘉似乎并不领情，姚苌也只好“逼以自随”了。正是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才导致王嘉最终被姚苌所杀。

综观上文，王嘉一生做事慎重，“不与世人交往”。因此，与他交往的大都是志趣高雅之人，他与梁谌、道安的交往表现出他在思想道义上的追求，他与苻坚、姚苌的交往则体现出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和立场。

四 著述

王嘉一生著述不多，《晋书》本传云：“其所造《三章歌谶》[15]，事过皆验，累世又传之。又著《拾遗记》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另外，《隋书·经籍志》“谶书类”著录《王子年歌》一卷。今天所能见到的王嘉的著作，只有《拾遗记》十卷，《三章歌谶》已失传，《王子年歌》也已散佚，仅《南齐书·祥瑞志》《南史·齐高帝纪》录有《王子年歌》数首，现摘录如下：

《南齐书·祥瑞志》：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后遂苦，帝王混乱天神怒，灾异屡见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吴，余悉稚小早少孤，一国二主天所驱。”

歌又曰：“三禾掺掺林茂孳了，金刀利刃齐刈之。”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肃肃。谷中最细低头熟。鳞身甲体永兴福。”

《南史·齐高帝纪》：

《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肃肃。谷中最细低头熟。鳞身甲体永兴福。”

又歌曰：“三禾掺掺林茂孳了，金刀利刃齐刈之。”

从现存三首可以看到，《王子年歌》中所载均为谶语。另外，据有关道书记载，王嘉也曾撰集过有关“禹步”之文，“便成九十余条种”[16]。但这只是一种道教徒的修炼之法，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通过对《晋书·王嘉传》及《拾遗记》的研究，可大致推见王嘉撰写《拾遗记》的原因，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他有意宣扬神仙道教思想有关。作为一个神仙道教团体的传承者和一代领导者，他写《拾遗记》很可能是为了宣扬该派的道教思想；第二，就《拾遗记》的内容而言，书中也从多方面影射了现实，即如萧绮《拾遗记序》所言“风政”“影彻经史”和“言乎政化”。因此，在《拾遗记》中，也寄托了王嘉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而这也很可能是王嘉撰写《拾遗记》更为重要的原因。第三，王嘉创作《拾遗记》也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影响。齐治平在《拾遗记前言》中说：“到了魏晋以后，由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摭拾传闻，造作杂史的风气更是盛极一时。在王嘉《拾遗记》以前，据《隋书》著录，有韦昭《洞记》四卷、皇甫谧《帝王世纪》十卷（以上两书还有臧荣绪、何茂林的续作）、来奥《帝王本纪》十卷、吉文甫《十五代略》一卷（两《唐志》俱作十卷），这些书都是从庖牺至汉魏，和《拾遗记》前九卷体例大约相同，特别是《十五代略》一书，和《拾遗记》之‘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更为符合，按《拾遗记》所记也是十五之事，萧《序》所以说‘十有四代’，大概是以秦为闰位，不计在内。这些书今天都已亡佚，但根据辑本、佚文和章宗源、姚振宗等的考证，其内容性质大抵也和《拾遗记》相差不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杂史撰著之盛，也不难测知《拾遗记》在体裁上和故事来源上和这些杂史一定有其因袭的关系。”考魏晋以前的创作，这一体例的杂史杂传更为少见。至于魏晋时期突然出现如此之多同类体例杂史的原因，还有待日后作进一步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