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国家主题”的概念解析
为了能够将“国家主题”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详细解读，本书采取层层解析的方式。
首先，作为一个合成词，“国家主题”的释义可以首先从“国家”谈起。按照美国学者约翰·A.霍尔和G.约翰·艾坎伯雷的看法：“如何给国家下定义，社会科学家们大体是一致的。一种复合性定义可包含三个因素。第一，国家是一套机构，这些机构是由国家的相关人员操纵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作为暴力与强制手段的机构。第二，这些机构处在通常被称为社会的那个以一定的地理界限划分的领土的中心。关键是，国家对内需关注它的国内社会，对外需留意它在其中活动的更大范围的各种社会；它在某个领域中的行为常常只能用它在另一个领域中的活动来加以解释。第三，国家垄断着其领土内的规则制定。这种情况要求创建一种被所有公民分享的共同政治文化。”或许有感于这样的界定过于详细、侧重了某些方面，两位学者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提到了：“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定义，有些对该定义局限性的评价不无道理。人们马上会注意到，这个定义同时具有制度性与功能性。然而，历史有时会使两者关联的分离成为必要……历史上，并非所有社会都被国家所控制。中华文明通常被一个单一国家所控制，但拉丁基督教世界从来不是这样……”[1]谈及定义的局限性自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还有什么比定义或概念更能在界定一种事物的同时又限制了事物本身呢？！然而，通过东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概念，它既有古今的差别，又有文化语境的差异。这样的特性，决定我们在使用它及其衍生概念时必须强调其所能指涉的时间与空间。
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约瑟夫·R.斯特雷耶曾试图以具备“历史久远”“空间固定”“具有永久性的、超脱于个人之上的机构、制度”“一致同意需要一个权威，且具有作出最终裁决的权力”“臣民应效忠于该权威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五个方面主要特征的“政治单位”来界定“现代国家”。[2]“现代国家”概念的出场对本书的研究至关重要——没有“现代”二字，中国新诗将失去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没有“现代”二字，中国新诗的“新”也将不复存在……不必再列举更多关于“国家”的概念了，正如普泛意义上的定义总不能完全涵盖、替代那些个性的范畴。本书中“国家主题”的“国家”是“现代中国”或“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代称，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华性和鲜明的政治文化意识；它是现代诗歌赖以生存的文化场域，现代诗歌从发生到发展都留下其浓重的投影并与其命运息息相关。
其次，是“主题”。在本书中，“主题”在整体上取主题学研究的“主题”之义，并包含具体作品的“主题”。按照《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中的界定：主题学（Thematology）“是文艺学，特别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母题、人物典型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着重考察并描述主题的起源、现状、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主题类型的特征及其构成方式，研究不同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并探讨这种流变的文学、文化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原因”[3]。主题学的研究视野决定它和一般作品的主题研究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正如台湾学者陈鹏翔指出的：“主题学是比较文学中的一部门（a field of study），而普通一般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是任何文学作品许多层面中的一个层面的研究；主题学探索的是相同主题（包含套语、意象和母题等）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作家手中的处理，据以了解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意图’（intention），而一般的主题研究探讨的是个别主题个别处理与呈现。”[4]主题学意义上的“主题”研究使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创作得到立体、繁复的呈现，进而建立了“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研究模式；主题学研究从不漠视一般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并常常以此为重要的逻辑起点。“主题学中的主题研究不能脱离对具体作品的主题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跨文化阐释。”而此时，具体作品的“主题”（Theme）含义应当是：“表达作者见解或观点的基本思想。作为西方文论中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意’、‘立意’相对应。通常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品中提出的人生基本问题，二是指作品中通过具体人物、情节等因素体现出来的思想和观念。”[5]
在大致了解“国家”和“主题”的含义之后，“国家主题”的概念也基本得以确定：本书中的“国家主题”是研究“国家”的“主题”，它虽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家”与“主题”的叠加，并保有两者的应有之义，但在合成之后具有更为复杂、独立的内容。由于主题学的研究视野，“国家主题”是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题材、主题（此时主题的含义指单个作品）、母题、意象、情节、人物等，以及与此相关的隐喻、象征及蕴含其中的创作意图和文人心态等多个方面。从研究的角度说，作品对于“国家”的多义表达，可以视为“国家主题”的物质层面；而分析作品潜含的“国家主题”，进而揭示不同时代“国家主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需求关系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可以作为“国家主题”的精神层面。除此之外，“国家主题”在具体展开时还包括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鲜明的政治文化特征，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决定的。鉴于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及认同感总是与历史、传统和当前社会现实息息有关，它既有深远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像文化传统一样沿传、发展并带有民族的、群体的特征，又有显著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心理、政治身份、政治人格等密切相关，所以，称其有政治文化特征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是时代性和可变性。“国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不同时期的“国家主题”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自身的原因可以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不仅如此，“国家主题”的时代性自然也预示了它的可变性。时代性与可变性相互交织，既揭示了“国家主题”背后深远的历史内容，同时，又揭示了“国家主题”自身的丰富性。第三，是“本土性”倾向。本书所言“国家主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各阶段社会主题在诗歌中的呈现，是典型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它虽借鉴了主题学研究的某些方法，但其不存在跨国家、跨民族以及跨文化的比较。它的“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主要集中对不同年代“国家主题”的梳理，进而以历史流变、平行并置的方式呈现“国家主题”的发展。汲取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又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样成为本书中“国家主题”的重要特征。
二 现代性视野下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
尽管，现代性一词已被过度使用，但本书在谈及“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6]时仍使用这一术语。鉴于现代性的含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被多次阐释，这里仅以具体的、相对的“现代性”确定现代诗歌国家主题的言说理路。显然，相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诗歌的生成、发展而言，现代性都是一种有效的说法。现代中国的追求之路、现代诗歌的审美艺术追求，恰恰生动地再现了现代性的两副面孔——社会的现代性（又可称为“启蒙的现代性”）和美学的现代性（又可以称为“文化的现代性”或“审美的现代性”）。然而，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两种现代性并不像西方现代社会那样经常呈现出否定、对抗的状态，相反地，它们常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肩负着建构现代中国、推动现代诗歌审美艺术的使命。值得指出的是，着眼于现代诗歌的历史，美学的现代性虽可以作为其内在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是说现代诗歌的审美艺术就是不断向前发展、始终呈现上升趋势的。现代诗歌的历史发展事实已告诉我们：其现代性的轨迹，特别在某一特定的阶段是曲折的、坎坷的，至于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文学现代性的必然规约，而从精神到物质层面上的“国家主题”对现代诗歌的强有力影响，正是反映上述规约关系的重要环节。
对比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中国虽早有“国家”之名，但不具备“现代”之实。结合已有的、普遍为教科书使用和人们接受的中国历史分期可知：“鸦片战争”（1840—1842）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叩开古老东方大国之门，现代性开始遭遇中国，中国由此进入近代历史阶段。由于近代中国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被迫走向现代之路的，所以，它的发展情况显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而中国深远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这种不同。“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7]正如人们可以通过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看到近代有识之士渴望通过学习西方走上自强、求富之路，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现代中国观念的兴起显然与此有关，现代文学的语言、形式均发生相对于古代的变化也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由此看待现代中国观念的兴起与现代诗歌的诞生，两者在“现代性”的视野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同源和同步倾向，而历史学意义上的近代社会恰恰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和现代诗歌的过渡期和孕育期。当然，谈及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还应当从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也许，就诗歌的理想情境来看，诗人往往不屑于谈论诗与国家的关系，诗歌超凡脱俗的精英意识和诗人高贵的自我、情感的寄托，常常使其不愿过多指向国家的权力机构、政治体制以及世俗化的生活，但理想显然不能等同现实，而国家也似乎从未忽视过诗歌的存在并以强有力的现实影响着诗歌的发展、诗人的命运。从孔子在论“诗”的过程中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总结了诗歌的功用意识，到现代中国诗歌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始终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现代诗歌相对于“国家主题”的呈现，不但有深远的文化传统，更有具体的、现实的文化语境。这一点，既是现代诗歌“国家主题”之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同时也是诗歌社会属性之使然。
为了能够更为清晰、具体地阐释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本书在“国家主题”这一整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三个较为重要且在论述中经常要出现的概念：“国家意象”、“国家想象”、“国家隐喻”。这三个词语相继指向了“国家主题”的三种基本形态，即语言、形象层面；理想、价值层面；修辞、技艺层面；而由这三个层面向下开掘，则又会建立起“国家主题”与时代背景、作家具体的创作意图及文人心态之间的有机联系。除上述三种基本形态外，本书在阐释国家主题时，还会涉及民族、人民，以及“国家”的同义词如“祖国”等，它们将在以后出现时一一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三 研究的结构、方法与价值
随着中国新诗国家主题之研究对象、概念的确定，本书的结构和主要研究方法也随之确定下来。
在结构上，本书主要分为四编。第一编“国家主题的现代寻踪”分为四章，主要以“纵向通论”和大致“十年为一个时段单位”的形式分析国家主题在现代诗歌历史各阶段的演变及其具体呈现；第二编“国家主题的当代流变”分为五章，主要以“十年为一个时段单位”的形式分析国家主题在当代诗歌历史各阶段的演变及其具体呈现；第三编“意象的解读与诗艺的考辨”分为四章，主要以横向、专题的方式分析几种有代表性的国家意象在现代诗歌中的具体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诗歌的创作演变加以反思；第四编“国家的想象与诗人心态的探析”分为五章，主要阐释现代诗歌的国家想象并对诗人心态予以类型化的初探。
在方法上，本书主要在文献考证和阅读大量作品的前提下，采用如下几种方法结合的方式。其一，是主题学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从概念来源的角度上看，“国家主题”显然需要主题学的研究方法。“主题学研究有助于揭示社会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弄清各民族文学在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异同。”[8]主题学研究的目的决定其展开时具有“平行比较”和“文化主题”（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互交叉的特点。针对中国新诗，国家主题研究虽并不涉及跨国、跨民族的比较，但选择不同年代的新诗加以梳理会更为深入地揭示国家主题的丰富内涵。同样，鉴于主题学一度被认为存有“缺乏问题意识”“未涉及文学的相互影响”[9]的不足，选择阐释学加强单个作品的主题、意象和语言等的分析，可以更为客观真实地把握文本的寓意和作者的原意。其二，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研究”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含政治学等）的方法，与“国家主题”本身就与一个跨历史学、社会学的范畴有关，同时，也与现代诗歌及国家主题存在的场域“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有关。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可以清晰地呈现现代诗歌各阶段的“国家主题”，进而把握其相对于社会、时代的发展轨迹，交织出一部国家主题的发展史。其三，是细读法与文化心理学相结合。细读法作为英美新批评的一个术语，在本书中主要针对现代诗歌的文本和形式本身，通过“细读”，可以读解出诗歌意象、修辞的内蕴和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通过文化心理学的分析，可以分析国家主题影响下诗人的典型心态和人格命运，从而更为立体、繁复地呈现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
此外，就研究的价值而言，首先，本书的意义在于拓展新诗研究的视野。以主题学为主、跨学科交叉研究国家主题对现代诗歌审美艺术、文化价值层面的影响，可以丰富中国新诗的历史认识，实现新诗史研究与主题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同时，分析国家主题在现代诗歌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与演变，反思新诗历史的若干问题，可以拓展新诗研究的理论视野，推动中国新诗史的研究，丰富中国新诗的文论体系。其次，适应历史趋势及其现实意义。通过现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明确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应有的合理、辩证的关系，对当前的新诗创作给予实际的指导。最后，联系当下的社会实际，本课题还会在具体研究新诗历史的同时，与当下的国计民生等现实性话题关系密切，进而与其产生互动及影响。
[1] ［美］约翰·A.霍尔、G.约翰·艾坎伯雷：《国家》，施雪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其中，“通常”二字加黑取自译文，概为突出强调之意。
[2] ［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普林斯顿经典版序（一）”，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之“主题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页。
[4]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第2版，第26页。
[5] 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之“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6] 在本书中，“现代诗歌”指的是步入现代之后的新诗，它涵盖了通常文学史叙述过程中“现代”与“当代”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创作的新诗都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列。在本书中，“现代诗歌”“中国新诗”“新诗”，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在没有特殊限定的前提下，是同一概念，在以后使用的过程中，不再重复解释。
[7]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总序”，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8] 尹建民主编：《比较文学术语汇释》之“主题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477页。
[9] 关于主题学的“不足”，本书主要参考了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文。在该文中，作者主要提到了韦勒克在《文学原理》（第三版）的看法，即“这种探源工作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连贯性或辩证。它并未提出单一的问题，当然也就未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和贝登史伯哲和哈扎特的“都坚决反对这一门研究，理由很简单，这一类研究‘会永远不完整’，而且未涉及文学的相互影响”。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第2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