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框架

拙著拟从晚清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潮谈起，盖因文白之争萌蘖于启蒙思潮中启迪民智的原初理想，启蒙思潮的最初开启者并不是要全面用白话代替文言，而是在启蒙的功用层面提倡浅白易懂白话的文体。紧接着在新文化运动中揭幕的白话文学革命，实质上是要以白话全面代替文言，使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主体，不仅是在启蒙底层意义上，也要在中上知识阶层全面用白话接管文言的存在空间，通过一个简短的“尝试”过程，来一个面貌全然一新的替换。就是说白话由原初部分的、功能性的设计，一变为整体的、结构性的实践。这个变化是相当巨大的，在其建构过程中伴生着种种问题，对于白话来说是一边破坏，一边建设。具体过程之复杂，绝不是文学革命倡导者所言的那样顺畅、简单，即便到今天这一过程是否终止也是一个问题，可以说，文白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和解，一直持续着。

概略来说，拙著努力探寻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宏观方面的——旧体诗词在新文学中的地位。这就涉及诸多问题——比如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等等。一种文化传统是经过历史长时段的延续所形成的，并内化为文化潜意识，不是某个激烈的短时运动所能中断的。文学传统也不例外，思想情感的模式、审美观念的内容都源自传统文化的母体，而思想情感模式、审美内容的表达方式也有传统惯性在一直起作用。民国以来旧体诗词的繁盛，正是其表现之一。二是微观层面。以安徽为例，就近代以来的文学事件来看，具有某种典型性。晚清以来，安徽就是人文繁盛之地，以女诗人为例，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编》中收入了近代诗人168人，安徽就有15人，占10.3%的比例，仅次于江浙两省，排名第三。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与两个安徽人陈独秀、胡适有绝大关系，他们是新文学的领袖人物。就文化/文学观念的激进来说，这两人无疑是代表人物，而在其日常书写中，却大量使用旧体文学形式。考察陈、胡等新文学中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与新文学的关系，是一直被忽略和漠视的课题，而这一考察对认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之间复杂而深刻关系无疑是有重大作用的。可以作为个案来加以研讨的安徽学人，还有皖北颍上县的常任侠，他对新旧文学都有涉足，与黄侃、吴梅等人关系密切，曾参加了不少旧体诗词的雅集与结社活动。1949年以来，是当代文学时段，这一时期旧体诗词依然有大量创作，尤其在新时期，各地旧体诗词的刊物和结社如雨后春笋，创作人员遍及社会各阶层，这种现象也还没有得到学理层面的重视和充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