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转型中的传统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思想文化变迁史，我们发现过于强大的外在压力，使内生的民族文化心理处于焦灼中，理性与非理性缠夹不清，知识精英的个人话语往往被党派意识形态所煽动的大众意志吞没。就传统与现代关系而言，首先，何谓传统，何谓现代，从学理层面说清楚就不容易。其次，现实的社会进程不可能等待知识精英们将传统和现代厘清之后才行动。因此，种种思想文化问题时常会转化为信念问题、价值观问题。从现实话语层面上观察，文言和白话问题，就是一个对应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般而言，文言对应于传统，白话对应于现代。新锐的文学革命者认定白话为活的，文言为死的，其实学理的根据是不足的，但现实的选择却是不容等待的，只能以信念来确定之。我们知道，胡适在论证白话合法性时是从传统里找根据的，将白话的源头上溯到诗经时代，就是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胡适看来，白话并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传统中早已有之的，只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罢了。

就国人对于传统的态度而言，总是与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否关系重大。从大势上看，当国家民族贫弱之时，抨击传统、要求变革传统的呼声高涨；当国家民族强盛之时，则继承和学习传统的声浪鼎沸。

晚清民国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如何改变现状，使之从贫弱中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大国强国，成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追求。在思想文化领域，晚清变局中最为强盛的思想潮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诸公发起洋务运动，提出“自强”“求富”口号。在“自强”思想指导下，兴办了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了其他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技术，建立配备新式武器的陆海军。在“求富”思想指导下，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构建起中国民族官僚企业的雏形。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开启了学习西方技术的先河。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流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大有式微之势。随后，激进的“全盘西化”之风越刮越强劲，知识精英对固有政治制度、伦理观念、文化传统的不信任感加剧。到“五四”前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涌起一波高潮，吴稚晖、吴虞、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从不同方面对传统文化发起了攻击。吴稚晖、钱玄同、鲁迅，是其中最为激愤者。吴稚晖要把国故扔到茅坑里去，鲁迅、钱玄同都主张废除汉字，鲁迅还对国粹京剧、中医嗤之以鼻，称梅兰芳氏的京剧为“梅毒”，谈及中医时也充满抵触和奚落。另一个大肆提倡西化的时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李泽厚、庞朴、王元化、包遵信、刘晓波、甘阳、金观涛等为代表。李泽厚提出著名的“西体中用”说，最为激进者为刘晓波，1988年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他，问他什么条件下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他的回答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2]

上述时间段大致对应综合国力较弱时期，现实问题的复杂、胶着，前进道路的重重困难，往往都会归咎到传统文化上，并以反思和批判传统为契机，重新整合思路，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近年来，经过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一条适合国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总体明晰。在此情境下，如何看待传统，如何评估传统文化，就有了更为平和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对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不再预设批判立场，人们从自身和身边体察到更多美好的民族传统中传承的东西。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深入发展，对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讨就是成果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无视旧体诗词创作的现代文学史是不完整和不严肃的，如沈卫威、陈友康、曹辛华、王泽龙、李遇春等学者就一再强调旧体诗词在民国文学中的比重与地位。

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延续一直很强劲，无论承认与否，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庞朴说：“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在他们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慢慢流传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思维模式。”“对于传统，我们既不能割断，也不能肢解。唯一可能实现的方法，是让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慢慢地转化。”[3]在激进反传统的时代氛围里，传统及其文化往往被污名化，成为现实苦难与困境的责任者，传统及其文化中优美和值得继承的东西也经常被忽视。只有当国家强大、民族自信心提升的历史时段，传统及其文化美好的一面才会被发现、被放大。近年来，随着大陆经济力量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骤然提升，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被激发，9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无不是文化自信心提升的表现。在此氛围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开拓了对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