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文化统一民族：去殖民化的诗学

第一节 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

叶芝曾说自己有三大兴趣：民族、文学和哲学。这三种兴趣相互促进、相互呼应。民族题材有利于叶芝的文学创作，可以使他获得文学创作上的独创性；文学是他表达民族情感和实现民族主义的有效途径；哲学则为叶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特色。这三大兴趣的中心是文学。这就决定了叶芝的民族主义是文学的，而非政治和暴力的。叶芝对爱尔兰的现实认识得非常清楚。爱尔兰民众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组成，其中天主教徒占大部分。这两股势力由于信仰不同相互猜忌。另外，新教徒中有一部分属于优势阶层（Ascendency），他们曾经是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代理人。爱尔兰社会的阶级差别也很大，特别是大饥荒之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爱尔兰普通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极低。整个爱尔兰在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文化压迫之下，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分崩离析，犹如一盘散沙。更为不幸的是，用来凝聚民族精神的古老爱尔兰神话和爱尔兰语言都在英国的文化殖民之下消失殆尽。因此，叶芝立志首先在文化上统一爱尔兰，形成一种区别于英国文化的爱尔兰文化，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优势阶层和普通爱尔兰民众紧密地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有爱尔兰性的民族意识。对于毛特·冈所从事的政治民族主义活动，叶芝认为意义不大，特别是他从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帕内尔的垮台看出，爱尔兰要想实现政治独立，首先要在文化上统一。实现文化统一和文化独立是实现政治统一和独立的重要前提条件。那么如何实现文化民族主义呢？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振兴爱尔兰古代传说、收集爱尔兰民间故事和积极领导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

诸多被殖民的民族文化振兴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寻根，追寻被殖民前的文化根源。爱尔兰文艺复兴便是从爱尔兰古代传奇的重新挖掘开始，特别是英国殖民爱尔兰前流行于爱尔兰的经典传说和英雄故事。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艾尔斯特序列故事（Ulster Cycle）及关于库胡林的故事《夺牛记》。格雷戈里夫人将此故事翻译为英语，叶芝大为赞赏，并依据它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和戏剧创作。

另外，叶芝还重视后来斯皮瓦克所谓的“底层研究”，他从民间收集童话故事，其中许多从今天的科学看来有些迷信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关于鬼怪、精灵的故事。爱尔兰农民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叶芝认为这恰恰是未受到英国文化掠夺的宝贵的凯尔特文化资源，证明了凯尔特文化与欧洲所有其他民族文化的起源一样，如圣经、古希腊罗马神话，是对自然的想象，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未受到现代所谓理性和科学的清洗。

在早期资料积累基础上，叶芝通过出版书籍和诗歌创作不遗余力地推广爱尔兰文化。然而，结合爱尔兰的文化现状，他认识到，戏剧是一个很有效地推广爱尔兰文化的渠道。许多爱尔兰人未受多少教育，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并不多，但他们“也许愿意听”。而戏剧是一个能直接与大众接触的平台。因此，叶芝积极创办爱尔兰民族剧院，并运用爱尔兰的题材创作了许多剧本。

一 叶芝与爱尔兰古代传说与民间故事

霍米·巴巴在《民族和叙述》的导言中指出：“民族就如同叙事，在时间的神话中失去了它们的源头，只有在心灵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这样一种民族或者叙事的形象似乎显得极为罗曼蒂克并且具有过多的隐喻性，但正是从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的那些传统中，西方才出现了作为一种强力的历史性观念的民族。”[1]民族本身便是一种叙事建构。而要建构民族性，就必须回到最初能确定民族身份的叙事题材。因此，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民族身份被殖民统治解构的民族总是要“寻根”，寻找最初的先民传说。

爱尔兰，这个被英国殖民800多年的国家，文化和语言几乎被完全消灭。然而幸运的是，它有着丰富的古代传说。叶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叶芝对恢复所谓爱尔兰身份象征的爱尔兰语并不抱有希望，但却很明智和务实地看到了爱尔兰古代传说在构建爱尔兰民族身份过程中的重要性。很早的时候，叶芝便着手于爱尔兰古代传说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直至出版《诗集》（1895），叶芝早期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他作为一位民俗学家的成绩。到1894年为止，他撰写或编辑的十卷书中就有三本民间传说作品：《爱尔兰农民童话和民间传说》（1888）、《爱尔兰童话故事》（1892）和《凯尔特的薄雾》（1893）；另外两本书，《卡勒顿故事集》（1889）和《爱尔兰代表性故事》（1891），包含了大量的人类学和民间传说材料。1886年，在评论弗格森诗歌的两篇文章中，他充满信心地宣称“伟大的传说是各民族的母亲”，爱尔兰传奇题材“为治愈我们民族提供了活水”。对致力于复兴爱尔兰文化的青年爱尔兰协会他充满了兴致。到了1889年，他关于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传统对确立民族身份的信念已经成为宣言“没有文学便没有好的民族性，没有民族性便没有好的文学”[2]。

1889年，叶芝24岁时，就给一位年轻女诗人提供父亲般的忠告：“你将会发现以爱尔兰传奇和地方素材作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有助于创新，并且使我们的诗歌真诚，也没那么多竞争对手。况且，一位诗人应该最喜爱与自己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东西。”这里他所指的竞争对手是英国诗人布朗宁、斯文伯恩、丁尼生、罗塞蒂和莫里斯。况且，只和自己同胞竞争的爱尔兰诗人也很容易为自己赢得名声。佛格森、艾林汉姆、曼根和戴维斯为爱尔兰文学做了许多努力，很显然，还远远不够。

直到二十岁的时候叶芝才开始选择爱尔兰题材。“我以前更喜欢阿卡迪亚和浪漫时代的印度题材，但现在我确信……除了我自己的国家，我不应该到别的国家寻找诗歌的景观。”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一题材的转变是受到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奥李尔瑞（O'Leary）的影响。奥李尔瑞1885年被英国流放，20年后回到都柏林，很快身边聚集了一群爱尔兰作家。他鼓励自己的门徒，包括叶芝、凯瑟琳·悌南、道格拉斯·海德等，借阅自己收藏的关于爱尔兰的书籍，并向他们讲述了50年前青年爱尔兰组织的革命诗人事迹。奥李尔瑞和这些人曾交往甚密。1888年他资助友人出版了一本《青年爱尔兰诗歌和歌谣》。同时，他还主编文学周刊《盖尔人》（Gael）。叶芝编辑爱尔兰书籍的时候，如1888年的《爱尔兰农民神话和民间传说》、1889年的《卡勒顿故事集》和1890年《爱尔兰代表性故事》，奥李尔瑞给了他许多有用的建议，比如应该收藏哪些内容。

然而叶芝和奥李尔瑞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他从奥李尔瑞那里学到了自己所想学的东西。奥李尔瑞认为诗人主要是爱国主义的：出生在爱尔兰的诗人应该是爱尔兰诗人，应有助于形成青年爱尔兰作家称作“民族精神”的东西。叶芝也很爱国并认可诗歌可以完成此大任的看法，但却不喜欢伤感的民族主义。“所有的诗歌应该尽可能地有本土特色。我们应该更具我们所热爱的熟悉景色作诗，而不是我们游荡的陌生景色。”当地的习俗、人物、歌曲和故事及表达方式使这些景色更加灿烂闪耀。

叶芝使用民族性题材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民族具体性揭示世界普遍性。1888年9月2日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更伟大的诗人来说，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和民族生活有关，并由此抵达普遍而又神圣的生活：没有什么是孤独的艺术瞬间。到处都有统一。一切事物都能完成某种自身之外的目的。冰雹是上帝的旅客。草叶在其尖部携带着宇宙。但要获得这一普遍真理，要看到无处不在的统一性，如果不是旅行者，你只能通过附近的东西，你的民族，或你的村庄和墙上的蜘蛛网。没有民族你就不会拥有最伟大的诗歌，如同没有象征就没有宗教一样。一个人只能用戴着手套的手伸向宇宙——那手套即他的民族，他唯一知道的东西，即使所知不多。[3]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凯尔特学者们开始热衷于翻译。凯尔特考古学会和乌辛学会成立，致力于将爱尔兰语的文本翻译成英语。奥卡里（O'Curry）和奥多诺万（O'Donovan）使不懂爱尔兰语的叶芝也可以阅读本民族文学。奥格拉迪（O'Grady）和塞缪尔·佛格森都曾用古代爱尔兰故事写作。这些都使叶芝认识到古代爱尔兰文学是可塑的，而叶芝可以像雨果为法国写作《世纪传奇》一样为爱尔兰做点什么。

叶芝在《诗歌与传统》中写道：

我一直努力建立一个理想的爱尔兰……这个想法一直萦绕于心。由于受别人的影响，主要是威廉·莫里斯的影响，我渴望增强爱尔兰的愤怒，知道我们能像莫里斯和拉斯金那样满怀爱国心地去恨……难道我们这个贫穷的民族没有古老的勇气、尚未变黑的土地和自我牺牲的秉性吗？……我们要在爱尔兰古老而又传统的铁砧上锻造崭新的刀剑，为最终恢复古老、自信和欢乐的世界去战斗。[4]

叶芝认为口传文化包含着未被破坏的古老传统，从中可以揭示真正的民族特征。在为《爱尔兰农民神话和民间传说》所做的序言中他热情洋溢地声称爱尔兰西海岸的凯尔特人依然没有被“时代精神”污染，那里的民间传说维系着人们与爱尔兰远古时代的练习，为现在“都市人民”提供失落的“灵视”知识。这种看法其实并非空穴来风。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运动主张情感高于理智。人们普遍认为民间故事中有着比人造文化和艺术更强烈和更真实的经验和情感。

二 叶芝的“底层研究”

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一起下到爱尔兰西部的农村收集民间故事，编有《凯尔特的薄暮》。叶芝在自序中写道：

这个世界尽管残缺破损、笨拙不堪，却也不乏优美宜人、富有意义之事物。我像所有艺术家一样，希望用这些事物创造出一片小天地，通过幻象，向那些愿意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的同胞，展示爱尔兰的一些特点。因此，我忠实、公正地记录下我所听到、看到的东西，除了发些感慨之外，并不妄添自己的想象。我的信仰其实与农人们相差无几，所以我所做的，无非只是容许我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鬼魂和仙人们各行其道，既不用我的任何观点挑剔他们，也不为他们辩解。人所听到、看到的事物，均为生命之线，倘能小心将之从混乱的记忆线轴上拉出，谁都可以用它来任意编织自己想要的信仰之袍。我和别人一样，也编织了我的袍子，我要尽力用它来温暖自己，倘若它能合身，我将不胜欣慰。希望和回忆育有一女，名唤艺术，她的居所远离人类用树杈高悬袍衫充当战旗的绝望之地。哦，希望和回忆的可爱女儿，请来到我身侧，徜徉片刻。[5]

从这一段序言中可以看出叶芝编这本故事集的目的、原则和希望。他的目的是用这些“优美宜人、富有意义”的事物向爱尔兰同胞“展示爱尔兰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特点便是叶芝在《文学中的凯尔特因素》中所强调的“富于想象力”的凯尔特特性。他的原则是“忠实、公正”，“不妄添自己的想象”，试图以“客观、忠实、公正”的方式呈现给世人真实的爱尔兰传说和故事，从而以第一手材料回击雷南和阿诺德对凯尔特人的歪曲和丑化。叶芝希望从这些故事中“编织自己想要的信仰之袍”，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提供灵感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