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爱尔兰和叶芝的后殖民性
第一节 爱尔兰的后殖民性
一 后殖民的定义
罗伯特·杨在《牛津简史：后殖民主义》中指出，后殖民主义主张地球上所有人有权拥有同等物质和文化福祉。[1]而现实是今天的世界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差异的相当部分来自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差距主要产生于19世纪欧洲帝国扩张，是地球十分之九的陆地被欧洲或来自欧洲的强权控制的结果。殖民和帝国统治使人种优劣理论合法化，这些理论日益将殖民地人民描述为低劣、幼稚、女里女气、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尽管他们已经很完美地自我管理了几千年）、需要西方对它们本属于自己的最佳利益进行父权式管理（今天它们被认为要求“发展”）。[2]
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是对过去处于帝国中心的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中心地位的解构和以前处于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国家和民族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的抗争。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依然存在，因此，后殖民理论并没有过时，并且经过理论家的发展，日益和全球化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结合，发挥出新的理论批判力和影响。
广义上说，后殖民主义研究是在历史进程与殖民、去殖民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考察政治文化。历史进程包括不同民族间文化杂交和文化交流及其间不平等、通常是粗暴的权力关系。后殖民学者从许多理论源泉，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中得出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运用各种本土知识，或回溯历史本源，如宗教、神秘主义、民间传说和流行文化。他们通常以文学系为基础，但他们的著作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是跨学科的，跨越文学、文化研究、历史、政治、经济、人类学及其他领域。后殖民研究包括：分析殖民主义、考察民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反殖民抵抗，恢复非主流文化实践、经验和历史。
后殖民研究学者一直使用“后殖民”这一术语。他们不断讨论许多不同的定义，提出正反面的证据，但何为后殖民至今尚无定义。目前所使用的每一个定义均有优势和局限。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进行定义。对后殖民的地理位置、历史时期和表现形式等，学者们各有侧重。首先有必要对几个术语进行梳理：后殖民主义、后殖民性、后殖民。
后殖民研究认为殖民化和去殖民化对文学和文化生成产生影响。那么对哪些文学和文化？后殖民文学研究者认为包括所有文学和文化。他们将后殖民界定为全球范围内所有文学，认为我们应重读一切，包括西方文学、都市文学、帝国文学，以挖掘殖民主义及其产生背景。他们将后殖民界定在西方不再将自己视为世界不可置疑的中心时期，并认为西方哲学、历史和文学的基本概念——如理性、进步、人性、崇高、美——完全隐含甚至依赖于帝国主义。[3]其他学者则认为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后殖民的，而其他地方却不是。还有些学者用“后殖民”指“第三世界”。[4]“第三世界”最初在冷战时期产生，指全球第一世界（美国及其盟国）或第二世界（苏联同盟）之外的国家。这一定义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非西方国家：西方通过殖民征服或其他手段如经济手段控制的国家。后殖民的另一种定义依赖于殖民事实，任何曾经被别国控制的国家均被称为后殖民。但依这种定义，美国这个目前以许多方式控制其他国家的国家，也被认为是一个后殖民国家，这明显违背了一些学者对后殖民定义的理解。
一些国家，如印度，不管我们用何种定义，显然应该归入后殖民，但爱尔兰则有所不同。就文化、宗教、社会结构、生活条件而言，20世纪的爱尔兰归入西方或第一世界更合情合理，况且19世纪的爱尔兰或其部分地区成为建立和维持大英帝国的帮凶。许多爱尔兰人，包括许多新教徒，成为英国士兵或殖民统治者。相当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热诚地支持了基督教项目，而这是欧洲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强调殖民事实，爱尔兰则显得更为“后殖民”，爱尔兰长期以来为争取摆脱英国的殖民控制而抗争。许多（虽然不是所有）参与或受该斗争影响的人将其著作看作反殖民斗争的一部分。英国对爱尔兰的控制完全符合殖民控制：本族人所信仰的宗教区别于统治阶层所信仰的宗教，因此，爱尔兰人的公民权被剥夺；殖民当局试图消除本族语爱尔兰语（盖尔语）；区别于英国文化的本土文化（凯尔特文化）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凝聚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爱尔兰既是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又是其殖民统治的受害者。只要我们综合考虑后殖民的几种定义而不是选择其中之一，爱尔兰与殖民化和去殖民化的历史联系会变得复杂。解释爱尔兰与后殖民世界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将这几个不同的定义综合考虑。
二 英国对爱尔兰的妖魔化
阿诺德在《论凯尔特文学研究》（1867）中首次提出英国是由撒克逊人和凯尔特人等不同种族综合而成的观点，两者分别代表着光明与黑暗、教化与原始、文化与市侩。雷南（Ernst Renan）在其名篇《凯尔特民族的诗歌》中首先是一段“充满了一种模糊的悲伤”的对凯尔特风景的描述，其次把凯尔特人描写为“一个怯弱而保守、有着浓重的宗教天性的民族”，最后对凯尔特文学的辉煌进行了详细分析。[5]阿诺德借用了雷南对凯尔特人特征的许多刻画，尤其是他们在情感方面的天分：“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他们那样深入地进入内心。”[6]雷南将这种潜在的性属特征明确说明：“如果我们可以向对个人那样赋予国家以性别，我们不得不毫不迟疑地说凯尔特人本质是一个上女性化的种族。”他们“首先是一个喜欢宅在家里的种族”，主要因“想象力”闻名于世。但这也是他们的缺陷：凯尔特人“在用梦想代替现实、不断追寻宏伟幻象中耗尽了自己的能量”。[7]因此，他们的特点是：女性化、耽于想象和缺乏行动力量。雷南认为正是这些导致凯尔特人缺乏政治决断力和效率。
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对爱尔兰的偏见依然很盛行。阿诺德冒着一定的风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牛津大学设凯尔特研究系主任一席。对阿诺德来说，这一席位的作用是重新寻觅被殖民民族的踪迹以便改变殖民者的病态文化，同时向爱尔兰传达一种和平的信息。不过，作为英国人，阿诺德认同雷南的看法，认为“劣等民族”应该消失和彻底灭绝。因此，他很高兴看到盖尔语作为“这个被打败民族的象征”彻底灭绝。但在《论凯尔特文学的研究》中他表示并不希望消灭凯尔特语，相反，他希望凯尔特语成为学术研究对象、一种已经灭绝的文化遗物。在阿诺德看来，凯尔特文化或多或少地已经不再是一种积极、有生命力的力量。自称有着世界主义情怀的阿诺德不赞成当时要求振兴盖尔文化的政治诉求，原因是他所主张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是所有这些岛屿（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居民逐渐融合为一个同质、讲英语、摧毁各自特色、合并各个独立地方种族的整体民族。因此，阿诺德坚持认为凯尔特文化必须被吸收进英国文化而不是与之对抗。尽管盖尔语是印欧语言，先前的种族理论一直认为凯尔特人是非白种人（non-Caucasian），是非法的入侵者。种族文化偏见依然存在。把爱尔兰人看成类人猿或黑人依然大有人在。广为引用的金斯利（Kingsley）对斯莱戈居民的描述来自于1860年，把他们称作“可怕的”、“白色的猩猩”。直到1885年，贝多（Beddoe）在《英国种族》中还将爱尔兰人描述为“非洲人种”（Africanoid）。而诺克斯（Knox）否认爱尔兰的悲惨现状是由英国的不当统治造成的，相反，他认为：
所有的邪恶均来自这个种族，爱尔兰的凯尔特种族。看看威尔士，看看卡利多尼亚，都是一样。应该强迫这个种族从这块土地上离开。如果可能，使用合理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离开。[8]
爱尔兰的凯尔特人被刻画成贫穷、繁育过多，他们的脸上显现出黑人特征。在英国文学经典中，爱尔兰人被定格为负面的小丑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中的爱尔兰人麦克摩里斯上尉被刻画成一位爱说大话、愚蠢无知、民族自尊心过于强烈、敏感易怒和睚眦必报的人物。
威尔士上尉弗鲁爱林对同是英国殖民地出身的爱尔兰上尉麦克摩里斯的评价是“拿耶稣起誓，他是一头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头蠢驴——我要当他的面说明这一点。你要知道，他对正宗的兵法，也就是罗马兵法，并不比一条小狗懂得更多”。[9]对弗鲁爱林来说，最“正宗的兵法”是曾经的帝国“罗马”的兵法，来自英国殖民地的麦克摩里斯的兵法知识和作战能力是他所鄙夷的。麦克摩里斯是一个夸夸其谈而实际上愚蠢无能的军官，他指责道：“基督在上，嘿！活儿干得不好。工事放弃了，喇叭已吹过了收兵号。凭我这只手和我父亲的灵魂起誓，活儿干得不好，已经放弃了。我本来可以，基督保佑我，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座城市炸掉。唉，干得不好，干得不好。凭我这只手起誓，干得不好！”[10]当弗鲁爱林要和他“用辩驳和友好交流的方式，谈谈关于兵法、关于罗马人作战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表现出胆怯，到处找借口，还装出一副很勇敢的样子，“基督保佑，这可不是说闲话的时候：天太热了，气候不好，又打仗，还有国王、各位公爵——这可不是说闲话的时候——正在围攻城市。喇叭在召唤我们往缺口冲锋，我们却在这里说话，基督作证，啥也不干。这是我们大家的耻辱。上帝保佑，站在这里手脚不动，真是耻辱。凭我这只手起誓，这是耻辱。还要去杀敌，还有事情要干，可什么事都没有做，基督保佑吧，嘿！”[11]当弗鲁爱林要议论爱尔兰民族时，麦克摩里斯表现得异常敏感、易怒。而这也正是英国观众所习惯的面对爱尔兰的“审丑”式娱乐。
弗鲁爱林：麦克摩里斯上尉，我想，你瞧，倘若你不见怪的话，你这个民族里并没有出多少——
麦克摩里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又怎么啦？真是恶棍、杂种、奴才、流氓。我们这个民族又怎么啦？谁敢对我们的民族说三道四？[12]
他对弗鲁爱林反唇相讥，“我可不晓得你是跟我一样的好汉”，并扬言“我要砍掉你的脑袋”。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爱尔兰人都是英国文化产品挖苦和嘲笑的对象。萧伯纳作为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剧作家对爱尔兰人这种形象也颇有认识，不过他巧妙地利用这种形象写就的喜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对英国人也进行了深刻的挖苦。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领导的戏剧运动则试图重新树立爱尔兰人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