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国家主题的现代寻踪
第一章 现代诗歌国家主题的历史确立
结合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的陈述，唯有白话征服“诗国”，白话文学运动才算彻底胜利，所以，他要“全力去试做白话诗”[1]，不难看出，白话新诗的诞生作为现代文学发轫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在语言和形式上动摇了传统诗歌的根基。然而，正如一切变革都无法摆脱其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显然是包括新诗在内的各式文体走向现代的历史前提，而时代、社会意义上的“国家主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现代诗歌产生了互动关系，并在现代诗歌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贯穿其历史的重要主题内容。
一 现代国家观念的本土兴起与创作表达
按照梁启超在《宪政浅说》中的说法，“我国文之‘国’字，古文但作‘或’。许氏说文之释或字曰‘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其用意之精，含义之富，真不可思议，从口所以表国民也，从一所以表领土也，从戈所以表统治权也。文字中以口字表众人者最多。如合字之类皆是也，唯武然后有权力，故以戈表焉。人在地上，戈以守之。国家三要素具矣”[2]。“国家”一词所包含的国民、土地、政权三要素由于许慎《说文解字》的解读，对古代国民而言，似乎并不陌生。但结合中国历史可知：古代诸侯为“国”、大夫称“家”，往往使“国家”含义与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该词的含义相去甚远（“西学东渐”以前，中国古代拥有的其实是“天下”观念）。以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谈及“积弱之源于理想者”所言的“三事”，即“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3]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国家”观念的匮乏。作为跨越近、现代的文化巨人，梁启超之所以以大量文字论述“国家”并指出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不足，其目的显然基于一种现代立场上的思想启蒙。深感于“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4]，1902年初，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曾主笔论说“新民”：“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5]在梁启超看来，民强则国强，“新民”不仅是民主新政、社会道德的基础，而且是救亡独立的手段。为了能够进一步表达其“新民”、“新国家”的思想，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还相继涉及了“公德”、团体与个人之间“自由”关系等问题，这些论述充分显现了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异及当下的现代意识。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家思想”在晚清至辛亥革命前是颇具代表性的，它在具体指向上往往可以和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不谋而合，其实反映的是现代国家观念的兴起已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公共话题之一。然而，透过维新派、革命派常常在流亡的道路上传播思想，人们不难看到现代国家观念兴起背后隐含的一代知识分子坎坷的心路历程，而这一心路历程归根结底又是和封建帝国的衰败、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叩开国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步加剧，启蒙和救亡也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题。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在思考本民族发展之路和对比东西方国家思想异同的过程中反思历史、放眼未来。在思想上，他们著书立说、开启民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创作上，他们直面实事、寄托理想，走出个人狭小的艺术天地。具体至诗歌创作，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夏曾佑、蒋智由、谭嗣同等新派人士，均以感时忧国的文字触及“国家主题”。其中，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诸多篇章，既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爱国抗敌将士的礼赞和捍卫国家领土的誓词，又表达了诗人对庸臣误国行为的斥责，以及对侵略者残暴行径的悲愤。即使仅着眼于现代国家观念在诗歌创作中的兴起与传播，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的部分纪游篇章以及《日本杂事诗》，也因其以“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视野，道出了异邦风物和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对比，以及诗人切身的感受。作为《日本国志》一书的补充，《日本杂事诗》等充分表达了黄遵宪“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6]所包含的渴望取法西方、改革维新的理想与主张。这种理想与主张，除与黄遵宪本人游历西方、思想更新密切相关外，更为重要的，它还包含着政体变革和建构新国的现实主张。
从日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革命派的建立民国的主张及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出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具有怎样的进步意义。无论结果如何，这些针对封建王朝落后思想的主张，都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铺平了道路。上述趋势就“现代性”的角度来说，包含着近代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性”后逐步向现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过程。当然，与社会层面上的“现代性”相比，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期文学层面上的“现代性”在更多情况下呈现了与前者一致的态势，因而其功用价值也更为明显。正如黄遵宪在1902年致丘菽园信中所言：“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7]维新派诗人之所以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自觉地运用诗歌为其政治改革服务，与其对诗歌社会功用价值的正确理解密不可分。其创作表现在内容上，“一方面，他们写出来大量以救亡图强、鼓吹变革为主题的作品，闪耀着鲜明的爱国精神和时代色彩；一方面，主张写‘古人未有之物，未开之境’，写出了大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表现和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的作品，极大地开拓了诗歌内容的疆域”[8]。这种最终可以归结为“国家”“政治”的书写，同样也影响了诗歌形式及其内在质素：“他们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旧规格内刻意创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既加以继承，又不受传统形式的束缚，努力开拓新的天地，扩大诗歌的表现力，他们还提出了‘我手写我口’，以‘流俗语’、新名词入诗，在诗歌通俗化的道路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9]而在晚清出现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诗界革命”，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 “革命话语”的溯源与时代影响
对于晚清诗界而言，其“新话语”的浮现或曰遭遇“现代性”的高潮无疑是在“诗界革命”中完成的。尽管，在充分反思“丙申、丁酉间”（1896—1897）“新诗”创作，以及肯定诗歌作为输入新思想的载体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提下，梁启超在揭示“诗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于《夏威夷游记》（旧题《汗漫录》；又名《半九十录》）中提出了引人注目的“三长”（即“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具备的诗歌理想，以及只有通过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才能完成“诗界革命”、实现“欲造新国”的抱负和决心——
……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如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
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唯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礎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10]
虽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梁启超“诗界革命”中之“革命”在本意上仍然是强调通过借助外来语汇的手段而实现一种“变革”的力量[11]，但由于源出《易经》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所包含的“革命”二字，一直以其武力推翻前朝的进步性、合理性，“向来构成儒家政治文化和中国政治模式的基石”[12]，所以，在当时具有“反满革命”，以及“武装勤王”的现实条件下，“诗界革命”话语一出，便促进了诗歌中激进的革命意识：蒋智由盛赞法国革命并得到传诵的《卢骚》：“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昌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丘逢甲《论诗次铁庐韵》其二的“迩来诗界唱革命，谁果独尊吾未逢。流尽玄黄笔头血，茫茫词海战群龙”。潘飞声《在山泉诗话》中记录的林辂存赠诗：“廿纪龙螭战斗纷，亚东莽莽起风云。山人独立观天演，诗界新编革命军。”都充分显示了外来话语与本土传统碰撞之后产生的独特效果，以及“革命”赋予诗歌的战斗性。因此，尽管梁启超在发觉自己的“原义”被改变后，在《释革》一文中以“区别”“纵论”的方式写下了“夫淘汰也，变革也，岂唯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常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呜呼，其亦不可思而已……”[13]妄图重新解释“革命”一词的含义，并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区分“革命”的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依然无法改变出现于诗界的“革命”话语的本土色彩，以及其与“政治革命”“改朝换代”难以划清边界的事实。
在社会历史的变革必然引起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晚清的“诗界革命”已经在与近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密切关联中，与传统政治文化展开了多元的对话。从上文援引的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的言论中可知：诗歌不仅要在输入新思想的过程中承担启蒙意识，而且要在传播的过程中承担颠覆旧制、重建新国的使命。虽然，从诗歌变革的角度上看，晚清“诗界革命”失败了，不过，它包含的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即“这回‘革命’”不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给予了很大的影响”[14]；而且，作为一种历史的辩证认识：“在历史上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自然不断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为最。这并不就是奴隶根性；他们进步得快，而我们一向是落后的，要上前去，只有先从效法他们入手。文学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之下，外国的影响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过本国的传统”，“在外国的影响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15]由于这一时期包括诗歌在内的文体因“革命”话语的注入而具有了变革、转型的意识，所以，此后诗歌的发展必将走向摆脱传统的现代之路。而晚清以来诗歌与“国家主题”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势必要在一种精神传承和崭新的话语空间中获得更为充分的阐释。
三 白话诗诞生期“国家主题”的历史认识
透过晚清至五四时期的诗歌，不但可以深刻感受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且，凸显于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启蒙意识与政治意识还充分表达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如李欧梵指出的——现代社会历史“感时忧国”的主题也同样造就了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之后的诸多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角度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这一看法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尖锐的两极对立性：这种病态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而现代性意味着在本质上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同时也是对新的解决方法所怀的一种知识上的追求…… 第二，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反传统的立场，与其说是来自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还不如说是出自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思考。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的结果：国家不能够采取积极的态度改弦更张，知识分子因而感到愈来愈心灰意冷，他们对这个国家感到厌恶，转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16]
值得指出的是，经历晚清社会文化的嬗变，白话诗诞生期即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国家主题”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正如刘纳在《嬗变》中指出的：“代替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群体意识的，是五四文学的个体意识……代替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国家观念的，是五四文学的人类意识。”[17]如果说梁启超时代的国家思想更多是因外力冲击和时代反映，而产生的“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18]。已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那么，至文学革命时期，国家思想已逐步呈现出世界主义倾向。从陈独秀写于这一时期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我之爱国主义》《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9]等文章，人们可以看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20]和“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21]。背后隐含的是陈独秀关心国家、社会抑或政府能否保障个人自由、独立和才智的正常发挥。从胡适写于这一时期的《易卜生主义》《不朽》，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介绍我自己的思想》[22]等文章，人们可以读出胡适关于个人与社会、国家，“小我”与“大我”等关系探讨背后隐含的“个人主义”“为我主义”思想，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即“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23]。更是贯穿胡适一生的态度。胡、陈时代的国家思想之所以与梁启超时代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坚持了以科学、民主、人权、自由为价值内核的现代文化观念。文学革命时期以新青年阵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以封建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倡导“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并在思想上呈现出“个人/集体”“革命/审美”“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的“两歧性”，显然也基于这种观念。当然，胡、陈在思想上对梁启超的超越，并不能因此被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立，无论何种思想的出现，都是由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决定的。事实上，在梁启超“过渡时代”和胡适、陈独秀“现代社会开端”阶段“国家思想”的背后，均包裹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解不开的爱国情结。只不过由于两者的表现以及价值观的不同，便决定了具体文学创作在呈现特定主题时的不同。
如果仅从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引起的争论[24]来看待白话新诗的诞生，那么，新诗的历史或许多少存在几分“偶然”。不过，如果从文学革命倡导者持有的现代文化观念角度看待新诗的诞生，其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如胡适晚年总结的那样：“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新文学的问题算是新诗的问题，也就是诗的文字的问题，哪一种文字配写诗？哪一种文字不配写诗？”[25]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同时又始终以进化论观点看待文学的胡适，无疑是在历史认知的过程中，体味到一种语言上的自觉。正如他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即“《尝试集》自序”）中写道：“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究竟他们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做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26]而在被奉为新诗理论的“金科玉律”的《谈新诗》中，胡适更是在联系中外文学的发展趋势后明确地指出：“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27]显然，胡适在白话诗诞生期着眼从文字和形式入手的策略，已解构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根基。尽管，胡适的态度与其始终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立场、强调人格独立和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实验主义精神有关，这不但使其对“革命”话语的激进层面一直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而且，也使其偏重从“文的形式”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特定时期的社会主潮已经决定了五四新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独立的艺术运动，而是一场从属于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次启蒙运动本身也带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文化输入、思想革命的方式进行民族自救与发展，使日益衰败的古老国家重新崛起于现代的“断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诗作为现代文学诞生阶段的重要环节，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社会现实的危机日益加剧，文学社会化、政治化的倾向也日趋彰显出来，这种发展趋势不但反映单纯从“文的形式”下手已经无法与时代主潮合拍，而且表明唯有拓展思想内容的视域才能实现新诗在主题上的根本转变。从胡适作于这一时期的《你莫忘记》《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双十节的鬼歌》《努力歌》《后努力歌》等诗作，以及“发愤谈政治”的主张可知，新诗主题，以及新诗人心态的变化，始终折射着社会层面的“国家主题”及其历史变动，这是新诗与生俱来的宿命，同时，也是新诗内部各质素权力角逐的结果，而现代诗歌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与“国家主题”展开了对话的过程。
四 五四时代新诗国家主题的初步确立
初期的白话新诗，主要刊登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杂志上，最早进行白话诗实践的新诗人如胡适、刘半农、康白情、沈尹默、俞平伯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然而，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诗实践促进了白话的普及、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但其取材、想象方式及审美趣味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基本面貌。显然，新诗之所以称之为“新”，其根本在于完成诗质、形制、语言的多重蜕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1921年郭沫若《女神》的出版，白话诗才彻底实现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变。“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28]闻一多从诗歌精神和时代性的角度称赞郭沫若的“新诗”，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由于《女神》在新诗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纪“动”“反抗”的精神，所以，《女神》中必然会有大量作品触及国家主题并对新诗国家主题的书写率先垂范。首先，《女神》中作品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题和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名篇《凤凰涅槃》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古老传说，塑造了大胆否定旧世界和旧我的凤凰形象。它控诉“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严厉地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芬芳的新世界，充分表现了诗人破坏旧世界、创造现实光明世界的进步理想，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时代意识。诗中凤凰的形象既是年青诗人的化身，也是祖国和民族的象征，还是诗人国家想象、理想寄托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其关注社会现实、建构国家理想的主旨是显而易见的。令人瞩目的《天狗》，以神话传说中的“天狗”自比，且每行均以第一人称“我”开头：“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便是我呀！”这种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人的自我价值、创造力得到肯定的书写，延续了五四时代张扬的个性主义精神，并和《女神》中的其他作品一道，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其次，《女神》中的作品以独特的意象和新奇的想象实现了对国家的书写。除《凤凰涅槃》外，《炉中煤》以“眷念祖国的情绪”道出了异乡游子对祖国的思念，诗人将这种思念化为炉中燃烧的“煤”，并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这种书写无论从意象选取，还是就想象方式、修辞手法来讲，在当时都颇具新意。主题确立之后，诗歌可以通过独特的方式丰富主题的表现空间、获取新的阅读经验，其典型的意义、价值自然不可忽视。最后，对时代“叛逆者”的书写与现实反抗意识的表达。在《匪徒颂》《巨炮之教训》《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作品中，诗人还通过对“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们”“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的礼赞、三呼“万岁”，表达了对“叛逆者”的呼召、偶像的崇拜，以及国家命运的反思。而这种书写的根源在于作者深刻领悟到，“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地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立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色了。”[29]
如果说《女神》时代郭沫若的创作，更多是以眷念的视角、浪漫的自我、想象的方式进行了国家主题的书写，那么，归国后的郭沫若在目睹中国社会现实之后，一度以“深沉的苦闷”“星空”的“仰望”（如《星空》集），排遣内心的失望与忧郁。当然，作为“力的追求者”，郭沫若最终还是从其中超拔出来。“中国的政治生涯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30]出现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的这些文字，已经在揭示时代主题的同时表达了诗人的立场，而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路向。
从现代国家观念的诞生到国家主题在五四时代新诗创作中的出现，文学层面上的国家主题及时代变动，无一不彰显国家观念嬗变留下的浓重投影及政治文化色彩。虽然，新诗在诞生的过程中曾一度专注于语言、形式，但历史地看，新诗的诞生本身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价值观念外化的结果。至《女神》出现，新诗的国家主题书写已初步得到典型地确立，而此后，随着社会、时代、文化的变动，国家主题必将在题材、形式、诗人心态等方面与新诗展开更为丰富而多元的对话。
[1]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原文写于1933年12月），《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其原文为：“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
[2] 梁启超：《宪政浅说》（191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
[3]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16页。
[4] 梁启超：《爱国论》（1899），《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页。
[5] 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90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6]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页。
[7] 黄遵宪：《致丘菽园函》，《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0页。“丘菽园”在钱仲联笺注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和编著的《近代诗钞》“前言”中记为“邱炜萲”。
[8] 钱仲联编著：《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9] 钱仲联编著：《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0] 梁启超：《汗漫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191页。
[11] 关于梁启超“诗界革命”中之“革命”所具有的特殊含义，以及文化背景。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中曾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如果把这一口号及其相伴随的新诗运动与民族主义兴起及叙述模式的形成相联系，可打开另一些有兴味的话题”的前提下，他认为：“在传统的汤武革命话语的思想背景里，在当时革命派重构革命历史的具体情景中，‘诗界革命’的提出和展开，带有强烈的异质性和挑战性。这个‘新名词’也得之于日本人的翻译。梁氏于戊戌变法流产之后流亡日本，不久便发现，‘明治维新’与‘明治革命’是同义语。……他也发现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译成‘革命’，其意义不限于政治方面，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诗界革命’一语多半出于梁氏自创，从日人使用‘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等语化出。将‘革命’与‘诗界’相搭配，已含有新的语法结构，在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之外另辟新大陆，和改朝换代、暴力以及天命等观念无关。这个‘革命’指一般意义的变革，毋宁说却含有进化色彩的历史命令。如果说在本世纪里革命意识形态几乎主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梁启超首先引进的这个‘革命’观念构成了现代动力。”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12] 陈建华：《再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3] 梁启超：《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2页。其中，“区别”是指梁启超在该文开篇通过英语之“革”有Reform和Revolution之二义，以及日本人将本属于“改革”“革新”的Revolution也译作“革命”但“非确译也”，与中国《易》中“革命”的含义加以比较、进行区别，第40页。
[14]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影印本）之“导言”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5] 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292页。
[16]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7—178页。
[17]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217页。
[18]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18页。
[19] 三篇文章分别刊于《新青年》1915年12月15日1卷4号；《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2卷第2号；《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第25号。
[20]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915年12月15日第1卷第4号。
[21]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第25号。
[22] 四篇文章分别刊于或收入《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号；《新青年》1919年2月15日第6卷第2号；《新月》1929年9月2卷6、7号合刊；《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23]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1929年9月第2卷第6、7号合刊。
[24] 胡适：《答梅觐庄——白话诗》，曾收入《胡适留学日记》，1917年6月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时曾署名《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梅觐庄即梅光迪。本书主要是参考了1916年7月22日的《胡适日记》，此外，关于这场争论，以及通信内容，《胡适日记》也有明确的记录，具体见《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441页。
[25] 胡适：《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原为1956年6月在纽约的一次讲话，后收入《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0页。
[26] 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即“《尝试集》自序”），《新青年》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
[27]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纪念号。
[28]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4号。
[29]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第4号。
[30]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1923年5月第3号。